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腔龙推荐]驳诡辩:放弃日本赔款是为了谋求日本经济援助 祖国更重于生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土地。
—— 智利
聂鲁达
我们考察中国现代史,应该认识到:毛泽东现象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皇权思想的产物,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毛泽东个人品质的产物;我们必须把毛泽东个人与整个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广大共产党员区别开来。
毛泽东慷慨拒绝日本赔偿,是一大卖国事件。为了继续忽悠人民,一些崇毛派人士挖空心思寻找借口为其开脱。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毛泽东放弃日本赔款,是为了谋求日本经济援助”。
此说能成立吗?
一、不是毛泽东之所想
无论任何论断,衡量它是否正确,唯一的标准是:它是否有根有据,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是个聪明人,放弃巨额战争赔款,乃受害国的重大国是,不能不向民众说明。如何解释才好?怎样才有利?他不可能不知道。照崇毛派的说法,毛某人英明无比,还需要我们草民指教吗?果真如此,此人岂非十分平庸吗?甚至可以说:孺子不可教也!——因为在他本人陈述的三大理由中,竟然根本没有这一条。
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想的?人们只能相信他本人的话。
先生们,你们徒劳了。
(一)、日本“经济至上,贸易立国”、对外援助是国策
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小小岛国,二战以后,不能继续向外扩张侵略,开始实行经济至上、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这是唯一的选择。因此,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也就成了长期国策。
日本援外政策的制订、实施及发展变化不但与其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而且始终是日本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对外援助这种特殊的手段,在战后日本迅猛崛起飞速强大的国家进程中起着其他举措无法替代的作用——通过经济外援,日本轻易占领了很多资源市场和商品市场,并且不断巩固和发展。
(二)、日本对外经济援助概况
精明的日本吉田茂政府还在接受美国援助时,便开始走出去,实施援外战略。
朱凤岚先生在2003-5-10《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
发表《对外经济援助在战后日本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一文指出:
1955年,日本政府在预算中拨款3840万日元,正式开始了派遣专家和接收研修生业务,由此拉开了战后日本对外技术援助的序幕。此外,吉田茂还提议美国设立“亚洲版的马歇尔计划”,即要求美国每年投资40亿美元,设立科伦坡计划框架内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该计划虽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利用“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东南亚的资源”这一对东南亚开发的构想却为日本历届政府所推崇。 1957年5月,岸信介在访问美国之前携带“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出访东南亚。首先,部分东南亚国家看穿了该构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表示冷淡或反对。缅甸对于“带有锁套”的“援助”,痛痛快快加以拒绝;印度的尼赫鲁则说,“亚洲需要经济援助,但和军事援助缠到一块,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巴基斯坦赞成加强同日本在投资方面的双边关系,但不赞成设立开发基金;锡兰的官员们对这笔基金也不感兴趣;菲律宾的财政部长认为没有必要参加这个计划。因此,连岸信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东南亚国家怀疑“日本有特殊企图”。至于美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即避免在东南亚开发问题上“养虎为患”,从开始就没有对该计划表示积极态度。借助美国开发东南亚的梦想落空后,日本并没有放弃努力。1958年初,日本政府设立50亿日元的“东南亚开发合作基金”,8月,外务省决定把该项基金追加为100亿日元,同时又新设30亿日元的“经济合作基金”。10月,日本政府与印度政府签署协议,由日本政府在1958年至1961年间向印度提供180亿日元(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束缚性”日元贷款,用于购买日本的发电机、洗煤机、通讯设备以及各种小型工业机械。这笔贷款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实施日元贷款的开始。由此,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政府贷款成为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的主要手段。 1964年4月,日本全面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正式会员,并同时从受援国变为名副其实的援助国。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更加热衷于对亚洲地区的援助,并积极展开争取亚洲地区经济开发主导权的外交活动。1965年6月,《日韩条约》签署时,日本政府决定向韩国提供赠款3亿美元,政府贷款2亿美元、民间商业贷款3亿美元以上。但是,条约规定:韩国政府动用这些赠款和贷款时,必须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而且这些赠款和贷款必须用于购买日本的产品和劳务。为配合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10亿美元援助东南亚计划”,1966年4月,日本政府主持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国际性会议——东南亚经济开发部长级会议,日本政府在会议上再三表示要加大对亚洲、特别是对东南亚经济援助的力度。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使日本取得了在东南亚经济开发上的主导权,而且扩大了日本在亚洲的发言权。1966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成立,日本以出资2亿美元与美国比肩成为最大的出资国。自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援助额直线上升,1968年与1963年相比增加了161.9%,而同期美国却减少了2.1%,援助总量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日本如愿以偿成为亚洲经济援助的中心。
