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才:沈醉是个反覆小人──为戴笠辩诬

qian-yuan · 发表于 2007-4-16 11:21:52

沈醉和文强写的〈戴笠其人〉

一九八○年八月，中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本「戴笠其人」，是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和文强的「戴笠其人」的合订本。沈醉的文在前，文强的文在后，却用了文强的题目为书名。这本书生编硬造，胡说八道，极尽污蔑先总统蒋公及丑化戴笠将军之能事。印刷很粗劣，第一版中共夸称印了十多万册，其目的在宣传，却毫无历史价值。

沈醉一开始就说：「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视主子意图，最博得……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沈醉有多大的能耐？我很清楚，他绝对写不出这样刻薄恶毒的文句，显然是中共的作家所撰写的，不过利用沈醉的名字，利用他作为中共的宣传工具而已。

沈醉署名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写的并不高明，尖酸泼辣，全部辞句，都是中共骂人的一贯口吻。戴笠是中共最畏惧的人物，视为头号敌人，中共写书咒骂他，丑化他，人人都清楚，宣传效果不大。所以才利用曾经追随戴笠多年，为他跑过腿，办过总务，官至处长的沈醉这个名字。沈说戴笠是走狗，那么沈成了什么东西？岂不成了走狗的走狗，不特没有人味。连狗味也没有了，还得意什么？真是无耻之至。

戴笠和蒋介石

戴笠忠于国家，忠于蒋委员长，那是用不着争辩的事实。他当年以「秉承领袖意旨」和「体念领袖苦心」来自勉以勉同志，沈醉不是照样跟著呼喊吗？今天沈某以「善窥主子的意图」而来丑化他，错了！戴将军不是「善窥意图」，而是「体念苦心」。沈某这样辱骂他，不觉得难为情吗？良心上不觉得惭愧吗？

沈醉的人格是多元的，卖友、卖党、卖国，都无所谓。沈醉原来跟著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沈醉（左）和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兵团司令黄维１９８６年摄于中共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院内

沈醉善于巴结主官，戴笠将军在世时，沈某巴结戴将军，管总务。戴笠殉职以后，沈某又成为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的亲信。大陆变色以前，毛人凤先生派沈某到云南去，主持保密局在那边的工作。看见大陆情况在剧烈逆转，于是想赶快投靠中共，先要为中共立功赎罪，暗中做出卖保密局，出卖中华民国的勾当。

阴谋出卖同志朋友

要想卖国，就得先出卖朋友，扫清卖国的障碍，于是沈某就先拿邱开基来开刀。邱开基先生黄埔第三期，在云南有相当地位和力量，又得到卢汉的信任和尊敬。沈某觉得邱开基是他实施阴谋鬼计卖国的绊脚石，必须设法除去这个顽固的国民党，把邱赶出云南，于是先对邱下毒手。因为沈某奉有毛人凤的命令，可以到邱开基的办公室，给沈某一个偷窃邱开基的文件的机会。

邱开基是景东县人，景东县县长王人品是邱推荐的。驻景东县的保安团团长马荣凯，是卢汉参谋长马驷的亲弟弟。马荣凯向县政府要三万两鸦片烟，景东是个穷苦县份，实在担负不起这样沈重的担子。所以王人品县长给邱开基写信，请他想法子把马荣凯团调离景东，以减轻景东老百姓的负担。邱开基找过马驷，马荣凯团早已调离景东，解救了景东县的困厄。错就错在邱开基没有把王人品给他的信烧毁，被沈醉发现，以为大有用处，悄悄偷走，作为陷害邱开基最得力的武器。

沈醉本来不认识马驷，要求李毓祯带去引见。李毓祯以为沈要去见马驷，是为了工作，毫不迟疑的带去了。没有想到，沈见了马驷，把王人品写给邱开基的信，交给他，并且说：「邱开基已经把这一件事报告中央了。」

这对马驷无异当头一棒。他和邱开基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邱开基竟把这件事情报告中央？马驷因此怀恨在心，要报这一箭之仇，邱开基还蒙在鼓里。王人品首先遭殃，县长也干不成了，他也怪罪于邱开基，以为是邱开基搞的鬼，使邱开基成了几面不像人。

