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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灵魂劫与劫后重生
灵魂劫•秦始皇活着时，有人反秦，一个叫秦俑的说：“如果没有始皇帝，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看来，秦俑不适应没有始皇帝的生活。但不几年，秦始皇就死了，他的儿子孙子们也被项羽杀尽了。那个叫秦俑的人是否也跟着始皇帝及其子孙一起下葬还是躲到一边苟活着？没人理睬。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欧和前苏联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共产党，有个叫佐贯•努才的老是担心：没有共产党可怎么活呀？！可不管佐贯•努才怎么担心，追求民主的人民一夜间就推倒了柏林墙，东欧和前苏联都埋葬了共产党。现在，不知道佐贯•努才是否还活着？他是不是能够适应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日子？故事没有追踪报道。
2007年秋，笔者跟一对50多岁已经退休的工人夫妻交谈。男的说：“虽然受愚弄、不公平，可我还是担心共产党一垮台就乱了，谁发俺那几百块钱退休金。”女的则说：“民主也好、不民主也好，谁给俺钱、俺就说谁好！”听了他们的话，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近代文学家林语堂说过，“中国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他们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在中国大陆城乡，怀有臣民心态或小农意识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思维中总是需要或者渴求有人（领袖、核心）代表他们，有人（党组织）从上面给他们阳光雨露，有人（统帅、首长）从前面给他们指点迷津并带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自己则没有健全的思想和人格，他们还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公民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笔者常听到一些人对毛泽东在位27年导致8000多万非正常死亡和89.64血洗天安门的评价，他们认为“靠杀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天经地义”，这种观点是多么可怕，这种自我轻贱的心态是多么可悲。他们的潜意识中总是抱着一个希望：伟大领袖、总设计师、党的核心以及首长和父母官能给他们带来“小康生活”并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高级”或“终极阶段”——“共产主义”天堂，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也心甘情愿。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能是贫困、疾病和不公正待遇；挨了打还得说“是爹娘错打了儿女”，被管被关被杀还死抱着“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以及“父打子不羞、官打民不羞”的陈腐观念……怪不得邓小平说中国人是“贱种（素质太低）”，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
再看看孩子们，2007年高考之后，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顶尖”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2007）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大、清华、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节目中中美学生表现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撼：美国的学生几乎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我们的学生却选择了财富和权力。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一致选择真理和智慧的理由是——“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在中国，只有拥有权力才能拥有有一切。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都选择了财富和权力，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的。中国学生直奔权力和财富，与我国数千年养成、半个多世纪强化的官本位的腐朽观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对于金钱的过热追逐的深深影响有直接关系；孩子们的选择清楚地映照出了我们的文化缺失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不良。节目接下来的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三个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会又是一个人深情地背诵，后又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竟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一个留美华裔作家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整个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想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国的学生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政治环境中，领导们根本不想让平民和学生知道财政款是怎么花的）。