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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前，有段时期我曾非常喜欢为人介绍对象，事成之后我会高兴好几天。不过，我慢慢悟出一个规律来，那些由我撮合成亲的当事人，只是在婚前和结婚初期对我表示出感谢，渐渐地他们与我的联系愈来愈少，最后一点音信都没有。
我凭常识推断，他们的婚姻生活不是很幸福，他们并由此在背后责怪我毁了他们的终生大事。他们可能会想，若不是我，他们今生一定会找到更如意更般配的人。我后来发誓，再也不帮人介绍对象，做吃力不讨好的傻事。
但来美国后，我又为人介绍一次对象。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的上司是位五十岁左右的非洲裔美国人，十六岁时因一次车祸导致高位截瘫，两臂肌肉都萎缩了，手指无灵巧性可言，但能借助于铅笔在键盘上敲字。嗓音宏亮，说一口很标准的英语，很健谈，用词准确而又文雅，大学毕业后曾在某地方电视台做过专题节目主持人。
我上班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他儿子不满周岁时妻子便离他而去，十二年来他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现在生活条件好多了，很想找个伴，共度余生。他还告诉我他对中国姑娘特有好感。
我曾在机关工作过多年，虽不善于拍马屁，但在那种环境下还是养成了整天揣摩领导意图的习惯，不但要把领导交代的公事办好，还要发现领导的需要，主动为他们办一些私事。但我早已发誓不再做月老，免得到头来遭人恨。尤其是为上司找对象的事，更应特别慎重，弄不好将来把饭碗给砸了。只要他不明说，这事我就装着没听懂，能拖尽量拖。
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开口直说，要我帮他介绍一位中国对象。他说可以通过结婚帮助她解决身份问题。我只好顺着话题，说这属于亲属移民类，外国移民拿绿卡的捷径，并满口答应替他办这件事。但我心里知道，这事非常不好办。我跟他说，“我女儿太小，否则我会把她介绍给你的。”他煞有介事地问，“她多大？” “十二岁。”我答道。他听后哈哈大笑。
开玩笑归开玩笑，我还是把这事当作一件大事来办。据我所知，那些在美国失去身份的中国女人，条件都挺高，她们想找什么样的人我基本知道。像他这种情况，可行性比较大的是到中国找个离婚下岗女工，然后通过未婚妻办过来。
于是我打了一通越洋电话，如实告知详情，还通过电子邮件附上他的照片，请各路朋友帮忙。几天之后就有回音，那女方是我小学同学，名叫小泉，记得她曾多次被评为班上的“五好战士”和学校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九十年代同学聚会我们见过几次面，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话特多。
照片很快就寄过来了，上司看了非常满意。激动之余，下午下班时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并在他家过夜，一来看看他新买的旧平房，二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他挺寂寞的，特别喜欢听我给他讲黄色笑话，这我可以理解。当年在科威特工作时，咱们这些不能带老婆同去的中国人就是通过在一起谈论女人和讲黄色笑话来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
我单身一人住在亚特兰大，非常自由，下班后想去哪儿去哪儿。他家在东郊，二十多英里的路程。他的车经过改装，刹车和油门都是手控，坐在他旁边看他开车我有点紧张。他却操作自如，一面开车一面聊天，谈女人，谈他对婚姻的看法。他说他不希望将来跟他结婚的女人是因为看上了他的财富，而是真心实意地爱他。
我心想他身患残疾，买的是旧平房，开的是没有空调的旧车，无财富可言。如今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男女之间没有无条件的爱，人生苦短，别把钱看得太重，它是用来为人服务的。
以前我跟他谈过我的观点，他不同意，把我批评教育一通，我只好点头，作认错状，但我心里认为，他由于残疾，与外界接触不多，他对女人的看法，还停留在青少年时代。今天坐在他车上，别跟他争论，惹他分心，头等大事是保证安全。
到他家后我那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他自豪地领我看各个房间，房间基本上都是空荡荡的。冰箱里也基本上是空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第一次去上司家不应该空着手去，因此我提议出去吃晚饭，由我请客，他同意了。
出门前他说他的手臂上没有肌肉，问我是不是很难看、很吓人，要不要像上班那样，穿见长袖衬衫。他动作特慢，换件衣服至少二十分钟，我肚子饿得慌。再说又不是去相亲，没那必要。我安慰他说没关系，现在服装名模的手臂基本上都这样，这叫赶时髦。他笑着点点头，信了我的话。
我们来到附近一家中国餐馆，当我推着上司的轮椅刚进入大门时，一位年青漂亮的女招待立刻出现在我们面前。她面带微笑，把我们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下，上茶，递菜单。我跟她还闲聊了几句，得知她来自福建泉州，离异，来美国半年多，没有身份。我跟泉州姑娘聊天时，上司注意地看着她。
上司说他前不久带儿子来过这家餐馆，这位女招待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没想到她跟我有说有笑，像熟人似的。他问我刚才跟她说什么来着，我如实告知。他的眼睛顿时亮了，急切地说，“她真性感，我要是能娶这位姑娘就好，也用不着舍近求远去中国，既费时间又费金钱。”
我一面品茶一面思考着如何答复上司。空气中弥漫着优美动听的中国民族音乐，好久没听到这么熟悉的曲子。但我不能陶醉在这美妙的乐曲声中，必须尽快给上司一个圆满的回答。
