《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精选：最后的日子（多图）

sanmao · 发表于 2006-10-11 01:56:32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精选：最后的日子（多图）

选自张戎着作第五十八章：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80～82岁

张戎

毛在水晶棺材内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 “欺负主席”。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物件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雪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援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钜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朱莉-尼克松夫妇（右二、三）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Ali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着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76年2月24日，毛泽东又一次会见尼克松

1976年2月24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剌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复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衣索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擡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擡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转自《新世纪》)

sanmao · 发表于 2006-10-11 02:09:33

恐怖──毛泽东(中共)政权的基础

张戎毛传中文版出版后，最早读到的朋友和读者都评价很高，“很精采！”“太棒了！”“忍不住一口气日夜读完”，“超过所有写毛泽东的书” ......一位出身于湖南演艺界的朋友，曾三次接触过毛泽东，也认识一些知情者。他说，张戎把毛泽东写活了，毛就是那样一个说话血淋淋、残忍至极的独裁者。他相信书中的史料是可信的，因为书中提到的事凡是他知道的，尤其是湖南部份，都是与事实吻合的。一位从伦敦打电话来的读者说，英文版早已看过，但还希望再读中文版，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陆已听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说过，中共官方的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能相信，张戎这本毛传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北京的友人告诉我，在中文版大量发行后，支持张戎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另一位朋友甚至说，某些学者批评这本书是因为酸葡萄的心理。

一位着名学者如此评毛

日前读到一位着名学者评毛泽东功过的最新文章，不禁感到，学者身份确实很权威，但有的未必名副其实，这些人理论讲得好像头头是道，但却与事实真相相差甚远。就如这位名学者，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政权的认识，实在比作家张戎差多了。

这位学者说，毛泽东和共产党革命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帜，反对蒋介石独裁和一党专政，是建国后才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建政初享有很高的威望，并非凭空而来，是因展现的道德力量才使人敬佩和臣服。

实际上在整个中共历史中，中共公开讲自由民主反独裁反一党专政，只是在抗战胜利在望的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底国共内战全面开打之间短短三四年时间，而且只说不做，是一种对外宣传（见笑蜀着《历史的先声》）而已，与此同时，中共在它统治的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实行的恰恰是毫无自由民主可言的极权统治。张戎毛传第二十八章指出，中共在这段时间突然做出“期望美国式的民主”的宣传姿态，是为了阻止美国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中共一九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曾建立过两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式上完全是仿苏的极权社会（见张戎毛传第九章〈第一个红色中国〉）。中共长征后抵达陕北建立的第二个红色政权陕甘宁边区，同中华苏维埃政府一样也是实行思想专制，严密组织控制的极权社会。此不单张戎毛传有全面介绍，南京学者高华研究延安整风专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及无数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中共革命者的回忆都可以作证。

当年很多知识份子，包括章伯钧这些自由主义者是轻信了中共在重庆的自由民主宣传而上当受骗，如果今天仍然相信这套欺骗说词，就未免太肤浅幼稚了。

至于所谓毛政权建立之初因巨大道德力量得到人民拥戴，这恐怕是中共制造的一个神话。事实上，如果没有血腥屠杀制造的红色恐怖，使人民心生恐惧，中共这个新生政权（包括前两个地方红色政权）是不可能“享有很高的威望”的。

江西红色政权恐怖统治

在第一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毛泽东是以搞肃反，打ＡＢ团来营造恐怖。有关这场恐怖的血腥和残忍，除张戎毛传，与香港记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建华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也有大量披露。张戎在毛传中指出，毛泽东打ＡＢ团，把人抓了关在牛棚中，使牛棚成为准监狱代名词即由此而来，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杀人，以制造最大心理震慑力量的恐怖效应。张戎说，毛在井冈山已经常组织万人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种恐怖手段连最早上井冈山的土匪也吓住了，对毛甘拜下风（这很像黑社会，只有最残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镇慑住众人而成为黑道大哥）。

张戎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像一座大监狱，每个村子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在最极端的日子里，日常往来都可能遭杀身大祸，如发现谁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杀头。

周恩来初来瑞金时，对毛的肃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不支持，因此宣布肃反是错误，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周恩来手下的政保人员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发现不采用恐怖手段中共统治就有危机，于是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份子。”

