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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9 22: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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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后任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当地称为"北詹"。詹如柏"与国民党不共戴天，对党的方针路线坚决执行，信仰坚定，革命坚决。"（上页１６６）但对同志经常抱有猜疑防范的必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设法抬举起来，反对过他或他认不不满意的，则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作反革命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
我曾听叶飞说过，他在福安狮子头客栈险些被县便衣队枪杀。……他始终存疑，詹如柏与他在狮子头被行刺有关系。（上页１６６─１６７）
革命同志之间的对抗，党内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山头之争"。成功的革命者不但是对敌斗争的胜利者，也是山头之争的胜利者，曾志把她的回忆录命名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是极为准确的：在闽东，在延安，她都在生死关头徘徊过。
山头之争主要是领导人之争。当领导人之间发生分歧时，对于下级干部来说，就有一个与哪一个上级搞好关系的问题，这是真正的政治敏感、政治觉悟，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肉体生命。因为曾志得罪了" 北詹"，就受到"严厉的惩罚"，被调到形势极为严峻的福霞县工作。甘棠暴动中，叶飞与庄毓麟两人负了伤，同时在一个村子里养伤，曾志去看他们。叶飞那里有 人照顾、有中西药品、鸡鸭天天不断，叶飞"还请我吃了一顿鸭肉，说也让我增加点营养。"（上页１８８）而庄毓麟却无人问津，吃饭都成问题。同为闽东特委委 员，待遇何以如此不同？
后来我了解到，叶飞的医疗和生活照顾是"北詹"亲自安排的，而庄毓麟的医疗、生活他却没有过问。（上页１８８）
" 北詹"原要干掉叶飞，现在却关怀备至。叶飞进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稳政治立场。当特委（其实就是"北詹"）批评曾志与任铁峰、叶飞关系密切、要加以处理后， "叶飞则从此不再与我个别交谈了。"（上页２０７）他是一个机灵人，闽东时接触战斗场面还不多，甚至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但２０年后成了解放军的上 将。残酷的内外斗争是磨炼人才的最好熔炉。
但叶飞之所以生存下来，不只是因为他机灵，也因为他此时还不是一个独立和山头。１９３５年５月成立闽东特委，叶为书记，他的部队是独立师。同年１０月，方志敏的残部"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进入闽浙交界处与独立师会合。两个山头冲突的高峰是１９３６年初的"南阳事件"：粟裕约叶飞到庆元南阳会 面，叶要汇报工作，粟裕说："好啊，晚上吃过饭再说吧。""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 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 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 （４）粟裕与刘英矛盾很大，刘英甚至要想加害于他，但粟、刘属于同一山头，因此尽管粟认为"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 "，但他还是"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５）
革命者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不乏友爱和温情，但友爱和温情只施及同志和战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以便能区别对待：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曾志就在革命队伍中有过"冰窟窿"似的（上页２１１）感受。
如何分清敌我？阶级出生、战场考验之外，还有持续不断的内部审查和整肃，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到文革，每次运动无论是什么目的，"清理阶级队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面，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顺理成章在受到严厉审查。延安时期，包括极受毛泽东信用的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脸盆里撒尿。
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 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有些 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４９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 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 之就糊里糊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上页３３３─３３４）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宋任穷回忆长征时：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 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 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 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６）
危拱之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相对顺利的时期，她却被自己的同志逼疯。
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党有办法让你承认组织对你的指控。车轮式的攻心战术，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革 命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下页３４０）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咽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下页３４１）──这是延安的另一种红色。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下页３４１）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个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发和组织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压下漏网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也可以锻炼一下你对党的忠心。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认加给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荣的"解放战士"，从此不再受折磨。但对于这种经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党是不会信任的：很简单，你也会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真的成为党的叛徒。整风过后，组织上再度对曾志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进行考察和甄别：
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事，在高压下没有讲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难能可贵的。（下页３４５）
党内的高压恐怖并不是要你说假话，党对革命者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讲假话欺骗党，党从每个党员的无条件信仰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而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意志变得极为刚强、没有任何温情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的"老革命"，４９年后就用这些在延安见识过的方式去改造全国人民。
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ＣＣ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页３３４）
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下页３３４）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别人，组织上想挖多少特务就可以挖多少特务。