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军校八期同学，卢汉的内弟；民政厅长安恩浦，也是军校同学，龙云的亲信。他们二人都是反共的，可以左右龙云和卢汉，但对中央也不甚满意。忽然态度转夔的非常激烈，大骂校长蒋公介石。

「就算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也不必诋毁校长呀！」邱开基觉得他们二人态度转变的有些奇怪，这样说。

「老大哥！」龙泽汇、安恩浦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对国家，有甚么地方对不起? 他要特务杀我们?」

　　「那裹有这回事?」邱开基说。

「你别再装胡涂啦！你真等著瞧我们不明不白被杀死吗?道不同，不相谋，以后免谈了。」

保密局云南站长原为苏子鹄，苏交给李毓祯，李又交给沈醉。本来李毓祯已决定任建设厅长，突然不干厅长，要离开云南。邱开基很奇怪，去劝李毓祯不要走，合力在云南奋_。

　　「大势已去，不走等候共产党来宰割吗?
」李毓祯说。回头把沈醉向马驷出卖邱开基的经过告诉邱，太可怕了，非常痛心。又说：「不仅如此，现在沈醉伪造校长的手令，要沈杀死龙泽汇和安恩浦。沈拿手令要他们看，龙泽汇、安恩浦信以为真，恨透校长，一定要先打倒国民党。你想想看：沈醉在昆明的所作所为，害同志，卖国家，若不早些离开，沈会拿上你来送礼的。」

卑劣阴毒祸延子女

一个人的行为，像沈醉这样卑劣、毒辣，真是忝不知耻。现在居然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为共产党宣传，欺骗世人。就说「曲线救国」吧，那是共产党的真正抗战策略。毛泽东曾指示共产党，七分发展组织，扩展实力，两分对付国民党，一分抗战。现在共产党盘踞了大陆，改变历史，说八年抗战，都是他们干的。说国民党不抗日，是「曲线救国」，完全是无耻的谎言。沈某也以此污蔑委员长和戴将军，不知人间尚有羞耻。

委员长蒋公一再向世人宣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又说：「一日一全民起而抗战，一定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就凭这个决策，坚强抵抗，同日本军阀周旋到底，终于获得中华民族最后的胜利，而胜利的果实却被共产党掠去，沈醉以「曲线救国」来侮辱蒋公，真该天诛地减。

中美合作，美国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和我们并肩作战，他们深入各战区敌后打游击，北至绥远的大青山上，都有中美合作部队，威胁敌区的平绥路交通。沈某却昧良心说，戴笠将军是「引狼入室」，稍微有一点人性，都不忍心说这种伤天害理的话。

　　　像沈醉这样朝秦暮楚，反覆无常的小人：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共产党会相信沈醉吗?不会的。他们暂时留著沈醉，不过要他多咬几个人而已。有位朋友告诉我，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我所知道的戴笠」，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都是胡诌的，捏造的，实在不值得驳斥，也怕污了我的笔墨。

文强当系被逼而写

文强字念观，是一九七四年共产党释放最后一批所谓二百三十多名「战犯」中的一位。两年前，来过台湾的段克文先生和最近回国的前五十一军军长王秉越先生也在其中。我在报纸上看到，军统局的同志，除文念观以外，还有胡靖安、郑炀麟、鲍志鸿、陈旭东、岳烛远诸兄。

段克文先生于释放四年后，于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在纽约所撰写的「战犯自述」，叙述二十五年中，他在共产党的监牢裹，所受共产党给他的非人待遇。他戴过脚镣手铐，挨揍挨打，做过苦工，种过田；写过三次自传，进过交心房，「竹筒倒豆」、「思想检查」、「交罪认罪」，真是生不如死，几次想自杀，而没有自杀的机会，他写得非常详尽，惨绝人寰，读之令人泪下。我想，文强所受的待遇，不会比段克文先生好多少吧?

段克文跑到纽约撰写「战犯自述」，自由自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文念观出牢六年后，却在大陆上写「戴笠其人」，有段克文那么自由吗?
咒骂自己的校长和多年的长官，是否出于自由意志? 那些话是自己想论的话吗?

我很怀疑，因为「戴笠其人」有许多不应当错误的地方，都写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是不是被迫撰写，心有不甘，故意乱写一顿呢?有些事情显然是生编硬造的，有些事情是捕风捉影，加油添醋，写得非常不近情理，以表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呢?

