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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社会形态不同，社会道德架构和公民道德情感，行为亦不相同。西方道德的显著特征是自主性，所谓道德自主性（或者说自主性道德）是指公民的道德善举不是官方道德教化和诱导的产物，而是建立在人们自由选择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完全自觉自愿，自动自发的行为。西方人十分注重道德观念的自由选择，其政府不搞诸如“评选全国道德楷模”之类的活动，政治领导人也不提“八荣八耻”的道德口号，因此，西方人的道德行为并非持续组织开展各种类型道德活动（如文明礼貌月等）和长期自上而下道德灌输所产生的，而是完全自由自主自发的行动。
自主性道德具有如下特点：（1）真实性：自主性道德是自愿选择，完全发自内心和真实的，这样的道德行为是内心真实道德情感自然流露的表现。（2）敏锐性：自主性道德是高度敏感的，具有这种道德的人对特定道德情境（与道德密切相关的具体现象，事件）的察觉和反应是不假思索，油然而生，一蹴而就的快速过程。（3）完整性：自主性道德整体上是统一的稳定的，这种类型的道德行为不会此一时彼一时，变幻莫测，甚至前后自相矛盾。（4）合宜性：具有自主性道德的人对特定道德情境的反应是适度和恰当的，既不会反应不足或太弱，亦不会反应过度。
从封建社会初期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统治中国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和灌输，道德灌输诱导产生诱导性道德。中国道德的显著特征就是诱导性。如今，诱导性道德实质上是官方持续不间断的道德灌输教育，媒体长期欺骗宣传和情感煽动所诱导出来的似是而非的道德情感，观念和行为。
中国的诱导性道德与西方的自主性道德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五十年代中国出了个雷锋，如今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雷锋，但中外雷锋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雷锋显然不是官方奴化教育和填鸭式道德灌输的产物，其助人的情感和行为完全是自发自愿的，是个性张杨的表现和真实人性的展示。而中国的准雷锋那一句“党叫干啥就干啥”正是思想感情和举止行为受到外部操纵和诱导的真实写照，因此，中国式的雷锋意味着个性泯灭，人格奴化，甚至人性沉沦丧失（把自己当作党的工具）。中外雷锋的巨大反差反映诱导性道德与自主性道德的根本区别。
诱导性道德的特点也与自主性道德完全相反，这些特点包括：（1）虚假性：诱导性道德主要依赖官方道德劝导刺激（如道德暗示，提醒，强调，敦促，炒作，煽情，示范等）的诱导作用而产生，不是牢固建立在内心深处真实自然的道德情感基础上，这样的道德自然是缺乏牢固根基和虚幻不真实的。在五十年代，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学英雄做英雄”和“助人为乐”等，于是社会上出现短暂的“人爱人”氛围，但这只不过是官方强力劝导胁迫下构建的虚幻和昙花一现的“道德乌托邦”。所以一到“文革”，毛鼓动“斗私批修”，人们立马脱下温情面纱，露出狰狞面目投身到人斗人的内战浩劫中去。如今，由于缺乏民主制衡机制而产生的大量腐败现象对人的思想感情和心态的负面冲击远大于官方道德宣传的正面效应（实际上如今这种宣传负面作用更大），因此中共洗脑式道德灌输越来越失效，其所产生的诱导性道德也越来越扭曲，越虚伪和表面化，中共官场作秀和“假大空”官话套话盛行，以及民间尔虞我诈，骗来骗去泛滥成灾，都是这种诱导性道德虚假性的表现。这种情况与欧美人重诺守信有天壤之别。
（2）麻木性：诱导性道德是道德和感情受官方操纵和摆布的产物。这种道德的形成和强化意味着道德盲从性，他律性的不断增强，而道德自觉性，自律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道德敏感性不断削弱，结果必然造成道德感觉越来越迟钝，越麻木，需要足够强大的外部刺激才能唤醒和激发。体现诱导性道德麻木性的例子很常见：如奶粉添加三聚氰胺的潜规则存在多年，可那些奶业从业人员却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而且随波逐流，如法炮制。当三鹿奶粉造成婴幼儿肾结石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时，某些部门领导还试图掩盖真相。幸亏持有三鹿股份的新西兰股东道德敏感性较强，一听说奶粉受污立马要求全部召回，并把此事一直反映到中国最高领导层。而众多中国人在萨斯，黑砖窑，以及本次毒奶粉事件中均表现为道德感极度迟钝，麻木，要等到最高领导层闻讯大为震怒，才如梦初醒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又如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十分敏感和高度关注，但不少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愤青）不仅对自身人权受侵犯毫无感觉，而且还对西方人关心中国人权横加指责。
（3）残缺性：官方道德教化的侧重点决定了诱导性道德的主要内容。但道德宣传的具体侧重点随着维护政权稳固性的需要不断变化，且不同时期不同道德侧重点之间往往并不相容，甚至尖锐对立。如过去强调斗争哲学，现在讲究安定和谐，以前崇尚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如今推崇善于自保的“见义智为”。道德由外力而不是由自我建构，缺乏牢固的根基，道德教化的侧重点飘忽不定，由此诱导产生的道德情感及主要内容前后不一，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彼此冲突，缺乏稳定性，统一性和完整性。如被评为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田世国一方面捐肾救母，孝行感天动地，另一方面却借贷不还，办假招聘骗钱，散发“女友”裸照，甚至刀捅前妻，完全是一副流氓嘴脸！又如某些“爱国”愤青对法国拍卖圆明园兽首义愤填膺，大肆炒作，但对俄罗斯故意开炮打死我国八个船民却三缄其口，忍气吞声！这些都是诱导性道德自相矛盾和残缺性的表现。
（4）极端性：诱导性道德的形成和强化取决于官方道德宣传，而具有这种道德的人对特定道德情境的察觉和反应又取决于道德教化的内容（主要是现阶段道德宣传的侧重点）和力度。有时，社会上出现的具体道德现象，事件性质十分严重，但官方却对此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忽视，则民间对这种道德情境亦往往视而不见，充分体现诱导性道德迟钝麻木的一面（如某些民众最初对黑窑毒奶听之任之）。但也经常出现相反的情况，即某些社会道德现象，事件并非至关重要，甚至无足轻重，但官方却对此拼命炒作，渲染，煽情，结果民间受其影响对这类道德情境做出十分过激，甚至极端化的反应。如“文革”中强调大公无私，集体至上，于是社会上出现有的人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一根公家木头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极端情形。又如1998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使馆，由于官方对这一事件大肆炒作，结果出现举国暴跳如雷，反美情绪高涨的极端情形，这种情况与美国民众对911事件的合宜反应，既没有迁怒中东人也没有敌视伊斯兰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
要把诱导性道德转化成自主性道德，就必须开放言禁，报禁，放弃官方道德灌输和媒体欺骗性，煽动性宣传，让广大民众在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里，通过独立思考和不受限制的社会道德实践活动自由选择各种不同道德观念，做出切合实际的道德判断，这样才能有效构建真实，敏感，完整，合宜的自主性社会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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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4 21: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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