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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19 11: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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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还毛贼东为人
研究中国现代史，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研究毛贼东。而研究毛贼东，首先有要打破毛贼东迷信，把“魔”还原为“人”，或者说吧“神”还原为人。透过人的毛贼东，更能客观地看到当代中国历史饶有兴味的真实的一面。
人有七情六欲，毛贼东非正人君子。观其一生，正是七情六欲都十分旺盛。从来帝王皆风流，自古美人慕英雄。毛贼东本人及其追随者们，无论怎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呼风唤雨，高筑思想祭坛，建造主义神殿，但是物质不灭，生命之树长绿。做为“神”，毛贼东终归虚妄、荒诞；做为人，毛贼东才算真实、可信。
研究“人”的毛贼东，从来就是中共的一大禁忌。研究毛贼东的性史，更是要冒天下之大不讳。然而西人弗洛伊德氏有言曰：性乃人生的基本出发点。我国老前辈孟夫子亦有教诲。“食色性也”。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两位前贤的高见，但透过毛贼东与一系列女子的性关系，即俗称的“风流史”，或许更易于达到把毛贼东从高居着的神殿上请下来，做一个凡胎俗骨。再到人间走一遭。
那么我们或许先要问上一声：毛贼东是个甚么样的人？
可以说毛贼东原是个激烈的封建主义的造反者，却又不自觉的成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毛贼东原是一个矢志摧毁封建王朝的革命家，却又不自觉的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他奋斗一生没能战胜和超越他为之深恶痛绝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却以三千年文化根基战胜了他，塑造了他。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甚么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的王国。他的基本素质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帝王思想加上些许诗人的浪漫气习。正是这帝王思想和诗人气习，决定了他和许许多多女人的绝妙关系，也决定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悲剧式的结局，更决定了他治下的黎民百姓所受的空前绝后的苦难。这就是历史的毛贼东现象，或可称为毛贼东所属的时代的不幸。我们这样来讨论毛贼东，决无贬低其地位价值之意，亦不会有损他多姿多彩、玩世不恭的一生。
因之笔者著作的，不是一本披露政治人物隐私、秘闻之类的闲书，而是一本许多学者不敢涉猎的而又严肃认真的史书，介乎正传与野史之间，或者称为别传、外传吧。书中所涉毛贼东私生活种种，包括性生活种种，虽多属海内外尚未有所闻所传者，但绝不流俗。相信读者阅后自有明鉴的。笔者唯一需要保留的是：尽量避免提及有关材料的来源，以免危及朋辈的家室安全。
是为序。
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毛贼东的私生活，虽然至今视为中共的特级绝密，在今后五十年内难以坦诚相论；但跟毛贼东有过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实在多于过江之鲫。其中的名女人即有十几位之多。其中与毛贼东相从最久印象最深的则是四位：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张毓凤。
其馀的那些一夕风流、数夕云雨的无名女子，在毛氏的生活激流中，自然是些匆匆的过客，甚至是些稍纵即逝的浪花了。
在本书还要叙述到的女子还有：————长沙一师才女陶斯咏；话剧演员吴广惠；华侨美女冯凤鸣；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杂技之华夏菊露……
然而本书的女主人翁不是杨开慧，不是贺子珍，不是江青，而是那位自一九五八年夏季即工作和生活在毛氏身边的生活秘书。她从生活秘书而政治秘书，最后晋升为中共政治局机要秘书的神秘女子张毓凤。
为了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由远而近的清晰印象，本书在叙述毛氏与神秘的张毓凤小姐的主要故事之先，要依时间顺序一一介绍其馀的十几位名女人与毛氏的关系。或许，读者读过本书后，会领略到一幅波澜壮阔、云诡雾谲的历史画卷而一饱眼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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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2)