我问上司是否喜欢现在正在播放的中国民乐，他说好听极了，我接着跟他介绍我们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上司有点心不在焉，最后他问，“你说你们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你似乎挺自豪的，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方设法要出来？”戓一时语取酢踱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释清楚的。
餐馆里没几个客人，菜很快就上来了。泉州姑娘给我们添加饮料后站在我们桌旁与我闲聊，我告诉她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上司，并特意从他的口袋里把他的名片掏出来，写上他家的电话号码后递给她。她脸上露出短暂的惊讶，然后继续跟我聊天，问这问那，不时发出格格的笑声，但她的眼神却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这是失去身份的人特有的眼神。
我还发现，她对我上司没有丝毫兴趣，倒是可能对我有兴趣。我猜想，如果我打电话约她出去玩，她应该不会拒绝的。许多老婆不在身边的男人都是用身份做诱饵骗女人的，等老婆快要来了再找个借口把玩腻了的女人甩掉。据说男人在美国甩掉女人比在中国容易得多，有时还没来得及考虑好甩掉对方的合适理由，就已经被她甩掉了。
又有客人进来，她不得不过去招呼新来的客人。上司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等会儿你去跟她说说，就说我想跟她交个朋友。我实在是不会说中文，要不然我会自己当面对她说的。她太迷人了。”
既然上司开口明说了，那我就当作工作来办吧。我一面欣赏久违了的乐曲一面等待付帐的时机，这时餐厅响起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在所有的中国民乐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二泉映月》，乐曲悲愤，哀怨，很符合我来美国后的心情。以前在餐馆打工，每次听到此曲我都感觉到心灵的震撼和共鸣，觉得自己像瞎子阿丙一样在同命运抗争，它激励着我在异乡拼搏。
现在前台没人，是结帐的好时机。我伴着沧凉的音乐来到泉州姑娘面前。泉州姑娘问我怎么表情突然严肃了。我说这音乐打动了我，我有正经话要说。她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笑着问什么正经事，似乎在等好消息。
“有人看上你了，让我来做月老。”我说。
“介绍谁？”她问。“我的那位上司。”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又笑了，有点惊讶，有点苦涩。停顿了一会儿，她说，“看得出来，你很会拍上司的马屁，在中国学的吧。你能不能自我介绍，干脆把自己介绍给我？反正是帮助人，既然你可以帮他，为什么不可以帮我？”她的语气带着玩笑，也带着认真。
她的回答使我感到尴尬。我的指标已经用掉了，现在已被套牢，解套不容易。眼前这位泉州姑娘，至少比我老婆年轻十岁，近在咫尺，大胆地向我发出了信号。
我沉默着，注视着她，她也看着我，这场面好像在许多电视片中见过。四周除了《二泉映月》的乐曲没有别的声音，这乐曲好像是在我们伴奏，让我感悟到在外谋生的不易，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我也曾在餐馆打过工，不仅饱尝异国生活的艰辛，也体会过失魂落魄的滋味。
如果她是有身份、有钱的餐馆女老板，只是想跟我玩玩，真不知道我能否经得起诱惑。可面前是一位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弱女子，我脑子里的第一闪念是，千万不能伤害她。以前曾经坑害过别人，或被别人坑害过，那是出于年少无知或无意，现在四十多岁了，还在外奔波，虽然我帮不了她，但决不能欺骗她，决不能有意耽误她的时间，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说，“这二胡曲子太好听了，它震撼着我的心灵，它使我对所有正在同命运顽强抗争的人产生同情和敬意。你这么年青漂亮，黑了身份也不用着急。只要你不是偷渡进入美国，机会有的是。遇到合适的美国公民，身份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我不是单身，帮不了你。”
她用无可奈何的口气说：“世界上的好男人都结婚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上司打电话叫我立即去他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重要工作要交代，带着笔记本一路小跑赶到。他示意我关上房门，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神情对我说：“她昨晚给我打电话了，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
“谁给你打电话了？”我没反应过来。
“就是中国餐馆的那位漂亮女招待。想起来了吗？”他是指泉州姑娘。
“近两个小时？谈什么来着？”我不解地问。
“我们什么都谈。我睡在床上，她也睡在床上，我们……”
“她跟你上床了？我的上帝，太快了！”
“不，不，不，她在她家的床上，我在我家的床上，我们舒舒服服慢慢聊。她说我的英语很好懂，我的声音很好听，她说我很了不起，值得人们学习，她打算今后跟我学英文。她还问了我许多问题。能回答的我都回答了。”
“不能回答的问题有哪些？”我笑着问。
“这可不能告诉你。”他嘴角露出皎洁的微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我要尽快赢得她的心，娶她为妻，可我对你们中国女人不太了解，你给我出出注意，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下一步你要做的，是尽快弄清楚她究竟对你有没有那个意思，以及她以何种方式进入美国，如果她偷渡进入，即使与美国公民结婚，也不能改变她的非法身份。弄清这点对你们二人今后都有好处。”来美国后我对移民方面的信息一直很关心，在他面前像个专家。
“对，这件事请你替我办一下，越快越好。”他一面说一面打哈欠，显然是睡眠不足。
当天晚上十点钟以后，估计泉州姑娘已经回到宿舍，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听到我的声音她很惊讶，问我有什么事。