恐怖制造人民拥戴神话的反证

在这里，恐怖对制造人民拥戴的神话的效应从反面得到证明。在中共前后建立的三个红色政权中，人民发牢骚，政权威望受到挑战，恰恰都是在政治气候相当宽松，恐怖力度相对较小之时。张戎毛传第二十章〈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对比了延安整风前后的气氛。斯诺夫人海伦对张戎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对毛不敬），七年后没有敢这么说，冷嘲热讽、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一九四四年六月延安关闭多年后第一次允许记者来采访，重庆记者赵超构发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他以同一问题问过二三十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但又都坚决否认他们的思想受到管制。那位在整风前敢写文章批评中共等级制度的作家王实味则声色俱厉的自我批判，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 ...... 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再一个例子是五七年反右前后，这大家已知，不再赘述。中共第三个政权之初的“威望”是靠几场遍及全国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运动。第一是土改。张戎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即所谓解放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份农村都经历了土改，被斗争的受害者起码有一千六百万人，死亡难计其数。恐怖产生了毛泽东期望的效果，给毛泽东的土改报告说“人人害怕”，“农村极度紧张。”甚至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看到河北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份被消灭”，“农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为打赢内战，中共将解放区变成战争机器，向农民征夫、征粮、征钱。大多数农村青壮年被征调作为支前民工，仅淮海战役，征夫就高达五百四十万人，被征调的粮食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因为土改的恐怖，农民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要表现积极。这就是全中国农民踊跃支前、支持中共解放战争的秘密。“解放”全中国后中共又在占人口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区展开土改。土改的血腥和残忍，连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一度都忍受不了，“无限痛苦”流泪，在日记中发牢骚。

用镇反恐怖建立新政权权威

然后是一九五○年十月发动的镇反运动，毛指示要大捕大杀，而且要“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大规模公开枪决，恐怖笼罩全国。张戎说，仅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人次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位英国女子目睹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在路上行人看见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过。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新政权大开杀戒“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称全国杀了七十万人。其实不止。这就是中国专制帝王惯用的杀人立威，毛泽东用镇反的红色恐怖来建立新政权的权威，使人心生畏惧而不得不臣服。

文革时的一九六九年我就读的成都一中实行军管，军管头子深谙共产党恐怖手段秘诀：每当觉得当过红卫兵的学生不好管时，就会在学校高音喇叭中紧急宣布学校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比如反动标语之类，要各班学生立刻回教室抄毛主席语录对笔迹，搞得气氛非常紧张恐怖。军管头子私下对人说，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阶级斗争一抓‘人’就灵”。

最近四川一些作家说四川镇反全国杀人最多，杀了五十万，仅成渝（成都重庆）两地即杀了二十万。这一场杀戮将承平已久的成都人完全吓怕了，我依稀记得幼时皇城埧（现成都天府广场）开公审大会，才二十多岁的母亲第一次见到杀人，吓得事后几天都吃不下饭。又听父母说到，那些朋友几天前才见过面，突然听说被镇压了，使他们很惊恐。

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最早的记忆。当时镇反杀人最多的刑场是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的昭觉寺。由于杀人之易就像砸碎砂罐一样，镇反杀人被成都人称为“敲砂罐”，“昭觉寺敲砂罐”随后成了意指枪毙的地方俗语，伴随我长大。

人人活在恐惧中

接踵而来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 ...... 整人运动不断，还有密如蛛网的群众监督，使人人活在恐惧之中，连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也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那一边。我母亲有一个朋友在毛泽东时代十多年一直处于高度恐惧中，他怕听“份子”两个字，每天一到黄昏心里就发慌。文革后披露的资料显示，那些为红朝高唱赞歌、地位显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内心也深藏恐惧。

有些人在文革后解释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批胡风、批右派，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如果他们足够诚实的话，应知道他们根本是因为恐惧才说违心之话，做违心之事。有不少知识份子自以为他们是真心拥护热爱共产党，但这种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转化而来的，这种微妙的病态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面对主宰自己生死的强大恐怖力量，将内心的恐惧下意识地转化成效忠臣服乃至爱戴，是人为生存的自我心理调适，它能使人获得虚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检视我自己在毛泽东统治下度过的青少年岁月，实际自己也患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非常深切的亲身感受，有机会我会将这些经历写出来。

的确，中共政权建立之初享有很高威望，并非凭空而来，但使人民臣服的不是什么道德力量。而是空前的恐怖力量，就如张戎所言，恐怖是毛泽东的权力基础。

(《开放》２００６年１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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