此时此地，"面条"是有相当诱惑力的奖品。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延安本地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７）
１９７６年１０后，江青作为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的形象逐步刻划出来。但谁都不会否认，没有毛泽东的信任提拨，就没有江青的飞扬。这就 形成了一个补充说明，即江青原本是好的，后来、特别是文革中变坏了。这一说法不但不符合常情，也是对毛的贬低：江青岂能瞒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因此，曾志 披露的毛在五十年代对江青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下页３２０）
在生活上合不来，这是当然的。毛泽东生于农家，长期在山沟里苦斗，好吃辣椒、红烧肉，留长头发，不会跳舞，卫生搞得也不大好，这与十里洋场出来的明星江青自然难协调。但对于" 政治第一"的毛泽东来说，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虽然只是秘书职务，但无论到那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下页 ３２０）她实际上早就参与政治生活了，并确实表现出毛所期待的敏感，４９年后文艺上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大都是江青首先警觉到的。当毛对几乎所有的"朝 臣"都不再信任时，修炼二十多年的江青一马当先，充任"文革"大将，辟关斩隘，没有辜负毛对她的期望。
毛泽东握有万里江山，生活上不怕没人关心，曾志就为他在广州针织厂订做了两套线衣线裤。所以毛非但不需要江青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反过来在生活上关心江青。曾志在延安第一次与毛、江吃晚饭，" 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嗽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下页３２０）"江青患子宫癌，在苏联做 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 员派去照顾江青的。……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给钱。"（下页 ３２０─３２１）
毛对江青的关心，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而是政治家对自己助手的关心。
１９５４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曾志，换上另一个女同志。陶铸的解释是：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为了照顾方方的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
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下页４３４）
陶铸或许会用"大义灭亲"来自我欣赏，但人大代表的资格被他用来做交易，这也太不尊重广州市几百万人民的"意愿"了。
陶铸是精通斗争逻辑善于进行党内的人。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认为广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导，他" 对广西的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说，也不经中 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 了。"（８）１９５２年，毛泽东认为广东土改有右的倾向，又派陶前往广东，陶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 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９）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 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斗争能力也由此充分表现。
调走方方是" 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必要环节，陶拿曾志的代表资格来做交易，可能说明他与方方没有什么历史过节，以至于在赶走方方之后还得有点安慰。１９５７年广 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主要人物之一时任副省长的古大存。延安整风中，古深得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阔斧地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 "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下页３４３）陶当时就对他说："古老，你 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１０）当年的怨气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动机之一。因为陶的爱憎异常分 明，高饶事件后，中纪委曾派人到广东了解陶铸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了解陶铸是否对"刘少奇、高岗各打五十大板"一事，区梦觉证明并无此事。所以区梦觉 此后，一直受到陶铸的重用。"
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提起来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但二十多年后，当毛要打倒他时，却不得不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刘有什么能耐在党内形成了这么大的气 候？而且照当时的说法，全国每个省、国家每个部，直至基层单位，都一无例外地有刘少奇的代理人。陶铸被打倒后，向曾志说到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１９４２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 因此一直到１９５３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下页４５２）
此说需要补充。延安整风" 审干"中，陶受过刘少奇、康生、彭真的打击，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而高岗则是对审干时的恐怖提过意见的极少数人之一，在反刘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语言。 ４０年代末，陶在东北工作时，与高岗配合得很好。１９５３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主调是高岗"批薄（一波）射刘（少奇）"，陶也参与其中向刘"开了一炮"。会 后高到各地游说，在广东见过陶。高岗事发后，陶曾中央写过书面材料。
陶此处说的柯老即柯庆施。１９３６年在北方局时，柯就与刘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风时当然跑不掉：３０年代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抗战后执行了王明 的右倾投降主义；进入延安后又是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与王明私交确实不错，在王明挨整后曾上门探望。１９６５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闻柯去世后曾 赋诗悼念）。为此，中直机关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柯庆施夫妇，其妻不堪迫害自杀身亡，柯则被隔离。陶在落难之前还前往探望，两人从此结下深交。柯去世时，陶极 为悲伤。
４９年以后，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且都越来越左，陶自己就说过"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只左不右的"，也是毛平衡刘的重要力量，１９５８年两人都以中央委员而直入政治局。
但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在不断重新组合。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毛泽东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 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下页４５２）６０年代初，刘主持经济调整，局部背离毛的荒唐路线，以收束大跃进 的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毛派"干将也与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各省各部确实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 时认同刘：
尤其１９５９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下页４５２）
１９６２年周恩来、陈毅主持的给知识分子松绑的会议，就是在陶铸治下的广州召开的，而" 柯老"在上海却拒绝传达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由此说明陶与"毛主席的好学生"、文革的实际策划者之一的"柯老"又有一定差别。１９６４年的工作会议期间， "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下页４３１─４３２）"桃园经验"是" 文革"前夕是刘少奇既迎合毛、也对抗毛的材料。毛不会对陶的"倒戈"迹象毫无觉察，但也许没有想到刘、陶之间的信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文革初期仍瞩意 于陶铸，希望这位与刘没有历史渊源、延安挨过刘的整且长期有分歧的干将担任揪刘先锋，孰料陶已认同刘的路线，不能承担毛指派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 保皇派。