第一节毛贼东氏的第一个女人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贼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拥有大小十六间房、二十二亩稻田的富农家庭。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只学会了算账数钱的文盲，农忙种田，农闲做谷米生意。像所有闭关自守的农民那样，刚愎自用却又家道日升的毛顺生，只敬财神菩萨灶王爷，不敬至圣至尊的孔夫子。甚至十足地看不起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读书人。且读书人常常都是一些妖言惑众的“乱党”。母亲文其美，是典型的农家妇女，养猪打狗，生儿育女，侍奉丈夫。据毛贼东本人回忆，母亲为人慈祥，很会饲养母猪，并以猪娃放债。依毛氏后来奉行不二的阶级斗争学说，应该算作从小参与了家庭的剥削活动。
毛顺生是毛贼东最早的生活导师，毛贼东六岁就教诲：教育方法无外是喝骂加巴掌棍棒。
毛贼东一生憎恨他的父亲，却又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强制横蛮、刚愎自用的秉性。各种版本关于毛贼东生平的著作都说：“毛贼东少年时代早熟，十四岁上已长得牛高马大，十足一个小伙子模样”。湖南地处亚热带，庄稼四季生长，草木终年长绿。早熟早婚，正是那个地区的地理使然。毛贼东十四岁已是一九O八年。从一九O 八年娶李氏为妻，到一九二O年与北大教授杨昌济的遗孤杨开慧女士同居，毛贼东与李氏有过长达十二年的夫妻名分。这也就是说，毛贼东从十四岁长到二十六岁，正是一个正常男子由性能力成熟到性能力极旺盛的时期。即使是说毛氏因极端仇恨自己的父亲而刻意冷淡李氏，但在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岁月里，李氏又不是妖魔鬼怪，小夫妻能无床第之事？毛贼东从小喜读“雅”书，终生性欲极盛，能与李氏同眠而水火无侵？按照常理，他便是出于对父亲的报复心理，也会在青春妙可的李氏身上寻找发泄的。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许多女人都只是毛贼东发泄性欲的工具而已。
一九四九年之前，在韶山冲的老一辈男人们中还有一个传闻，即毛贼东在长沙上学期间，回家时发现过自己的父亲与自己的妻子的不清关系，俗称为“扒灰”的，这在当时乡村流行的大媳妇小丈夫婚姻常要造成的乱伦悲剧，从而使他深恶痛绝、记恨终生。
毛贼东的第一次婚姻没有留下子嗣，确是不争的事实，大约也是他从来对李氏不置一词的原因之一。李氏是从何年月起被毛贼东休弃的？她见到了毛贼东的第一次婚姻吧？她是何年月离开毛氏家族、离开这个世界的？今天要完全弄清这一切，已是一件较费力的事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氏是坐花轿来到毛家祠堂，跟毛贼东拜了天地的。她是毛贼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举行过婚礼的女子。一个不幸的早夭的女人。
第二节毛贼东的第一个恋人
毛贼东的第一个恋人不是杨开慧女士。
杨开慧女士的父亲杨昌济先生，湖南长沙板仓乡人士，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儒，杨先生受聘北京大学之前，曾在毛贼东就读的长沙第一师范执教。其时他门下有三位杰出的男弟子和三位杰出的女弟子。三位男弟子是：蔡和森、萧瑜、毛贼东、三位杰出的女弟子是：陶斯咏、向警予、任培道。蔡和森后来成为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萧瑜则是中共著名诗人萧三之兄长，一直客居海外，长期服务于联合国文化机构，向警予后来称为蔡和森夫人，曾留学法国参加共X党，为中共早期著名女革命家，一九二八年国共分裂后被枪杀于汉口；任培道女士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据说至今健在中华民国治下的台湾省。
毛贼东的第一位恋人为陶斯咏小姐。
陶斯咏，湖南湘潭人，出身名门，大家闺秀。跟毛贼东正是同学加同乡了，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西风东渐，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反封建文化、反封建婚姻、求民主自由、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个性解放的一个重方面就是知识青年的性自由。在得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男女自由恋爱、非婚同居一时成为社会新潮。
据毛贼东第一师范的挚友萧瑜称：陶斯咏小姐是她一生中认识的最温良、最文秀的女子之一。她于一九一四年即参加了毛、萧等人创办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是少数早期会员之一。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O年前后，毛贼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书店，进行革命活动，名为开办“文化书店”，实则俩人深深堕入了爱河之中。
毋庸置疑，两位志趣相投、深深相爱的知识青年，在那个追求个性解放、倡行男女自由的年代，能逃得脱夏娃、亚当均未逃脱的上帝的禁果的诱惑？且毛贼东又是结过婚的健壮的男子，早解床第之娱。陶斯咏小姐年龄跟毛贼东不相上下，亦正值青春萌动时期。两情相悦，身心相复，结爱务在，能不蜂狂蝶乱？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慕仙也。
应当说，青年学生时代的毛贼东，因经济拮据，是生活俭朴、勤学向上的。他并不是个放浪形骸的纨绔子弟。对待男女性事，那时他尚是严肃的罢。
只可惜他们好情不长。彼此间因志趣而结合，因政见而分离。大约在一九二O年夏天，陶斯咏女士实在忍受不了毛贼东激烈的造反思想和暴力革命的主张，加上相处日久，毛贼东所暴露出来的横蛮残忍的性格，使她离开了长沙，也离开了毛贼东。陶斯咏小姐去了上海，创办了一间名为“立达书院”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红颜薄命，陶斯咏于一九三二年去世，享年三十馀岁。