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从我们也许都想不到的非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那些预算竟然精确到几元几分。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为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我们的学生却只会吟诗弄赋。从节目表现的东西来看，中国学生完全与社会实际脱钩，目光短浅，而且欠缺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空谈。该展现出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时候，中国学生却要追逐金钱和权力；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学生却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由此我们不禁感叹：到哪里去寻找既有理想又能做事的公民(此段信息来源：《资讯城周刊》[第51期]内容）？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向何处去？
……经过一场巨大的暴力革命洗礼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跟新石器时期的原始部落差不多（使中国政治经济倒退回原始社会阶段），缺乏公民意识的中国穷人不仅社会地位低，文化品位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必然也低。刚刚经过一场巨大政治瘟疫的、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人民只向往温饱。在那广袤的天地里，除了跟在牛屁股后面的吆喝，就是逃荒时唱的要饭歌，还有迎合生理要求的一些低俗艺术；二十世纪的世界文明在那儿一丁点儿也找不到。这当然不包括尖端杀人武器和枪毙反革命以及“指导我们思想的那个理论基础”。要不然，乡下老汉能把在城市当书记的儿子的电话机偷回家吗？他以为那是神话故事中的法宝，一摇它就会有几个漂亮姑娘送来酒饭佳肴哩！还有用烟锅敲碎电灯泡点烟吸的，拿来草料喂“铁牛（拖拉机）”的笑话一点也不可笑。当那个“伟人”说“是时代和人民选择”了他时，人们可不可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样的“时代和人民”连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都不知道，能够知道华盛顿和列宁、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不同在哪儿吗？能够分清什么是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吗？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苏联老大哥与美帝国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谁孬谁好？只有听人家的了，正所谓磨道的驴——只有听吆喝的份！还有“鸭子过河随大溜”——谁吆喝得紧就跟着他跑就是了。看谁有宣传部、组织部，谁会做思想政治工作，谁善于使用阴谋、屠杀和欺骗（甚至拿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换取苏联的军事、政治、经济支持），天下就是谁的啦！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自豪，那是最高统治者施舍给一部分人的精神笼头，那些在笼头里感到荣耀的人便按照“革命导师”的指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有压迫人的权利就是正统，哪怕是刚吃下一肚子清水泡野菜，哪怕是穿着半条裤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均3尺3寸布票仅够半条裤子），只因被吃大米、洋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民管机器磨出的面粉叫洋面）的“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们说成是“国家的主人”、是“领导阶级”而沾沾自喜（真乃阿Q也）。人为地划分了两大阵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资产阶级以及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的魔法巫术诱惑着政治上的狂热，以穷为荣、以无知为荣、以施暴为荣；这就是中共领导的四十年代“土改”至六、七十年代“继续革命”的主流意识。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总设计师”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土地分给社员管理经营。那会儿，农民的日子过得可真舒心哟！责任田里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社粮管所一小部分外，其余全是自己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地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但好景不长，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签署命令（1983年春）全国每人征收一元钱的军事训练费（对农民再盘剥的罪魁祸首）以前几年，没有什么人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粮。“革命导师”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从中央开了口子，省、地、县、乡、管理区、村，条条、块块、各行各业各单位一起向农民伸出了魔爪；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像山一样压向呻吟的农村（20世纪90年代尤甚），农民刚刚绽开的笑容马上又收敛了。多少年以后，中国的农民还在向往和回味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头几年。那时的农民基本上没有负担，比较轻松地生活，连“九天之上”的工人（胡风语）和干部都有些眼馋哩！