文革时天下大乱，百姓深感浩劫之苦，毛泽东却反复说天下大乱是好事。不排除其中有文过饰非的成分，但确也是真情流露：无论如何乱，毛的威信在大乱中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他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各级组织系统的瘫痪而更加无所限制。
一片混乱中，毛的权力登峰造极。陶铸岌岌可危时，曾志向陈毅说起自己的担心，陈毅却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下页４４７）党内第四把手的命运就取决于毛有没有改变主意。如果不是文革，毛哪能如此潇洒。他可以在１９５９年罢了彭德怀的官，把彭监禁起来，但要整死彭，还得到文革。
一片混乱中，毛的监控无微不至：
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下页４７０）
有保护当然就有不保护。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之所以在会场上被无情揪斗直至整死，显然也是出自毛的意愿。
一片混乱中，专政系统高效运转。曾志在粤北被监管期间，到集上买一元钱的菜、劳动时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汇报。１９７４年，曾志的３岁的孙女在 中组部幼儿园，向一个５岁的小男孩说了一句她的姥爷（即陶铸）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话，男孩的母亲报告老师、老师报告中组部政工处、政工处报告组织部、组 织部报告中央，位于权力中枢的纪登奎、汪东兴亲自批示处理。层层上报，井然有序，何曾有半点"乱"的迹象？
在众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随夫参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资历并不低于陶铸，所以尽管她的政治生命实际上离不开陶铸的命运，但相对而 言，她比许多下台领导的妻子要好过得多。陶铸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了曾志，没有要她回广州挨批；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又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下页５０２）１９７４年，陶铸尚未平反，曾志已经参加四届人大。
共产党理论上不讲连座法，陶铸自是陶铸，曾志自是曾志，即使丈夫是保皇派，妻子也仍然是革命者，这没有什么讲不通。毛泽东把曾志与陶铸分开，应当是考虑到曾志的特殊性，正像毛泽东１９６４年向陈永贵等人介绍曾志时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下页４３３）曾志有独立于丈夫之外的政治资本。
但革命没有革掉" 夫贵妻荣"的观念，在党内高层，妻子的命运一般都依附于丈夫。刘英也是老革命，但张闻天下台，刘英即难逃劫运。彭德怀被罢官后，组织上动员浦安修和他离 婚。毛泽东没有针对刘英或浦安修说过张闻天是张闻天、彭德怀是彭德怀之类的话。因此，当他说"陶铸是陶铸"时，除曾志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陶铸 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不一样，曾长期追随毛，而张、彭则在历史上反对过毛，因而下起手来轻重不一样。
老干部们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如何看待毛泽东，后人不得而知。７０年代末他们复出后，对毛一度意见较大。但８０年代他们退下之后，对毛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 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下页５３４─５３５）
曾可能是出于信仰跟随毛，但陶铸却像女人嫁人一样跟着毛。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 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 '，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１１）其实，严格说来，陶铸也没有"从一而终"，毛长期信用他，最后却置之于死地，主要原因， 可能就是他"移情别恋"于刘少奇了。
如果毛在文革中没有保护曾志，如果曾志还是处在监禁中，也许曾志还是这样说。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革命，他们必须无条件地肯定革命，无怨无悔地承受据革命逻辑而推出的一切。他们对毛泽东所为的一切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批评。曾志不明白的只是：" 毛主席英明了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后她想用"老人"、"病人"来宽容毛泽东。这真是一出讽刺剧，一代风流 的毛泽东，死后居然要这些听他摆布的人来宽宥他。其实，并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谅，而且，发动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愦，亦非病人的狂乱，而是毛泽 东社会思想的逻辑延伸，是他深思熟虑、周密安排的产物，无论是１９６６年他写给江青的信还是１９７０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的谈话，都表明了这一点。 １９７６年毛发起"批邓"运动时确实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脑袋是清醒的：他看准了邓小平与他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对于像文革这样的空前事件，是绝不能用" 老人"、"病人"来解释的。
有两个工作需要进行，第一，站在革命的立场，究竟应对毛泽东作如何评价？第二，超越党派立场，如何评价毛泽东以及以他为旗帜的中国革命留给中国社会的遗产？有反省精神的革命者也许可以进行第一项工作，至于第二项工作，革命者却必须完成一次思想革命才能进行。
曾志简历
１９１１年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
１９２４年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１９２６年秋进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参加湘暴动，随后是井岗山，任后方医院总支部书记。
１９２９年到福建工作，先后任闽西团特委书记、厦门省委秘书长、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福霞县委书记等职，１９３２年与陶铸结婚。
１９３７年任湖北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１９３９年到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整风时受到严厉审查。
１９４５年到东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员、地委组织部长、沈阳市委职工部长。
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电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工业书记等职。
１９６７年陶铸被打倒后，在中南海被禁锢，１９６９年１０到粤北翁源县劳动。
１９７３年回北京。
１９７９年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１９８３年离职，任中顾委委员。
１９９８年逝世。
注释：
（１）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页２４，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胡也频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页２５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叶飞回忆录》页７５─７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粟裕战争回忆录》页１６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宋任穷回忆录》页８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１４５─１４６，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莫文骅回忆录》页６３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１０）杨立编著：《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页１２３、３１，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１１）引自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３０９，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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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9 22: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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