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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中的「天府之國」——右派勞教生活片斷
鐵流（北京）
1960年4月，不知何故內昆鐵路突然停修，四川省勞改局「415」勞教築路支隊奉命轉戰成昆（成都至昆明）。
我們中隊二百多人分乘六輛卡車，從雲南鹽津經筠連、宜賓向成都進發。此時正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當我們轉移工地的汽車進入四川境內，驟然感到一派蕭肅之氣。田野裡看不見庄稼，農舍沒有炊煙，既聽不見雞叫，也聽不到犬吠，路上行人稀少，縱然看見三三倆倆路客，不僅衣服破爛，少言寡語，走路無精打采沒點精神。
那矗立在路邊的土高爐群仍吐著長長的火舌，黑黑的濃煙遮去蘭天白雲，肩挑背扛的男女社員，在幹部的押解下，打著紅旗結隊而行，不停地往泥石混砌的高爐裡填放礦石。
四川死了，「天府之國」沒有了，昔日三里一店，五里一集酒香肉臭的繁榮景象沒有了，眼前全是一遍淒涼。
我們車隊在距宜賓不遠的一個鄉鎮停下休息吃午飯，不少孩子婦女圍過來，三三倆倆指指點點，貪婪地望著我們碗裡那熱騰騰的白米鈑，有的看得涎水不停地往外流。他（她）們並不知我們是身負重罪的「皇犯」右派，所關注的是那碗裡的大米飯。
在這個生與死的年頭，管它是什麼人，只要不餓飯就行，聽人說一斤糧票可以解開姑娘的褲帶，兩個餅子能買走母親懷中的孩子。
在和老鄉的閒聊中，得知距此不遠有二十多萬人口的長寧縣，現在已餓死了六、七萬人，在宜賓市內過發生了一起將小孩騙到家中，藥死煮熟後作為兔肉拿到街上賣的事情，還說哪個地方有人吃人的事情。面對所聞所見，我簡直不敢相信，國家民族真的到了如此慘痛的景況麼？
一路傷感，一路沉重。到了成都，我們住在距火車北站不遠的成都鐵路中學裡，等候去西昌的汽車。這裡離家不足五站地，但無形的高牆深深鎖住親情，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衛兵，一個個荷槍實彈兇神惡然，不准「教民」超越規定的警界線。
面對槍威陰寒，刺刀光冷的「專政」，可怕的「無產階級專政」，何言「勞教」不是「勞改」？又何言「勞教人員還有公民權」？
隊裡有不少人和我一樣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離家快三年了，誰不思念親人？於是大家紛紛向管教（獄吏）提出正當合理的要求：請准許給一點時間回家看看。
先初他們不同意，可大家一再請求，呼聲強烈，不知是出於善心還是要求的合理，或是考慮到政策原因和上面的默許，第二天他們終於同意：
「改造表現較好」、家又在成都的勞教人員，可以回家呆一個晚上。「謝主龍恩」開天之恩，我也屬於批准之列。
第二天草草地吃罷早餐，我尋著熟悉的街市往回家的路上走。
「錦城絲管樂紛紛，半入江天半入雲」的成都，繁華景氣不見了，熙熙嚷嚷人群沒有了，大街小巷關門閉戶，冷冷清清無歡無笑。商店裡雖然擺有少許的商品，但全是憑票供應的「聾子耳朵—擺設」，餐廳飯館也是如此，行人面帶睏倦的菜色，走路雙腳不穩，且兩目不停地向四面收尋，看能否有進嘴的東西。
那時上班的人都帶著食具，只要一見有人排班馬上跟進。一次排了很久的長隊，待商店開門一看，才知是賣棺材的，這個笑話在人們中流傳很久。
在一條小巷的拐角處，忽見有個婦女追趕著一個男人，一邊追趕一邊叫喊：
「逮住他，逮住他，他搶了我的包子。」
我舉目望去，一個衣衫縷爛飢餓不堪的男人，氣喘吁吁一邊拚命跑，一邊不停地將搶來的東西往嘴裡塞，路邊的人沒有出手去抓，只是不停地搖頭和歎氣。
當我來到童年的大科甲巷街時，卻被兒時結拜兄弟的媽媽周母母叫住。她頭髮全白，拐看一雙小腳，滿臉笑容，驚喜地問：
「潤芝（我的小名），你回來了？快進來坐坐。」
她一把拽住拖我到家裡，忙著送來熱騰騰的茶水，抱歉似地說：
「現在不像過去，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糖啦、餅啦、油啦、肉啦、連花椒、海椒都要票，糧食嗎就那一點點，真拿不出什麼招待，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報上說你的那些事，我從來不信，看著你長大的還會有假麼？！」
她談起往事沒過完，對1957年報上刊戴批判我的那些事情全持否定態度，應了偉人英明論斷：「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坐在椅上喝著熱茶，環顧下四周，突然關切地問：「周伯伯呢？」
周伯伯是她老伴，是結拜弟兄周道炎的父親。他是個畫罩簾子的畫師，一生勤奮靠筆頭掙錢，養著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反右前我常來看望他，也順便打聽下兒時結拜弟這些十一、二歲的孩趣之事。
在1956他申請入黨還向組織作了交待，他們單位曾來人向我瞭解此事的全過程。我當時是記者，聽後好笑地說：
「這是娃兒辦姑姑宴（當時小孩們的一種遊戲）的事，難道是歷史問題麼？」