毛贼东却没因初恋的失败而气馁，陶斯咏小姐离他而去的那年夏天，杨开慧小姐即进入了他的生活。极有可能，毛贼东、陶斯咏、杨开慧之间有过一段短时间的三角关系。毛贼东感情不专，这或许也是出身名门、心怀高傲的陶斯咏小姐弃他而去的原因之一。毛贼东跟杨开慧结合五年之后，住在长沙清水塘，已经生下了岸英、岸青两个儿子，还奸污了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中共另一位早期领袖、朋友李立三的妻子，也就不足为怪了。李立三后来败在毛贼东手下称臣，直至一九六七年于毛氏文化大革命初期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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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3)
我失娇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水顿作倾盆雨。
这首为悼念杨开慧而作的《蝶恋花》，是毛贼东所有诗词中，最富感情色彩与最具人情味的一首。事出一九五七年五月，长沙市一位中学女教师名叫李淑一的，前去北京紫禁城看望权倾一国、至高无上的毛贼东，李淑一的丈夫柳荀，是毛贼东于二十年代中叶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的战友，担任过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马日事变”中被军阀许克祥下令枪杀于长沙。事隔三十年之后，战友的妻子李淑一尚属半百年华，自己的爱妻杨开慧却早已离开了人世。毛贼东有感而发，才写下了这首曾被广泛传唱的《蝶恋花》。
杨开慧又名霞，字云锦，一九O一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生，板仓乡邻们称她为“霞姑”。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间，板仓公社一度改名为“飞霞”公社，以示纪念。文革之后才恢复板仓乡原名。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又名怀中，清末民初湖南著名学者，曾留学日本、英国九年。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九一三年回国，当时的湖南督军曾聘他为湖南省教育厅长，他辞谢不就，而选择了湖南第一师范执教。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杨昌济先生在长沙执教五年，亦是毛贼东来到长沙求学的岁月。毛贼东跟随高年级的蔡和森、萧瑜等人经常出入杨先生家中高谈阔论，还不可能跟年岁尚小的杨开慧谈恋爱。且毛贼东的父亲因反对儿子在外读书惹事生非而断绝了经济支给，生活正陷入极度的困顿之中，全靠家境富裕的学友们资助或做些时工度日。
一九一八年春天，杨昌济先生受聘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父母移居北京。同年八月，毛贼东为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务也来到北京。他因缺少路费，英文太差，加上他立志在国内成就一番事业，没有赴法读书。而由杨昌济教授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助理员。其时北大校长为蔡元培先生，北大图书馆长为李大钊，都是知识界的风云人物。
毛贼东与杨开慧恋爱，最早亦应是一九一八年来到北京之后。杨父是毛贼东的恩师，追求恩师那年逾十七岁的爱女，当时是可以理喻的事。但根据毛贼东同代人的各种版本的回忆录来看，其时杨开慧并未看上落魄的毛贼东，至多有些好感而已。且毛贼东因就职于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职卑位低，很不得志，而于一九一九年初离开了北京，似未向杨昌济教授一家辞行，随赴法同学到了天津，南下浦口、上海，而由上海回到了长沙。毛贼东在北京只住了半年之久。回到湖南，毛贼东便如鱼得水，重新集结 “新民学会”的朋友，主办刊物《湘江评论》，展开他的革命活动。正是这时，他和陶斯咏小姐开办了“文化书店”，双双堕入爱河，时间至少有一年。
一九二O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于北京病逝。不久，杨开慧随母亲回到长沙，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湘福女中”。其时，父亲生前甚为倚重的湘籍高足蔡和森、萧瑜、陈昌、向警予等都远赴法国，留在长沙只剩下一位呼风唤雨的毛贼东，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毛贼东方面，恩师谢世，留下师母、师妹，出于念旧之情，常到杨家走动，进而移情相恋，背叛了陶斯咏的一脉深情，进而于一九二O年夏秋之间形成了毛、陶、杨的三角关系。最后以陶斯咏小姐离开长沙为了局。
毛贼东长杨开慧八岁，大男人总是喜欢小女子。小女子温顺可人，招人喜爱。不似那年纪、学识跟自己不相上下的大女子，处处要求平等、自主的权利。杨开慧跟毛贼东于一九二O年冬或一九二一年春结婚，此后数年一直相随毛贼东奔走革命，既做一个激进的女革命者，又做一个传统文化上的贤妻良母。他对毛贼东照顾得无微不至，夫妻恩爱。
一九二二年十月，杨开慧生下了长子毛岸英。一九二三年，杨开慧生下了次子毛岸青。一九二六年生下了第三子毛岸龙。从杨开慧的生育情况来看，虽处在朝不保夕的打动荡年月，毛氏夫妻生活还是十分和谐的。其间，毛贼东奔走于上海、广州、长沙之间，参加了中共的第一次党代会，参加了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并自称当过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