段克文在战犯自述中，叙述在淫威之下，所谓「交罪运动」，好些人为顺利过关，不得不编造自己的罪过。把自己糟蹋的不成人样，才能过关，减少麻烦。有个因为帮助李弥将军逃走而被关起来的周凡，人非常聪明，居然编造他自己的罪过多达一千多条，连共产党管理监牢的人员看了，都感觉头痛，一再要他缩写、减少。文强撰写「戴笠其人」，是不是在不能不写，非写不可，像交罪运动那样情况之下撰写的?

　　「战犯自述」中，段克文一再提到和文强的关系。

他说：「有一天正在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文强接洽安全道路等问题，忽然外面欢声雷动，原来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段克文与文强之间

因为段克文奉戴笠将军之命，要去苏北做宣导工作，从重庆到西安，准备前往江苏。他说：「……第二天，他带我去曾家岩见戴笠，戴说的很简单：『你对江苏熟悉，国家需要你，军统局派你作少将专员，蒋委员长派你去苏北当宣导委员。』」

段克文又说：「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一天忽接到通知，戴笠要见我。我按约前去，出来的不是戴笠，而是人事处长龚仙舫。他说：『戴先生有急事外出，要我代见。』就只问我跟张学思的关系。我当时很吃惊。我和张学思是北平汇文中学、南京军校，两度同学，他怎么知道?
我只好据实以告，龚叫我当天就去北平，找文强报到。并谓飞机已准备妥当。我自己的私事也来不及办，傍晚时分到了北平，和文强见面。他刚由锦州回来，因为和俄军没有办妥交涉，还不能正式接收，所以要我在北平先等一下再说。」

从前面这两段叙述，可见文强和段克文在所谓战犯中间，虽然都是将官，但文强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都比段克文重要得多。段克文二十五年来所受共产党的虐待和侮辱，文强能幸免吗?
会特别优待，要他感恩图报，辱骂自己的校长，和多年来推心置腹的长官吗?
文强绝不像沈醉那样无耻。我知道文强的修养和道德观念，相当够水准，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还怀疑，「戴笠其人」裹面，夹杂了许多共产党常用的语句：「封建教条」、「破落地主」等等，是否这本书也是共产党徒代撰的?不论如何，这本书既用文强的名字印出来，是否出于文强的自由意志，以及是否文强亲自撰写，都得由文强来负责，推卸不了责任。

编造故事污蔑阎锡山

本来大陆上出版的东西，谎话连篇，要反驳不胜其烦。不过文强在「戴笠其人」中，一再提到我，而他所说的，又全非事实，完出于虚构杜撰。我既然不能承认这些谎言，就不能沉默，必须予以驳斥，所以，不能不撰写这篇文章，以揭穿其虚伪。「戴笠其人」一文中有以下的谎言：

「他（指戴笠将军）常举例说：『中国最难对付的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从清朝到民国，他占据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我钻（原文简体字「钻」）了多少年钻不通。后来终于被我钻通了，关键在裙带关系，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无从下手，以后我打听到阎与其胞妹阎慧卿乱伦通奸，这个妖精婆时常插手幕府裹的事。于是我授意乔华塘（即乔家才，笔者注）经常送礼，衣料和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个时期，却从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钩，她来找我们时，则有求必应，一本万利。自打通这一关，掌握阎的内幕还成问题吗?」

「以后又打通了阎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此人是阎派在西安对付胡宗南的坐探。阎认为蒋要对他下毒手，离不了胡这个打手。黄是安徽人，对阎忠实了一个时候，认为阎的土皇帝作风吃不开，迟早会被蒋吃掉，不能不准备后路。胡对黄优礼相待，从无芥蒂，黄更感意外，不但将阎的种种告胡，胡且助黄以骗阎。横直有关山西二战区的武器弹药经费等全操胡之手，稍放松一点，阎对黄便认为是功臣而不疑。戴还津津乐道的是，通过阎慧卿的关系，打通了阎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吴绍之。梁和吴想著阎系亲信赵戴文、贾景德能够做蒋介石的考试院长、铨叙部长，安知他们就无此机缘。梁吴想应心照不宣，与乔交朋友越交越深。……」

