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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文章，附件一，我在网上读过多次了，本来看看就算了，没打算说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文章的背后一丝丝缕缕的嘲笑、冷漠亦或无知。
换个角度想，如果张国涛留在中国，他会如何？
陈昌浩，张国涛的下级高官，附件2，从苏联回国后，1967年，自杀在北京城的红霞公寓，位于王俯井大街的高干公寓。
李立三，附件3.
李立三，1899.3—1967.6，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8岁。
黄金容与杜月笙，附件4及5
黄金容，附件4，留下来了，以80有余的高龄在上海的大世界门口扫地，那座解放前属于他的城池，此事，足以见共产党做人不够厚道。
插曲，写此文时，在GOOGLE.COM.CN下，黃金榮是被屏蔽了的，GOOGLE显示：“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我猜，黃金榮的经历是共产党不愿意别人提及的。
杜月笙，附件5，解放后逃避到了香港，病故在那里了，用共产党的话讲，‘被吓死的’。
共和国的十大元帅，附件6（需补）
这些人大家都很熟悉了，他们文革前如果能幸运地去世地话，还能得到应得的荣华；如果他们能以顽强地生命熬过1977年的话，也可安享晚年，这些人，在毛在世时，没有一个人有好日子过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平稳地端起茶杯，静静地品一下茶香的。
鲁迅，假如活着，附件7
鲁迅（1881—1936，10，19）被共产党说的像圣人一样，也许，在那个年代里，先生的笔对中国的文化确有供献，但鲁迅被毛泽东盛赞为：“骨头最硬。”，这‘骨头’硬在哪里，硬在反对国民政府的专横跋扈，颇得毛泽东的欢心。
但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发动了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侵华战争。1931—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仅是其中一次，也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从1931到1936年，鲁迅不可能没有看到、听到日本的侵华，但，我在鲁迅的全集中，找不到‘抗日’两个字，文章写得再好，要当亡国奴，要和国民政府一起逃亡。
鲁迅幸运地早亡了，没有经历‘7、7’、及‘西安事变’，没有经历57年的双百方针，没有经历过文革。
说真的我很担心他在‘7、7’中不表态及‘西安事变’，表错了态；或，在57年的双百方针中了圈套，‘硬骨头’变成了‘软骨头’，或者，像高尔基一样死于不测；或，在文革中，落得像黄金容、老舍类似地结局。
鲁迅，幸运啊！
我也心存疑虑，为什么在鲁巡的文章中通篇都找不到“抗日”二字，难道他的字典里没有吗？！
话回张国焘，知道了，陈昌浩、李立三、黄金容、杜月笙，及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们的结局，离答案就不远了，如果张国焘不走的话，就像鲁迅不死一样，没有任何的悬念，其结果也好不过鲁迅去；张国焘远去加拿大，没有钱，起码尚有尊严与自由，不用曲膝卑下地苟言残喘地活者，起码还有一席安榻；起码活到了1979年11月26日，过了82岁的生日；起码，没有带过毛泽东的像章，高喊过“毛主席万岁！”，不用违心地、低三下四地讨好别人，活的尚有尊严与自由。
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
白色恐怖，在国统区或日本占领区，离开了敌占区，总还有个安全的地方，总还有个地方能当个英雄，挂个胸章，即便‘光荣’了，老婆孩子也能有组织照顾着，当个烈士家属，死而无忧；但红色恐怖就大不一样了，让人无处藏匿，弄得黑白两道追杀，死无葬身之地，人死了都会愁眉不展，连老婆孩子都不会有正常的日子过。
所以，有多少英烈在最后日子里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曲膝跪在统治者的面前，乞怜认罪。所以，红色恐怖比白色恐怖更为恐怖。
后记：
我羞于承认此文出自我笔，该说的话别人都说了，从附件1到附件7，我只不过把它们从记忆里，历史的记忆，挑了出来，放到了一起，就像波络先生讲的那样：“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我认为，我们的革命，让社会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在本世纪，拐了个弯，‘革命’是对社会发展的一个误解。
附件1：张国焘晚年客死异国记图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
被国民党遗忘的张国焘辗转至香港
1948年底，蒋氏政权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潦倒的张国焘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于迁移台湾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经济与精神上的压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张国焘与同在港的原国民党桂系要人程思远来往密切，似乎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不久，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邀张国焘出任新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的社长，张国焘也发表过反蒋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 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张国焘流露出回大陆的意愿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念头。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现在闲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虽然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希望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 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远走加拿大曾获蒋经国资助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加拿大，投奔大儿子海威。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国焘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到多伦多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加拿大法律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地处多伦多郊区，因为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所以条件很差。
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张国焘后来病重，便与杨子烈商量解决贫病交加的办法。杨子烈想起了一个人，便提醒说他当年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时，热情接待他的是萍乡同乡、时任武汉市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张国焘与蔡孟坚交往多年，颇为投缘。蔡孟坚现在就在美国，杨子烈认为可以请他帮忙。张国焘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就嘱咐她和蔡孟坚联系。
蔡孟坚见到杨子烈后，问张国焘认识当今哪位台湾政要。杨子烈说当年在香港时，台湾当局曾派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少谷赴港访问张国焘。蔡孟坚说：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曾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张国焘向俄共极力交涉，才改为准许蒋经国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后又争取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庆时，蒋经国曾与蔡孟坚一道探望过张国焘，二人无话不谈。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旧恩，此时应当求助于他。杨子烈表示同意。