大约在第三子毛岸龙出世前后，毛贼东又有过一次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杨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插足他们家庭的第三者为谁？又是同住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太太？为毛氏九泉之下有知了。毛贼东曾于一九七五年间《诗刊》杂志上发表过一首写于一九二三年的诗作——《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共两党分裂，蒋介石发起了清党运动。八月一日，中共红军创始人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以武装对抗国民党。同年九月，毛贼东领导湖南农民“秋收暴动”，拉上队伍上井冈山搞武装割据。杨开慧则跟随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隐居长沙板仓老家苦度岁月。她不埋怨丈夫，并想尽一切办法跟上了井冈山的“共匪头目”的丈夫取得联系。
一九二九年冬，杨开慧连同三个儿子，被湖南军伐何健逮捕入狱。杨昌济先生生前的一些同事中不乏具有政治影响力者，在长沙开展了一场挽救杨开慧女士的活动。活动颇有成效，省长何健答允，只要杨开慧登报申明跟“毛匪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准予交保释放。
可是杨开慧在狱中坚贞不屈，她忠于自己的丈夫，忠于自己的主义、信仰，宁可失去年轻的生命，也要保持跟毛贼东的夫妻名分。她以死来表白对于毛贼东的真挚爱情。
一九三O年十一月十四日，何健下令处决了杨开慧。死时年仅二十九岁。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也从此流散民间。
再看看井冈山上的毛贼东吧，一九二七年秋天上井冈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不到两个月，即与江西永新县一位漂亮女同志贺子珍同居了，并于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胎女儿。而杨开慧女士却是在三年之后的一九三O年十一月，才为着不肯公开申明跟毛贼东断绝“夫妻关系”而被枪决。
“天若有情天亦老”。毛贼东的内心大约也有些负疚，才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写了那首《蝶恋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年逾九旬的杨母于长沙仙逝，毛贼东唁函中仍称其为岳母大人，称杨开慧为“亲爱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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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４)
第四节 先乱后弃的红军美女贺子珍
应当专门为贺子珍写一部书，来叙述其人生传奇悲剧。
贺子珍为江西永新人，一九一O年生，其父是一个具有进步意识的小地主兼商人。在永新县城里，贺子珍的父亲及她的兄妹三人，全都参加了共X党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是一个“革命家庭”。
永新县位于井冈山西麓，跟湘东地区的茶陵、攸县比邻。却说这井冈山区，自古民风强悍，男女性事亦十分开放。每逢夏日黄昏，家家户户的男子、女子，便会自提一桶温水，光赤了身子，在街巷上洗浴，嘻哈说笑，却又各不相犯的。当地还流传着《女儿大方》之类的歌谣。直到一九六四年，中共在井冈山地区推行了“社教运动”，从省城一汽车、一汽车地运来“社教工作队员”。不久，这些工作队员又被一汽车、一汽车地遣送回省城去了。因为他们下到各家各户之后，很快被房东家的女子们勾搭成奸，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纯粹是当地风俗使然。
贺子珍少年时代即已成为一个美人儿，明眸大眼，肤色洁白，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加上一副天生的甜嗓子，令人一见而生甜蜜之感。她十五岁即任县城中学的团支部书记，十六岁时加入共X党。具演讲天才，颇有煽动蛊惑力。十七岁时，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后不久，便率领永新县共产党人，联络井冈山上的土豪袁文才、王佐等（后均被毛贼东枪杀），奉行了永新起义，一度占领了永新县城。比毛贼东领导的湘东农民“秋收起义”早了三个多月。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贼东率领湘东农军迈向湘赣山区，与贺子珍、贺学敏兄妹的永新农民自卫军会合，共同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应当说贺子珍与毛贼东同为最早的中共“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且贺子珍是本地人，毛贼东是外来者。外来者自然要在最初阶段倚重本地人，继而取代本地人。毛贼东造反，从来是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他上井冈山后与本地女首领采取了“肉体结合”的方式，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据《我与红军》一书的作者龚楚先生忆及：“七月中旬（应为农历，即公历九月）……他（指毛贼东）带着我们及一连兵来到永新，开展苏维埃运动。