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每一分一毫都是不干净的，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我国目前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也可称后封建主义阶段。近些年所谓的“百分之八”、“百分之九”根本不是经济增长，至多是积累；这些积累都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工人工资为代价的，这个代价造就了“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造就了“红色资本家”和国际上一些投机分子对中国工人的竭力盘剥。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行为要在法律规范和舆论监督下进行。而我国腐朽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保护着这种肮脏的资本积累，正保护着这种血腥的、掠夺式的经济行为，此即所谓“保驾护航”。因此，马列毛邓主义以及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成了共产党的书记们对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指导思想。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高级阶段，而是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得盘剥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初级阶段就得实行专制独裁，初级阶段就得贪污、受贿、索贿，初级阶段就得腐败、就应该腐败”。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落后制度和政治腐败的借口或遮羞布。
中国的官场，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腐败现象便逐步凸现出来；尤其是要求“惩治腐败、打击官倒”的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六月四日遭到血腥镇压后，“政改”夭折，腐败在中国官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贪污、受贿、索贿等等腐败成了主旋律。九十年代头几年，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以反腐败为名逮捕了陈希同、王宝森；21世纪初，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李济周……等成千上万的腐败案被揭露出来；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也就像臭肉不除必然还会大批地不断地产生着苍蝇和蛆虫一样，腐朽的政治制度不革除，怎么可能根除腐败呢？
然而，当今官场腐败透顶，却为什么没有爆发陈胜吴广那样的大规模起义、反动政体似乎盘根错节安如泰山？因为数千年的专制统治，造就了国人稍得安生就不思变革的臣民心理；中国人从骨子里血液里就已经习惯了做臣民、子民甚至奴才，而不习惯做公民、选民和主人；哪怕世界上许多新潮思想滚滚而来，他们总是漠不关心、总是无动于衷。这不仅迎合了统治者把老百姓管理成“安分守己”、“听话服从”的“安善良民”的心理，还使专制独裁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压制民主诉求、限制宗教信仰、剥夺人身权利，使中国的专制制度更加根深蒂固。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世界》中虚构了一个分化了的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醉了，他们一直承受着繁重而乏味的奴隶工作，而且毫无怨言（任劳任怨）。美国神经生物学家巴里•里士曼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一种叫D2的基因，阻止D2的作用就可以使人长时间地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有人称正在培植中的阻止D2的一种基因叫“奴性基因”，这种奴性基因正在中华大地上无限度地膨胀和复制……鲁迅曾经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往复循环而已〔鲁迅《坟•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12～213页〕。
由于马列主义邪恶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专制制度是一种极不公平、极不道德的制度，这种制度所派生出来的专制文化导致当今中国出现“弥漫性谎言”和“暴力强权解决一切”的病态社会心理，这种病态社会心理的根源就是“极端自私”，再加上全社会被引导到“崇拜金钱、不择手段地谋取金钱”的“经济建设”上来；于是，在“弘扬主旋律”的诱导下，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当权者无不贪污受贿索贿、大型医院的医生无不习惯于吃“回扣”、中小学教师无不热衷于给有条件的学生“吃小灶”、法官律师无不左右逢源“吃了原告吃被告”、房地产商无不勾结党政官员致使房价居高不下，官商勾结、“黑道”“白道”勾结、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也都被视为“正常现象”，很少受到良心的谴责；围观落水者而不伸出援手，公共汽车上任歹徒强奸少女……官场上说官话、套话、空话、假话甚至说鬼话的风气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威权主义金钱社会的大潮中、在党文化的潜移默化中正在发生可怕的人格蜕变，他们没有政治表达意愿；他们的眼界过于狭窄，人生哲学又过于功利和世故；他们缺乏那种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引领时代潮流的决心和勇气；他们为了自己“安定”“富裕”和平庸的“小康生活”而回避敏感、尖锐的政治话题，逃避良知、良心和责任的谴责；更有不顾廉耻之徒，甘愿做权贵的奴仆、顽固派的附庸，或以管理学术、管理教育等名义，劫掠公共资源以肥私，成为威权主义社会中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乃至社会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还有一大批伪专家、伪学者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下，陶醉于“组织上”施舍的那点奢华和纸醉金迷，甚至心灵扭曲、把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良知和责任也一起贡献给了党——做党专制的鹰犬。中华民族哪里还有一个健全民族的影子呢？
