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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上的新闻界同行,大约都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的“左叶事件”,满城风雨,一位农业部部长助理,顿时名传四方。
事情本来很简单:1957年5月上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农业展览会时,负责现场接待工作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同摄影记者间发生一点争执:摄影记者要抢镜头,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重任在肩,自然不离贵宾左右。争吵之间,左叶脱口而出,说了类似“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要赶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就在报上加以抨击,左叶那句话也简化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部长助理竟然如此出言不逊,况且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左叶事件”立即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
“配合”。就由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六。八”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三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文革”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附记:1992年8月24日,新华社发了左叶同志因病于1992年7月4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消息说:“左叶同志
1910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佃农家庭,1927年10月在遂川黄土畈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左叶同志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西征,经历了许多重要战斗和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左叶同志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二○师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左叶同志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渡江、衡宝、广西和海南等重大战役的战斗。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左叶同志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指挥部队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抗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重创了敌军,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一个重要范例。左叶同志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不朽的战功,表现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叶同志历任中南公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四十五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兼人事司司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叶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对党和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的路线”。“左叶同志在他
66年的革命历程中,一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爱护同志、坚持群众路线、谦虚谨慎、严格要求子女,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谨录全文于上,以志对这位对党对人民有巨大功勋的老同志的深切哀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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