到达永新后，我们住在县政府内，永新的地方同志都来见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漂亮而活泼，和主席谈的投机。那天晚上她送了两只鸟、两瓶酒给主席，主席留她一起吃饭。他们谈得更亲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开永新党团会议，这位女同志发言最多，而且又有见解。深夜十一时才散会。会后，毛主席便请那位女同志稍候片刻，说有事要同她谈谈。那晚贺子珍同志独自同毛主席密谈了很久。次日早饭后，贺子珍同志又来了，陪着毛主席工作了一整天，晚上也没有回去。第二天早上九时才起床。毛主席洗过脸后，喜气洋洋、满面春风的对我们说：”我和贺子珍同志两人相爱了，由同志的爱变为夫妇的爱，这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起点‘。那时贺子珍站在毛主席的左边，带着羞人答答的笑容……“
根据这一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忆述，可以看出，毛贼东与贺子珍的“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妇的爱”，前后不到两天时间。头天晚上见面就留饭，相谈甚欢；第二天晚上散会后，两人即在卧室里作深夜密谈；第三天晚上则干脆住下来不走了。足见第二天晚上即起了质的“转变”。毛贼东有家室子女，与贺子珍何来“夫妇的爱”？不过是草莽似的偷情通奸罢了。其时，毛贼东三十四岁，湖南老家的杨开慧正领着三个儿子在板仓乡下“躲难”，他何曾有过半点为人父、为人夫的道义感？贺子珍呢，年方十七，年龄上恰好与毛贼东少一倍，且明知对方有妻室儿子，而甘愿与之同居，融革命激情与生理欲望于一体，却不能不说是当地风俗在男女性事上极为开放使然了。
贺子珍虽然是井冈山上驰名的女响马、双抢将、武装造反派，但在从属毛贼东之后，便回归传统，做了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出于爱情，她像杨开慧一样，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毛贼东。她比杨开慧更善于烹调，能为毛贼东做酸辣椒为主要特色的湖南风味菜。像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贼东一生都喜爱吃红辣椒，特别是喜爱吃贺子珍烧的酸辣椒。
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在井冈山上贺子珍与毛贼东相识同居，到一九三七年秋贺子珍被毛贼东逐出延安，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这十年，正是井冈山上的“中央红军”被剿了五次、最后被迫放弃了“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大溃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最后到达陕北的十年。亦是毛贼东在中央红军里地位极不稳定、几起几落的十年。从毛贼东同代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统计出来，在这十年期间，贺子珍为毛贼东生过六胎，特别是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在爬雪山、过草地，在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据中共史载，一九三四年“苏区红军”参加长征时，达三十四万之众。而于一九三六年抵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馀人，足见行程之苦、死亡之众。）毛贼东却使贺子珍怀孕了三次，生育了三次。
枪林弹雨、朝不保夕，前途迷茫、生死未卜的艰苦逃亡路上，毛贼东却仍然有着旺盛的性欲，不时找弱女发泄，全然不顾亡命途中的女人的难处，也无视“中共中央”的纪律。他嘴上说的同志之爱加夫妇之爱，骨子里缺乏对于女性应有的人格尊重和道义责任。贺子珍事实上沦为他的泄欲工具，成了他的性牺牲品。
问题是贺子珍历尽生育折磨和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之后，年仅二十七岁的贺子珍，已经瘦弱疲病、人老珠黄，不复当年红军美女的风采。毛贼东却在军事稍安的同时，连续干出了几件风流私案，怎能不惹得贺子珍大动肝火？一个从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熬过来的女战士，又怎能忍得下这口恶气？这期间，贺子珍脾气变坏了，对毛贼东不再温顺迁就，而是大吵大闹，甚至相互大打出手。贺子珍曾经对人说：“毛贼东对我不好。我们俩吵嘴，他拿板凳，我就拿椅子！唉，我和他算完了！”
一九三七年夏天，延安的窑洞里来了两个风采别具、洋味十足的青年女子，一个是从北京来的学生领袖吴广惠小姐，一个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正是这两个新型的女子的插足、介入，摧毁了贺子珍为之维持着的家庭生活。红军女英雄贺子珍忍无可忍，威胁着要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枪毙这两个骚货、妖精。
作为贺子珍丈夫的毛贼东，在处理自己的风流事件时，却表现出了“无毒不丈夫”的大智大勇。他不是收敛自己的荒诞行径，向妻子道歉和认错，而是下了逐客令。一年之后，他对来访的美国作家斯诺说：去年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是：吴广惠、史沫特莱、加上贺子珍。事实上，毛贼东要驱逐的，只是贺子珍。