石油危机中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转变,曾被评论为战后日本首次脱离美国政策轨道的自主外交,也有人讥讽为“见风使舵外交”。实际上,它与日本实施的经济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五六十年代日本开展的经济外交也都是经济上的合理主义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的综合体,只不过没有像这次石油危机中ODA为经济服务的目的暴露得一览无遗。在石油危机这样一个关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面前,日本政府巧妙利用经济援助作为“乞油外交”开道先锋,以致于违背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在所不惜。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日本政府深感能源是“关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把确保能源供应当作国家最优先的课题。与之相配合,日本不但加大了对中东产油国的日元贷款,积极参与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基础建设,而且,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非洲的尼日利亚、埃及等产油国都成了日本能源外交的重点工作对象,上述国家在日本双边ODA以及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也都相应增加。审时度势的能源战略援助,不但使日本抵御住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打击,而且顺利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困扰。 经过五六十年代对东南亚地区的“苦心”经营和70年代石油危机的考验,伴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日益巩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对外援助不仅出现了量的扩大,其援助形态也变得灵活多样。更为重要的是,对外援助的理念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为“经济至上”的国家发展战略保驾护航为主,发展为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作为其基本方针,进而开始推行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下的对外援助政策。 另据报道, 从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日本政府对外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
猛增了将近30.5倍。1998年日本实际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金额达到了1·4047万亿日元(约为107亿美元),大大超过了位居第二位的美国(约为81亿美元),而成为世界上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依靠“日元”而发展经济和提高福利的对象国家超过了150个。
长达半个多世纪源源不断的对外援助,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
这就是说,日本对华援助,根本不是毛泽东放弃战争赔款的缘故,而是日本本国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放弃战争赔款是1972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低息优惠贷款始于1979年。 1979年5月,日本民间亲华友好人士(曾是日本老共产党员)、日本贸易促进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访华。在与交通部部长交谈时,木村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种特别优惠的低息贷款援助给低收入国家,中国政府可以争取利用这笔贷款。后经中国政府申请,开始得到日本政府的低息贷款援助。 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包括有偿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三个方面。 三十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于日本,总额高达27000亿日元,合2000多亿元人民币,合美金差不多是250亿美元。这些资金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等领域,援助项目遍布中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其中,“无偿资金援助”是主要以基本生活领域、环境、人才培养等领域为对象、以受援国不承担还款义务的形式提供资金的一种经济援助。从1980年开始,中国政府争取到了日本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截止2001年度末, 日本无偿援华累计:1,297亿日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包括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和文化无偿援助等赠款金额)。
显然,日本政府的对华经济援助与毛泽东放弃战争赔偿并无直接关系,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 几年间,国人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倾向性的意见是—— (二)、经济援助95
% 都是有偿的。本息都要付——尽管利息低一些,而战争赔款则完全属于中国。 (三)、战争赔款是要自己的钱,自己是主人。而经济援助则是人家居高临下给以帮助,多少总有人要表示一些感谢。 (四)、战争赔款对日本带有惩罚性质,只对中国有利。而日本经济援华,则是日本的战略需要,结果是双赢。 说什么“毛泽东放弃日本赔款,是为了谋求日本经济援助”,果真如此的话,毛泽东应称作:大傻冒卖国贼。 综上所述,所谓的“毛泽东放弃日本赔款,是为了谋求日本经济援助”,实实在在是无稽之谈。崇毛派人士们以为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的愚民,仍然在玩弄大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