來人不好意思地一笑道：「這是對他的負責。」
周母母經我一問，眼圈一下紅了，咽硬地說：
「死了，上個月初八死的。」
兒時朋友父親去逝，甚感悲痛，即忙問：「什麼病？」
周母母警惕地掩上門，耳語地道：
「人老，身體不好，糧食不夠吃，餓死的。」
我「哦」了聲，嘴巴張得大大的。
「你們每月的定量是多少？能吃得飽嗎？我看你比在報社瘦多了」
周母母強忍悲痛，關心起我來。
我道：「四十八斤，勉強能活吧。」
她放心了，顯得很高興說：
「這樣多呀，每月比我們多三十八斤。」
「你們才十八斤？」我聽著驚了。
「你以為還是你走前的二十二斤麼，從今年一月就下降了，說是國家遭了災，為了支援災區人民，不餓死人，所以要節約四斤出來。」
周母母越說越激動，最後竟氣咻咻地道：
「現在災區餓不死人了，我們卻餓死了。十八斤還是大人，不滿十二歲的娃娃才十四斤。你知道不，現在各家各戶吃飯都分著吃，因各人有各人的口糧。你不知道呀潤芝，為一顆糧食親親父子、弟兄鬧得快打破頭啊！唉，我每月要拿出兩斤來幫補孫兒，他們是吃長鈑的人，不能餓著了。」
「那你呢，夠嗎？」
我為她犧牲自已，保全兒孫的精神大為感動。
「我六十多歲的人了，死了死了萬事了，不能讓他們年輕人去餓死喲！」
周母母長長吁口氣，說到這裡突然語調一轉，神秘兮兮地道：
「遭什麼災啊，聽說毛主席把糧食拿到蘇聯換槍炮去了，你知道不？作孽啊！餓死老百姓也不管？」
由於身份關係，我不敢囉嗦下去，慌忙告辭快步往家裡走去。
家，冷冷的家，沒有活力，沒有快樂，死死沉沉像個地穴。
繼母告訢道，妻聽說我要回來，一早到幼兒園接孩子去了，家裡只有她一人。近三年不見她老了一頭，眼睛不再明亮，雙頰灰黯少色，身板佝僂，一說話就咳。她傷心向說：
「潤芝，你知道不，你鄉下二伯去年底就餓死了？我這點吊命糧你愛人硬要叫我拿兩斤出來給琦琦，我還活不活啊？農村比城裡還餓得慘，什麼胡豆葉，芭蕉頭，野草根，都吃過精光，還有觀音土什麼的……老百姓私下罵死了，說共產黨比國民黨毒十倍，整人害人餓死老百姓，到它垮臺時，我要拿起扠頭掃帚打它狗日的，害得我們一家好慘，鳴鳴……！」
我無言以對，勸不是，順不是，只能沉默。
快到下午四點，提前下斑的妻子帶著孩子回了家，孩子依稀地認識我，張開雙手高興地「爸爸，爸爸」叫。
我一把抱住女兒，在她小臉上親過不停，但做爸爸地我卻沒任何一件禮品給孩子，懺愧負疚，心裡長時間不安，只好匡哄道：
「爸爸這次沒給你買糖，下次一定買。」
孩子似乎明白我艱難的處境，不但沒提出要求，還一個勁地吻我。妻子收拾好屋子悄聲問我：
「餓不？」
我當然餓，但再餓我也說不餓，相聚的情感充盈著肌膚，團圓的喜悅使我忘去腹中空空。此時縱有山珍海味能吃得下去嗎？何況她們也在飢餓中啊！我不能奪去母女口中之糧，再餓也不能表現出來。我笑著從身上掏出積下來的兩斤糧票和不足二十元人民幣交給妻說：
「餓什麼？你看我還有錢和糧票哩！交給你給孩子買點什麼糖果餅餅。」
妻推辭堅不受納，她知道這是我從牙縫中省出來的東西啊！
「榮，你留著吧，家裡什麼也不缺，要說有缺就缺你啊！」
她說著，竟然傷心地哭了起來。
「我不是在你身邊嗎！」
我一把抱住她，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汨。
生離死別人世滄然，共產黨啊毛主席，你們為什麼要把一對對恩愛夫妻強行拆散，這難道就鞏固了你們的政權？就滿足了你們成功的迷夢？你們到底為的什麼啊！
當孩子熟睡後，妻子才告訴我由於營養嚴重饋乏，她己有一年沒有例假了，同時還向我提出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一是報社總務科多次叫她搬房子，說我已不報社的人，沒有資格坐這房子；二是她媽媽經常抱怨，說她怎麼找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丈夫，這輩子有的是苦吃；三是她現不論走到哪裡，別人都知道她是「大右派分子的老婆」，弄得抬不起頭，別人漲工資她卻沒分；第四她說繼母不愛孫女兒，糖票、肉票、油票、糧票全一個人用，一點也不分出來。我難以回應，只能苦澀地說：
「這都怨我，忍一忍吧，我想回來就好了。」
回來，幾時回來？一生一世的鐵帽，摸不著邊兒的所謂勞教，竟然不知毛澤東給我們右派設置的竟是遙遙的「無期徒刑」，太慘烈，太霸道！
妻聽我說「回來就好了」，那死寂的心一下亮起火點，少有的少婦紅暈又在臉龐冉冉升起。她多麼需要我，我多麼需要她，可階級鬥爭的血劍卻要把天下眷戀的夫妻硬性分開，這就是馬列主義，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縱然團聚的夢幻，也使她淒然醉心。
她緊抓住我的手，貼著我的臉問：
「你幾時能回來？你幾時能回來？」
我默默無語，心似刀割，在割的疼痛中聽得她自言自語道：
「榮，我再等你一年吧……」
再等我一年？不祥的陰影悄然爬上心頭。
兩年後我們終於別離，一個幸福家庭被徹底毀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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