起初毛贼东的安排是，让贺子珍去上海“治病”。贺子珍大约忆起毛贼东在井冈山杀了数万“AB团”无辜的凶残秉性，去到上海必然落在地下党手里，甚至会被出卖给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死得不明不白……他到了西安之后，毅然违抗了毛贼东的安排，而无视毛贼东的电报劝阻，而选择了取道新疆赴苏联“读书、养病”。其时她身上还为毛贼东怀着第六胎。至此她已生下两男三女，都在长征途中病死的病死，送人的送人，失踪的失踪，竟无一个留在她的身边。真正的夫离子散了。
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之后，贺子珍于一九三八年春天生下了一个男孩。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莫斯科的战争气氛已日趋紧张，加上物质的极度匮乏，贺子珍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儿，真是进退维谷，度日如年。不久延安传来消息，丧尽天良的丈夫已迷恋上从上海来的电影明星蓝苹小姐，闹得“革命圣地”满城风雨了。
贺子珍是得到现世报了。一九二七年，她以十七岁少女之身，在井冈山上与毛贼东同居时，毛贼东老家的杨开慧女士正领着毛氏的三个儿子，躲在板仓乡下含辛恕苦地苦渡时日，为毛贼东守着贞节，直到一九三O年底才被抢决；十一年后的今天，轮着她贺子珍被毛贼东赶到这又冷又饿的异国他乡，回国无期……毛贼东则在暖呼呼的延安窑洞里，搂上了温香软玉的电影明星！
一九三八年冬天，莫斯科城里冰天雪地，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几度。贺子珍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她的儿子，未足周岁的宝贝儿子患了肺炎，由于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去。贺子珍孤苦伶仃，一把血、一把泪地把儿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公墓去埋葬……
一九三九年，贺子珍一再写信、拍电报，请求延安的“中共中央”允许她回国。她的信件和电报落在毛贼东手里，都成了毛贼东的家事，被按下不表。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最早创建者，红军女英雄，就像古代的失宠嫔妃，被发落到数万里之遥的冷宫里。当初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她出国学习的，如今要回国了，却成了毛贼东的家事。当年井冈山的战友们也无一人为她打抱不平。毛贼东竟老谋深算，十分高明，对她使了个缓兵之计：你不是孤身一人在莫斯科十分寂寞吗？把你寄养在延安乡下一位老乡家里的唯一女儿娇娇，送来莫斯科交你亲自哺养好了，算你的天伦之乐吧。
贺子珍不能回国，三岁的女儿娇娇却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她把整个母爱都给了女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由于中共方面不再承认贺子珍是毛贼东的夫人，娇娇在保育院里患了重病，尚未断气，却被毫无人性的医生丢进了太平间。贺子珍把女儿从太平间里抢了出来，跟保育院长大闹了一场，竟被认作“疯子”而被强行关进了疯人院，达六年之久！这真是共产主义灭绝人性的一幕悲剧。
这期间，毛贼东已经战胜了所有的党内对手，上升为中共党内、军内的第一号领袖。对于有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同志爱”加“夫妇爱”的贺子珍，在苏联被关进疯人院的事，不予闻问。连一点起码的怜悯同情都没有，其心实在是坚如钻石、毒比蛇蝎的了。
直到一九四七年，曾任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及其夫人来到莫斯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贺子珍的消息，路见不平，才通过与苏联当局交涉，把她从疯人院里营救了出来。
这时毛贼东不得不同意贺子珍回国。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回到哈尔滨，出席了中共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一九四八年，贺子珍到了沈阳。一九四九年，到了天津。可就是不允许她进北京，而被送去上海“继续治病”。在天津小住时，贺子珍托人把女儿送去北京，交给毛贼东，以期待着毛贼东能一念旧情，动动恻隐之心，毛贼东却把女儿娇娇留了下来，交给江青抚养。江青让娇娇姓了自己的姓氏，取名“李敏”。贺子珍得到的只是毛贼东的一纸便笺：自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了。我喜欢她。望您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贼东有意识的把子珍写为“自珍”。从这项“最高指示”里，可以看出毛贼东是如何独裁霸道、又工于心计的了。据说毛贼东一九五七年南巡上海时，曾召贺子珍见过一面，彼此都十分冷淡。之后，贺子珍一直被软禁在上海一座禁卫森严的花园别墅里，渡过她孤苦冷漠的冷宫岁月。
一九五九年七月上旬的“庐山会议”期间，江青在杭州游山玩水。毛贼东大约是到了贺子珍的家乡江西地界后，良心偶有萌动，让江西省委负责人秘密接贺子珍来山上见面。这是毛、贺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毛贼东是背着夫人江青而跟她见面的。贺子珍刚进大门，就看见彭德怀和毛贼东在用雷鸣般的声音争吵……后彭德怀走了出来。贺子珍走向前去，彭德怀忙不迭伸出一只大手，两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紧紧握手，但彭德怀甚么也没有说……贺子珍在毛贼东的住处，第一次看到了风韵可人的张毓凤小姐，明眸大眼，肤色白嫩，梳着两根黑油油的粗辫子……