中国人世世代代盼明君、清官，却世世代代培养着神仙、皇帝、救世主，世世代代造就独裁者，世世代代养成屈从专制的奴性，而且至今不肯改悔。在中共统治下，所进行的教育都是与世界文明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正像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是"在往学生们的脑子里灌屎（灌输垃圾和邪恶）"。在家里对子女进行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如上海的‘孟母堂’），反受到当局种种刁难和限制。当局在竭力营造一种专制文化氛围，不断对人民进行反动思想的教育、进行暴力教育，如遍及全国的烈士陵园、血色（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马列学院、各级党校以及那编造的历史遗迹等等，都在不断地对人民进行洗脑（典型地强奸民意），都在竭力弘扬数千年一贯的封建专制思想；精神垃圾充斥电影电视，甚至连游戏节目也成为暴力和毒化宣教的阵地。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抢劫是不道德的；毛泽东则把“打土豪、分田地”说成是“高尚的革命行为”。夺取别人的土地财产本来是一种野蛮的、违反法律与道德的行为，毛泽东却发动农民去抢劫富豪的土地和财产。由此，共产党把人性中反道德的、最邪恶的一面“弘扬”了出来；这叫人不犯罪都不行。毛泽东崇尚暴力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一样——是野蛮社会的缩写，枪杆子不仅能夺取政权，而且还能从事犯罪——打人、杀人，还能抢银行、抢珠宝店、贩运毒品等等；总之一句话，枪杆子几乎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可见，靠枪杆子办事不是什么新发现，更不是文明的行为。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于崇尚暴力与邪恶，和平年景尤其是这样。
近来，崇尚希特勒的前中共中央政治据委员、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说：“同志们，我今天很激动，因为我们委托新浪网做的大型网上问卷调查说明，我们的下一代大有希望，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迟还说，“希特勒德国当时万众一心，比我们现在强得多！”在问卷调查上回答“你会向妇孺和战俘开枪吗”这个问题时，竟有超过80％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试问，他们的骨子里还有没有人性？他们的是非标准是什么？
在中国，要么就做颐指气使的独裁者、施暴者，要么就做任人宰割的顺民、奴才；中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教材无不充斥反动内容，教材中贪污犯、独裁者、杀人狂、心理变态者的言论及故事比比皆是，而且这些恶人正在成为学生的偶像和榜样；除马恩列斯毛邓江胡的言论和故事外，还有被处死刑的大贪官成克杰，江南时报2001.9.24报道：……河南新乡初一教材扉页上有成克杰在一大帮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簇拥下得意地微笑，照片说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我们成长（这本身就是无情地讽刺）。全国的大中小学、各级党校、马列学院就是培养贪污犯独裁者施暴者、培养顺民和奴才的基地，学生被培养成唯我独尊、颐指气使、极端自私的“首长”或者思想僵化、庸碌之至、任人宰割的“绵羊”。几乎所有题材的电视剧都在规劝人民不要争民主、人权，只要吃饱饭就行，由此还培养出一大批出卖灵魂每天都在制造精神垃圾的反动文人。所有电视节目都在鼓动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反动的忠君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均披上了“正义和爱国”的外衣。到处展览的兵马俑和传统的封建文化使人民越来越弱智，潜移默化中人民深受封建专制思想的毒害，人民正在被麻醉、被奴化、被毒化。几乎所有的论坛、所有关于正方与反方的辩论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所有的（主要是指吃国家财政的）专家（实为伪专家）讲座从不涉及现实与时政，有的只是咀嚼精神垃圾、只是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指甲缝里的灰垢”作津津有味的褒贬品评；中国大陆的学术讲座并不是根据专业水准的高低，而是以学者对党忠心不忠心为标准；对党忠心者学术水准再低也可以上CCTV讲座（如孔庆东就是典型的一个）；对党不忠者水准再高也上不了CCTV，这就是中共学术讲坛的法则。央视3频道竟然出了这样一道问答题——“北京四环与六环之间是五环吗？”他是不是还会问“吃饭用嘴还是用耳朵？”真是无聊至极！不仅如此，就连那个冠以“科学与教育”的央视10频道（实为‘装神弄鬼’频道），也都把“xxx湖里的神秘怪物”、“三清观神像会说话”以及“牛下蛋”等垃圾扯淡当作研究对象，还花着纳税人的钱，聘请一些故弄玄虚的“专家、记者（伪专家、伪记者）”一次又一次地采访考察、一集又一集地制作播放……社会上种种骇人听闻的犯罪皆源于此。
人们知道，狼群里长大的是狼孩，猪圈里成长的具猪性，环境决定属性。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力正遭到空前的政治压抑，中国人正在别有用心的人鼓动或引导的狂妄自大中迷失自我。