我与她寒喧了几句，然后切入正题，问她为什么给我上司打电话，是不是改变注意了。
电话那头停顿了好一会儿，我能听到她的收录机里正在播放的《二泉映月》，我仿佛看到许许多多的阿丙在餐馆打黑工，在默默忍受命运的不公。
她把收录机关掉，长时间的沉默后终于说话了：“大哥，你是个好人，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并没有改变注意，只是想跟他练练英语口语，这样将来机会多些。”
“可你主动给他打电话，他以为你对他有那个意思，而你压根儿没有，这样一来就耽误了他，伤害了他，而且是有意的。他也挺不容易，挺艰难的，虽然他不存在身份问题。”
“好把，我以后不再给他打电话。”她喃喃地说。
第二天上午，我把昨晚了解的情况告知上司，上司摆摆头，挺难过的样子。等他恢复过来后，吩咐我抓紧与小泉联系，把这几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他与小泉很快通了电子邮件，我叫他把这些邮件保存好，作为将来办移民申请的凭据之一。后来打了好几次三方通话的电话，我坐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为他们当翻译。他的甜言蜜语还真多，我都不好意思直接用第一人称来说，常加上“他说”二字。我感觉到，他已深深地堕入爱河。
他后来跟医院领导说，他有未婚妻在中国，准备过几个月后休假，去中国探访和旅游。可他有一天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他已经宣布辞职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在这干得不是很开心，不如干脆早点去中国享受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
听了他的话我心头一震，不知说什么好，隐隐约约有种不祥之兆。
订飞机票之前他与小泉又通了一次电话，告诉她辞职以及即将赴中国的事。辞职的事让小泉大吃一惊，她问他将来的生活来源，如何养活她和她的儿子。
他叫她放心，他有足够的退休金。小泉叫他别急着来中国，先找到一份工作。
但他还是不顾劝阻，急不可耐地飞往中国。他跟我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性生活，一天都不能等待。
我叫他带些礼物去，给她和她的家人，我们中国人讲究见面礼。他说他是五十多岁的人，有足够的生活经验，用不着提醒他。
到达中国的第一天，上司被小泉及其家人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酒店设宴款待，他被那隆重的场面所感动，激动得当场用小泉的手机给我打国际长途，说他们真好客，中国菜真好吃，今后的日子将幸福无比。我提醒他别忘了多拍几张合影的照片，将来办移民申请时用得上。
然而，两天之后小泉给我来电话，从她讲第一句话的语气我就感觉出了问题。她说现在电话旁没人，她要单独跟我谈谈，接着便开始谈她对我上司的印象和看法。
“他的手臂，太可怕，太恶心了，完全是骨头的形状。他太不懂事了，给我妈妈的礼物，竟然是个小钱包，给我儿子的礼物，是顶帽子。这么小气，将来怎么在一起生活。他是不是太穷了？你的上司怎么会是这样？你以前在中国的上司，系主任、处长什么的，应该都是很有派头的。你美国的上司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实话告诉她，“我早就告诉你了，他如果条件好，用不着大老远跑到中国去找。你要有思想准备，作出牺牲。”
小泉说这个牺牲太大了，下半辈子将无幸福可言，但她还是想去美国，目的是把她儿子弄到美国读书。她最后说，“我们都是老同学。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想去美国后，不跟他结婚，你另外帮我找个男人。”
“根据美国的移民法，作为未婚妻持K签证来美国后，你必须在九十天之内跟他结婚，只能跟他结婚。跟别的男人结婚不行。”
“好吧，为了儿子，我忍受三年，三年一到我就跟他离婚。你是介绍人，我事先告诉你一下。在这三年之内，许多事情还得请你多照应。我语言不通，离婚之后也还得请你多照应。”
“请你不要这样做，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这对他太不公平了。当年他坐在汽车里，一个小孩突然横穿马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位置，结果汽车为了避他，翻到路旁，车上的人都爬出来了，安然无恙，只有他，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留下终身残疾。”
“又有谁对我公平呢。毛泽东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你知道的，刚读书就遇到文化大革命，被欺骗，被愚弄。毕业后下放，青春岁月被蹉跎了，哪里竞争得过现在的年轻人，才四十多岁就下岗。”
“我们这代人的不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但你打算利用欺骗的手段达到目的是你我所能控制的。看不上他就算了，别去伤害他。”
两天之后我去亚特兰大机场接上司，他目光呆滞，见到我第一句话便是，“她根本没让我碰她一下，连手都没跟我握一下。咳。”小泉给我带了几张中国民乐的CD唱碟来，回去的路上，我们在车上默默听着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上司说这曲子好忧伤，好像是在鸣怨叫屈，只有中国才会产生这样的曲子。
我也异常忧伤，告诉他我刚被新上司解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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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2 0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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