毛、贺在庐山会晤，被江青获知。待江青从杭州匆匆赶上山时，贺子珍已经下了山。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贼东去世，江青禁止贺子珍前去北京吊唁。直到“四人帮”倒台，江青被捕，贺子珍才来到北京的“纪念堂”里，透过水晶棺看到了那折磨了她大半生的负心汉。
贺子珍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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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５)
第五节 女作家丁玲忆当年风流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县人，一九O六年生，一九二六年后以《莎菲女士日记》等小说驰名文坛，为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作家的佼佼者。曾在北京与沈从文、胡也频同居，后与胡也频结婚。一九三一年胡在上海被国民党处死，她加入共X党地下组织，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一九三三年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狱中与一“特务”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一九三六年夏获释，旋即赴中共主力红军所在地瓦窑堡。
正是在瓦窑堡，丁玲与毛贼东相识，并达成短暂的亲密情谊。其时，周恩来、毛贼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熬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住在瓦窑堡休息、整顿。其时，举国上下，民众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浪潮风起云涌。此时，毛贼东的妻子贺子珍住进了老乡家里，去生第五胎女儿——娇娇，即后来的李敏。毛贼东是个无论公事、私事均欲望极强、难耐寂寞的人。他利用贺子珍生育这个闲暇，而与其它女性作“超越同志感情的交往”。下面引述丁玲女士本人晚年的一段回忆。晚年的丁玲本是一个一改她年轻时风流浪漫品德、思想意识十分马列的老作家。可以说，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多年岁月（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九年），都是在中共的监狱里及劳改农场里渡过的。她是知识分子被中共洗脑成功了的典型。可是一九八一年，他接受美国爱霍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到北美访问旅行了近半年，真正呼吸到了人间的自由空气，并无形中受到感染。一九八二年春天，她回到了中国大陆后，思想上也一度呈现过“解放状态”，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染。
该年盛夏，她来到渤海湾避暑胜地大连，跟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清爽的海风，金色的沙滩，婆娑的绿树，难免勾起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无限情怀，回忆往事，其中不乏对毛贼东的楚楚哀怨：“他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那时候的红军队伍，中央机关，驻扎在陕北瓦窑堡，可不像后来的这样风光排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剩下的人，兵残将败，惨不忍睹。无论是高级领导人还是普通士兵，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四散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懒懒散散地进行整休。
“这就是我一九三六年离开南京监狱，到陕北来投奔中央红军时看到的样子。在瓦窑堡，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他瘦高瘦高的个子，头发也很长，衣服很旧，裤子上打着补丁。那时大家还不称他为‘主席’，熟人都喊他原名‘润之’。他大约原先也听过我的名字，晓得我也是湖南人，所以见了面很随和，亲热，爱开玩笑：”久闻不如一见，你就是鼎鼎大名的丁玲啊？‘他问了我许多上海、南京的情况，特别是鲁迅和’左联‘的情况，为甚么要有’国防文学‘和’革命大众文学 ‘？这两个称号的争论等等。
“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有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作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雕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嗬嗬嗬……‘“。
丁玲老人是带着批判的意识忆及这段甜蜜的往事的。事后，他又大约觉得说漏了嘴，对“伟大领袖”大不敬，很有些后悔。他严肃地告诫那位中年科学工作者，伟大领袖这类开玩笑的事，不应在传给第三个人听，谁传了谁负责任。中年科学工作者见老人一片至诚，当然答应保密。为免事端，两人相互敬而远之，不再往来。
