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傅作义将军起义后的将士们>一文记载 ,中共将自愿留队的所有傅作义的部队原建制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兵团，辖36、37两个军，由共产党派的政治工作干部负责政治工作。当时，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移地河北省短期整训后，补充了一些新兵，于1951年9月两个军抽调了整建制的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伤亡惨重。 新华社资深记者，曾经的“右派”戴煌，在清河农场劳改时，同犯中有一个叫陈德和的人。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陈率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这样，他们稀里糊涂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戴煌在劳动中“闪了腰”，“受了风”，无法劳动，多亏陈德和耐心为他治疗。每天晚上烧炕，陈都为戴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防在戴的腰背下，再把戴的被子掖好，让戴全身闷得热如水洗，来驱赶寒气。同时教戴作面部八段锦，每天自我按摩，以利康复和防病。
——以上是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的回忆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来，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牛连乡！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这条命是怎么留下来的。你们在密山剧院策划的阴谋我们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否则后果怎样，你自己也会知道！”这老家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后首犯钟殿馨（此人是国民党空降特务）、主犯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枪毙了，从犯赵得亮、闫长河被加刑到死缓，牛连乡因为已经是无期，又检举有功，没再加刑。 “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共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则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 一个白胡子老头颤颤巍巍说：“你是大命之人啊，这些年过得还好么？”父亲说：“好着哩，好着哩。这是我的大女儿。”父亲转身给我介绍说，老头叫武勤勇，今年９０岁了。原在傅作义部队董其武师长手下当过连长，抗日有功。解放后被打成四类分子，受尽了折磨。后来落实政策，现在一个月民政部门给发２００元补助，日子过得还不错。 ——【长篇连载】《黑色家族档案》
我的外公是董其武将军的营级副官，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日时期是骑兵，打过鬼子，负伤后还受到傅作义将军的慰问，北平起义后外公谢绝当骑兵教官的邀请，与祖籍张家口大户人家的外婆来到青岛生下我妈妈，期间黄埔军校同学邀请外公坐军舰去台湾，但他一心想回安徽贵池老家经商。回到老家以后，外公外婆均参加了工作。文革到来，外公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遭到迫害，外婆也失去工作，四个子女中我的一个舅舅贫病交加早逝，其他三个都提前辍学从事体力劳动养家。外公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去世，外婆于1992年去世，他们的一生受尽磨难，令人心痛。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
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
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
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
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
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
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
，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此次会议，
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
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
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
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
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傅作义的长女、傅冬"功"莫大焉。1924年出生的傅冬，作为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194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始终工作在父亲傅作义身边，传达共产党的指示，努力细致地做父亲的说服工作，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傅作义曾问女儿，你是聂荣臻派你来的？还是毛泽东派你来的？党组织明确指示她：就回答是“毛主席派来的”。 北平解放以后，傅冬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傅冬参加中共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调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在人民日报离休。有回忆录记载，傅冬的政治觉悟一直很高，1957年，也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不过，也有文章称，她生前对中共所拍摄的主旋律影片《平津战役》一直表示不满，认为电影里表现的傅作义和平起义是在共产党逼迫下完成的，而实际上她父亲是守城名将，是为了民族大义和不忍北京古城被毁才率部起义的。因为当时傅作义虽被重兵围困，但四周还有他的五六十万部队，根本不是或不能毫无作为的。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疑惧。那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空巷以迎王师的场面，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东北农村插秧时的民间简陋舞蹈，跳起来时，你说它有多丑，它就有多丑，那是一个绝对上不了台面的舞蹈）。可是，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就在东单，突然间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在马路上把鱼贯而进的车队拦下，抓住驾驶座右座的两个大学生，一面哭，一面咒骂：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那位少校已经失去理智，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殴打，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还是他的同伴把他强制架走，才没有惹下大祸。 看完此段后我禁不住老泪纵横， 贼子傅作义断送了60万大军，害了多少人，连她女儿都认为：“当时傅作义虽被重兵围困，但四周还有他的五六十万部队，根本不是或不能毫无作为的。”可他却把华北，平津拱手相送，卖国求荣。天何生此杂种？ 现在说这些虽然晚了，但台湾的国民党新生代还有人执迷不悟，仍然在重蹈覆辙，一付自以为是的假老练的样子，连战，吴伯雄，马英九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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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7 10: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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