蔡孟坚遂致电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的窘境，说张国焘若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国焘本人及台湾均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将此情转告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蒋经国闻讯后想起张国焘的旧恩，唏嘘不已，请蔡孟坚捎钱给张国焘。不久，黄少谷的女婿、台湾驻纽约“总领事”夏功权便告知蔡孟坚，请他把蒋经国的1万美金支票转交给张国焘作医药费。蔡孟坚立即飞赴加拿大，将支票交与杨子烈。
贫病交加冻死在异国他乡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三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转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里？三个儿子都是勉强度日，再养活张国焘就更拮据，张国焘只能再回到他不愿去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以抵挡严寒的侵袭。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王学亮）中国经济网
附件2：陈昌浩和四万将士：中国红军最大冤狱
维一按：记得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最心仪的高年级学长之一是高三年级一个外号叫“大鼻子”的同学，其面若洋人，肤色白里透红，俄文流利，足球球艺绝佳，四百米接力速度飞快。后来从某个对校中名人了如指掌的同学口中得知，此人名唤“陈祖谟”。没有想到，今日偶读此文却得知他竟有这样一段身世的隐情，如今也避祸江左，到了大洋洲了。
作者：不详
1999年11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记者在位于悉尼西区BLACKTOWN（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1967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
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1930年代，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它主要由两支军队构成，其中一支是所谓“中央红军”，即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另一支军队是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一方面军“自惭形秽”。
这支强大的军队，后来被先后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红军杰出将领徐海东；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1992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949年10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 的“主编”。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二、中国红军史上的最大“冤狱”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覆灭”时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
三、谜中之谜的“密电事件”
大陆党史界之所以有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覆灭”之说，究其原委，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1930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焘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拥有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泽东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反过来，张国焘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焘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焘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1935年9月9日，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焘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焘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焘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 “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但无论历史将怎样翻案，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缕轻烟。当年美丽纯情的俄国少女格兰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发老妪。在人们正忙于纪念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她正和唯一的儿子陈祖谟一起，隐居在澳洲的灿烂阳光里。岁月如流水，洗涤着记忆的创痛。而当她微笑的时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经无辜地为历史背负过最沉重的罪轭。
附件3李立三
新华网
李立三（1899.3—1967.6），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6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部长。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为政治局常委之一。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1930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 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8岁。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附件5：杜月笙
年輕時的杜月笙
杜月笙（1888－1951），人稱「上海皇帝」，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後改名鏞，號月笙。出生於江蘇川沙（現為上海浦東區）高橋南杜家宅。
4歲以前，母、父相繼去世，由其繼母和舅父養育。14歲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後獲得機會進入法租界，得到華探頭目、黑社會頭子黃金榮的賞識，成為其親信，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公興俱樂部。
杜月笙因善交際，勾結軍閥，從而成為鴉片提咧凶钣袆萘Α?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撸瑏K與黃金榮、張嘯林被稱為「上海三大亨」之一。並一度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邉樱@得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1929年，杜月笙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通過結交金融界徐新六、唐壽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銀行業務頗為興旺。
