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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是如何办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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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3 06:32: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战时期很多师生来到云南的西南联大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8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

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8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4
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

民国18年到25年(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到1947年,全国高校207所,其中国高74所,省立高校54所,私立高校79所。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抗战过程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较少,反而也有所增加。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

现在还能在大学里找到这么可爱的教师吗?还有这样品格的教师吗?

1949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就在一次次地运动中被打断了。有脊梁的、有个性的几乎都被镇压了,剩下的都成了断了脊梁的、或者是匍匐在毒菜者脚下的乞讨者。知识分子死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为国为民的品格丧失了。

民族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



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蒋介石先生在抗战爆发后讲: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成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成平时看。从此,国民政府确定了一面抗战、一面办教育的救国方针。

国力维艰,政府不仅没有因此放弃和中断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也为校园学术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中小学的教材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

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抗日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相反,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使之发展成了桃李满天下。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这是以宪法的神圣保障了“教育立国”的合法性。(这个宪法在台湾实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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