我们的人民为什么五千年“不愿意放弃”做奴才的权利，因为那些人上人、大救星、总设计师、党的核心以及各级领导都在一成不变的颐指气使；他们只有看到屈服者的眼泪和哀告，兴许会“可怜”你一番，或者令人作呕地说你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倒是“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你觉得他们和蔼可亲，让你觉得有被奴役的资格和权利也不失为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真阿Q也）；然后你就会感激涕零地、竭尽全力地保持这个千年一贯的永远不变的受奴役的资格和权利。由此看来，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党的书记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统治阶级和人民似乎已经有了“共识”，达成了一种“默契”，形成了一种“习惯”。中国社会正在大批地培养着生产着贪污犯、独裁者，中共统治阶级正在不断强化暴力和“不劳而获”，暴力和不劳而获、强取豪夺已经成为中共统治集团崇尚的主流意识和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处于弱势地位的尚未觉悟的人民正在供养或培养着自己的死敌；中共顽固派及其既得利益集团正沾沾自喜地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民的培养或供养。整个中国社会政治越来越腐败、道德越来越沦丧、风气越来越败坏、暴力犯罪越来越严重。各种各样的犯罪早已成为政府行为，马恩列斯毛邓主义以及三个代表等反动思想早已成为犯罪的指导思想。山西省岚县农民李绿松因集资建校问题到县委上访，被县委办公室领导连踢带打，再次上访又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被打伤致残，最后被绑在木板上，用钳子、刀子撬开嘴巴割去了舌头。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竟然推出惨无人道的新发明创造——“吃棒瓜（就是用电警棍往嘴里捅，如果是女嫌疑人则往阴道里捅）”、“王祥卧冰（把‘犯罪嫌疑人’的衣服扒光，让他趴在泼上水结了冰的水泥地上）”以及“五马分尸（把四肢分绑在四张小床上，有一人抓住头发，五人一起牵拉）等酷刑”。还有那些把母亲推到河里淹死的（临沂），用刀砍死父亲的，为了生男孩杀死亲生女儿的（辽宁），因为妒忌把亲侄子推到井里的（山东郯城胜利乡），为两万元杀死女儿同学的（中央12频道2005年报道）。尤其让人气愤的是，贵州威宁县新发乡中学竟有两名教师胁迫13岁至17岁女生“卖处（首次性交易）”，民间传闻受害女生达百人以上，有报道称受害人数83人（此案正在查处中2007.7）。重庆一名读法律专业的女生刘某为了给女友筹集路费竟然杀死住在隔壁的年轻美貌的女邻居，贵州省5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竟用杖刑、滴腊、溺水、活埋等手法残忍杀害一个12岁男孩，而且他们还自创酷刑，让那个男孩抱成一团当沙包，然后一人冲上去就是一脚，这种酷刑被他们称为“红苹果”，他们还轮流将那个男孩拦腰抱起然后砸在膝盖上，这种酷刑被他们称为“死马腰”。2006年7月北京顺义区仁和镇军营村三少年学生打死一15岁同学；9月24日河北清苑县六个少年（其中4个不满14岁）逼着15岁的弱智儿佳佳吞生辣椒、喝尿,还将其扒光衣服吊在檩条上抽打,最后站在肚子上又踹又跳；不为别的,施暴者仅仅是为了寻开心。2008年6月15日包头市昆区一16岁少女为与两男孩性交竟掐死将她养大的77岁亲祖母（信息来源： 阿波罗新闻网2008-09-04讯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0904/article_58094.html ）。2008年7月，为了一台学习机，四川宜宾观音镇14岁少年余某残杀11岁男童，并藏尸居民房后……山东《祝你幸福》杂志1997第10期载文：中国城市孩子平均每日劳动不及美国城市孩子的六分之一。在北京某小学四年级的一节作文课上，一名学生宣读了他的作文《将来我要当一名工人》，立即招致全班同学的哄笑。身为工人的家长得知后，也惭愧地数落了他一顿，并说“真没出息”。山东《幸福杂志》还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北京某小学进行过一次测试，老师问同学们，现在大街上有一只受伤的小猫奄奄一息，大家该怎么办？结果绝大多数男女学生一致回答：“打死它！踩死它！把它扔到垃圾筒里！或者扔到下水道里。”只有一个父母是旅美华侨的小女孩娓娓道出了她的心愿（她没有接受过‘阶级斗争’教育），她要把小猫抱回家，给它包扎伤口、喂药，为它治疗。令人痛心的是，这种仁爱之心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在接受了“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洗脑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大人、孩子们心中已被淡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残忍和自私。另据《新华文摘》1990年第一期第82页报道，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东平原搞“土地改革”处决地主时的惨烈景观：被组织起来的农民们，“依照古老的家族遗风，将黄豆粒投进土台上的大瓷碗里。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统枪（俗称‘洋炮’）……”有条壮汉没有立即死去，小学生们被动员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一下下的在壮汉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伤口上糊泥巴。一个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树叶一样剪掉了罪犯的两朵耳廓（这种非人的行为竟让孩子去做，共产党还是人的组织吗？）。据说，那个壮汉的全部罪恶只因他祖父那辈曾经雇过一个长工，依照党的政策将这位片瓦皆无的贫农改划为地主，一夜之间变成敌人。”更有甚者，‘文革’期间韦国清掌权的广西还发生了大批剥人皮吃人肉的事件，单一个武宣县就吃掉一百多人（黄克诚亲自过问了此案）；‘文革’后期枪杀张志新竟然先割断喉咙插进塑料管（为了防止她呼喊口号）；秘密处死“罪犯”摘取人体器官，酷刑虐待“犯罪嫌疑人”和“劳教人员”的事屡见不鲜，数千年前的奴隶社会也不过如此。另据《当代中国的北京》第一卷第168页报道，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中，京郊大兴县发生了党支部书记召集贫下中农、民兵，将十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悉数满门刀劈斧砍，连吃奶婴儿也不放过，造成先后打杀三百二十五人的惨剧……孩子们打小就接受血腥暴力教育和熏陶，长大后既使不能成为江泽民、罗干、成克杰、胡长清、田凤山、陈希同、陈良宇……也会成为他们的另类人物——白宝山（杀15人）、黄勇（杀17人）、邱兴华（杀10人）、胡文海（杀14人）……再不，就只有做任人愚弄的顺民奴才、任人宰割的羔羊鱼肉。由此不禁使人想到，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红卫兵学生经常打死“阶级敌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随便杀人、整死人的现象是有其很深的社会渊源和历史文化渊源的。这个渊源就是五千年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加上马恩列斯毛邓的暴力学说形成的政治主旋律。