以幫派組織搞活動的杜月笙，1932年，開始組織「恆社」，1933年2月25日，舉行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恆社」名義上雖然是是民間社團，實際上暗的卻是幫會組織。杜月笙更借此廣收門徒，使自己的勢力擴大。
盧溝橋事變時（1937），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更兼任主席團成員及籌募委員會主任。他積極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物資，送到抗敵後援會。並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抗日將領，使他的影響力更為深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杜月笙遷居重慶，並在此建立恆社總社，向大後方發展勢力。他也組織中華貿易信託公司等，與淪陷區交換物資，借此中飽私囊、壯大自己。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在1945年9月初再度返回上海，除了藉此重整旗鼓外，更重新建立自己的影響力。而這時，各租界陸續被收回，國民黨勢力已經可以公開活動，這時，杜月笙所帶領的幫會，在國民黨中作用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隔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雖然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因國民黨不再像以往那樣支持，使得杜月笙「知難而退」，在當選後立即辭職。
在國民黨抗戰勝利以後，財政問題異常嚴重，1948年，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他的兒子蔣經國到上海，實行財政改革，蔣經國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然而，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卻沒有完全依照蔣經國的規定照辦，被蔣經國逮捕，並被判了六個月徒刑。而原本自認為在上海相當有影響力的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勢已去」。1949年5月1日，杜月笙攜家遷居香港，並在1951年8月 16日在香港病逝。
附件4：黄金荣
在“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的氛围中，人们认为黄金荣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黄金荣，要他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譬如扫地等，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地点正是在他昔日的生财宝地「大世界」门口。明知是对他的惩罚和羞辱，黄全荣也无可奈何。于是出现了照片中的一幕。路过的市民无不感叹，世道确实变了。闻讯赶来的记者拍下这一情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竟如此落魄，又是那么老态龙钟。
“黄金荣扫大街”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造成了极大的反响。旧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这一消息，暗自庆幸自已没有留在上海，逃过一劫！
没想到对黄金荣“改造”的事情变成了自己的丑闻，高层急令停止，两年后，黄金荣怀着感叹自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心情撤手西去了。
附件7：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最可能一句话不说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十几年后，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面对着“舆论一律”的状况，一些心有余悸的党外人士私下里传问起这么个问题：鲁迅活着会怎样？传问得多了，最后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结果就有了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谁是谁非？让我们试着辨析一番。
首先，“罗毛对话”发生的1957年7月7日是个什么时候？是在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开始的一个月后，而“反右”的目标就是那些在“整风”中发表了 “右派反党言论”的党外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有大批党外各界名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乱动”，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他那“伟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两次谈话是在1957年3月，当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还不久，他正在酝酿“整风运动”，大会小会上不停地宣讲“双百”，因此，在那两次“座谈会”上以鲁迅为例，是要打消人们的顾虑，是鼓励人们说话的意思。所以这三次谈话的前后矛盾完全符合从“整风”到“反右”的“政策变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们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视和出版物中表现的毛泽东来领会他的“智慧和风度”。从许多有关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个大开大合、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清规戒律在他那儿是无效的，而且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他是任何话都敢说并能说的。况且，他那些话虽然是公开说的，但却是在控制了范围的“座谈会”上，听众都是一些“高级党外人士”，自然与公开发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选”中的说法是不同的。而毛泽东在类似场合的“敢想敢说”，已经在许多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了。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登载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一文披露：据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安子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告诉刘源（刘少奇之子），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当前的工作是要抓“敌我矛盾”，刘少奇却认为“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一怒之下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当着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党外人士“估计”一下鲁迅怎么不可以呢？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和1957年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是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战略方针的，是“伟大政治家”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如果过于天真轻信，岂不可笑？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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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8 12: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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