再说当年丁玲随中央红军抵达延安，便在周扬为副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小住过一些时日，并继续写作。那时丁玲才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其时已发生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贼东则正式坐上了“中央军委主席”的交椅，取代周恩来执掌兵权。风姿绰约的北平女子吴广惠、金发洋女史沫特莱亦来到了延安，并进入了毛贼东的私生活，自然把个容易惹是生非的女作家置之脑后了。毛贼东只是让他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看看，深入民众，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丁玲依言到了山西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据说她最初追求过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后又追求总参谋长刘伯承，均未获结果。于是重返延安，在“红军大学”任教，并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后与她的秘书、小她十四岁的剧作家陈明结婚。
一九四二年三月，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三八节有感》，道出了“革命圣地延安”妇女们生活苦闷的真实状况，加上该报发表的另一篇散文《野百合花》（王实味作，他于一九四七年被康生秘密枪决），引起贺龙等一批前军人的愤怒，指目文化人在后方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声言要毙了这些摇笔杆子的。毛贼东为着安抚前线军人，将《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纳入“整风”内容，进行了严肃批判。抗战胜利后，丁玲去了华北，参加农村土地改革，恰恰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经中共推荐，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中共建政北京后，丁玲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红极一时。她与中共的另一员文艺大将周扬宿怨新仇，关系日趋紧张。
一九五五年夏天，毛贼东忽然念及旧情，约请丁玲在中南海里划过一次船。玉液泛舟，眷顾隆恩。小船上只有毛贼东和丁玲两人。毛贼东自然是亲自掌舵了。忆述之馀，毛贼东忽然问：冰之，你工作有甚么困难？你觉得周扬这人怎样？丁玲见主席又亲切地唤起了自己的小名，一时便忘乎所以，半娇半嗔地把历年来心中积蓄下的对周扬的怨恨，一古脑列数出来：周扬有十大问题……丁玲太过天真，太过事业心，太过政治化了。她原该绕过毛贼东的话题，说些开心有趣的事，逗毛贼东快快乐乐的，使毛贼东喜欢她的知识和智能，为日后的再次被宠幸铺平道路。可是共X党的斗争哲学使她执迷，只急于告御状而不揣摩毛贼东的帝王心理，从而犯下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毛贼东认真地听着，凝视丁玲的面庞。此时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发福，头发也变了色，脸上有了皱纹，徐娘老矣，不复当年风韵……毛贼东耐心听她讲完，倒真的笑了：“你讲周扬有十大缺点，我倒是觉得周扬还有两个优点，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可以……”。
此后，毛贼东再没有单独召见过丁玲，他已觉得她已是个乏味的女人。
一九五五年，在“文敌”周扬的主持下，呈报毛贼东同意，丁玲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被捕，一九五六年获释，闹翻案。一九五七年，经毛贼东亲自批示，将丁玲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丁玲被流放到中苏边界的“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在“北大荒农场”，她还曾经直书毛贼东，请求帮助。毛贼东在感情上、政治上均抛弃了她，自然不再理会并为其平反，继续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直到一九七九年，华国锋被邓小平赶下台，她才以病老之身，回到北京，重新当上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令人深思的是，历尽三十年的政治折磨之后，她仍然保持着共X党人的传统的左倾意识，对新进的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指责多于鼓励，且都是政治上的指责。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丁玲于北京逝世。直到临终前，她仍在为自己一九三六年南京监狱的“变节”一事奔走，以求历史的清白。中共总算为她作了彻底的“改正”，她才结束了她多姿多彩而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国大陆的青年一代作家不太能够谅解她，原因是她明知包括毛贼东在内的种种虚伪腐败的生活真实，且她本人又是长期的受害者，却固执教条，不肯清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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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19 11: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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