劫后重生•解决上述问题，拯救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确立民主宪政体制、确立“三权鼎立”的政治架构，重塑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灵魂；建立切实可行的制衡机制和高效的国家机器；立法权、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舆论权必须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不能让人家给“代表（实为剥夺）”了去。坚决废黜那个强奸民意的“委员”“代表”制，实行“普选”和“直选”，各个省、县市实行宪政法统下的自治，联邦政府不得违法干预地方事务。军队是保障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必须立即清除军内（包括武警、国安）的所有党派组织；军队必须国家化，改称“国防军”；除民选的合法总统与最高统帅部，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军队之上；任何党派组织都不得在军内发展组织及从事非法活动。
宪政法统和政治架构一旦确立，全面改革教育刻不容缓。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改革教学内容，要传承“仁爱”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剔除“忠君思想”及“官本位”等封建专制糟粕；摈弃暴力、摈弃马列毛邓以及“三个代表”等反动思想，培养学生和公民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学校和社会要允许各种思想流派、各种学术课题自由争论，逐步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改革教育体制、废除党文化教育是建设民主宪政体制、建设文明社会的基础工程。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包括教育机构分类、教育行政管理、教学内容设置等等，都是专制制度和党文化的产物；必须立即革除。立即取消各级各类学校中的那种极端反动的专制“政治课”，废除学生入学、教师晋职时的“政审”。提倡独立思考和开放式教育，科学、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外历史，平等对待、合理汲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行高中以下全民免费教育（包括教材等一切费用），建立教育学术独立、自由、公平机制，允许多种办学方式公平竞争。学校要增设公民教育课，培养现代公民意识，要教育公民必须具有质疑和监督政府的意识、具有思想的独立性和人格的完整性，要使人民知道宪政就是用宪法限制政府，使政府“利维坦”只能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伤害人民。让人民知道“文明就是妥协”、“真理就是非暴力（注）”，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集权专制不是共和，不是民主，集权专制之下不可能有平等、自由和博爱；任何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思想、主义、理论都不能作为国家政治和民族进步的永久指导思想。因为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以及人格局限性，无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一个人的统治和几个人的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就龙头老大和犯罪团伙。一旦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伟人或者一个党派的时候，灾难就会越发频繁、越发深重；无论那个伟人那个党派多么睿智、多么伟大、多么正确。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不自私的人，只要不像中共顽固派那样极端自私就行；人类社会需要的不是大话、假话、空话和政治屁话（‘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纯属政治屁话）；民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民主和国家统一的保障；只有民主宪政法统+制衡机制和妥协精神才是立国之本。没有不同意见根本不是议会，没有议会和反对党、反对派根本不是共和国。现代国家理念是：国家不应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应是各阶级共生共存的协调形式……
注：“真理就是非暴力”一语是印度前总理英•甘地在抗议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提出来的。英国殖民者对甘地用伤害自己身体抗议殖民统治的行为感到羞耻，而当今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绝食者、自焚者的和平抗议，不知羞耻、丧失人性的中共顽固派连杀人都不眨眼，对于这些还屑于一顾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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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3 0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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