文强编造了这样一大段谎言，说是出于戴笠将军之口，令人气愤发指。华塘是我的别字，只有山西的朋友们知道。民国十五年去黄埔以后，没有再用，所以，军校的同学们，军统局的同志们都不知道。戴将军比我大九岁，一向以老大哥的态度对我，叫我「家才！」从来没有叫过我「华塘」。文强在西安接触了许多山西朋友，他才知道我字华塘，跟著也叫我华塘，不再叫我家才。所以，「我授意乔华塘经常送礼，」绝对不是戴笠将军的口气，而是文强自己的口吻。

关于阎慧卿的交往

我和阎慧卿只是认识而已，不但没有往来，而且没有说过一句话。我这个人拙于辞令，不长于同人拉拢关系。我同阎慧卿碰面是三十七年三月问，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她是山西妇女团体选出的国大代表，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她从太原，我从北平，分别到南京开会，我们才碰面，也只是彼此点点头，没有交谈一句话，而且此时，戴已殉职两年了。

文强说戴将军授意我经常给阎慧卿送礼，真是空穴来风，血口喷人。我没有经常在山西，怎样经常送礼?现在把我和山西当局交往的经过，加以叙述，以证其伪。

我在太原，是二十四年以前的事。那时我在学校做事，和山西省政当局，不发生任何关系，更谈不上送礼了。二十四年四月间，我被山西宪兵抓走，第二天送到后_陵桥警备部，戴上脚镣，胡裹胡涂关了八天，又胡裹胡涂释放。我怕家裹有宪兵守候，不敢回家。第二天赶紧逃离山西。二十八年我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回到太原，那时已经是日本军阀占据了太原。二十九年底，我上太行山，在陵川县呆了两年，那是帮助二十七军范汉杰将军，协调地方关系，和第二战区不发生关系。

假如我愿意和山西当局发生关系，应该在三十二年，我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的时侯。按编制，陕西缉私处以下，有一个吉县（山西）查缉所，因为我的前任金闽生没有和第二战区协调好，迄未成立。我本可以借吉县设所问题，去一趟克难坡，晋谒二战区阎司令长官，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吉县设所，我觉得无补于增加税收，实在没有设所的必要，所以向缉私署建议，取消吉县设所的计画，缉私署批准了，我没有借此机会做个人的活动。

一直到三十三年春天，我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才和第二战区正式取得联系。因为工作地区既和山西有关系，就应该和第二战区联系。所以给阎伯川（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对工作总队多加指导。同时也同梁化之兄写了一封信，希望以后多联系，都由李仲琳兄带去，亲自呈递，并且由他做我的代表，就近和第二战区联系。

阎先生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还可敬，又认为可以由我代表军统局，和第二战区打交道。以后对于军统局派往敌后工作的同志，只要由我出面介绍，第二战区都尽力帮助。这也是军统局和阎伯川先生之间，开诚交往的开始。

三十四年一月，戴将军到西安，主持中美合作所第三训练班毕业，副主任是杨庭芳（蔚）兄，我和文念观、萧信如（勃）两兄陪同戴将军去牛东，参加毕业典礼，在牛东呆了三天。回西安后，我向他报告，工作总队成立不久，洛阳失守，我又害了一场回归热，一病半年，工作总队毫无成绩。不过在此期间，和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及梁化之建立了极良好的关系，帮助我们的敌后工作，无异开辟了一条通往平津的交通路线。下午在玄风桥会报，戴将军说：「这些年来，我对傅宜生（作义），不知帮过多少忙，想不到居然要接办我们在陕坝的第四训练班。现在连阎伯川先生都对我们敌后工作帮助，协助我们到平津的同志，顺利到达太原，转往平津。」说时非常高兴。

我和山西当局实际接触，还是三十五年二月，奉陆军总司令何敬之（应钦）老师的命令，回太原主持山西的肃奸工作，不过为时很短，不到一个月，就返回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能说经常在山西吗?我回太原的任务既是肃奸，肃奸以外，不作任何活动，根本没有和吴绍之见过面，我简直不知道吴绍之是甚么面孔，能说和他交朋友，越交越深吗?至于说梁化之如何如何。真是罪过！梁化之忠于职守，忠于长官，忠于国家，苦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壮烈成仁，名留青史，千古完人，文强侮辱他，不觉得惭愧吗?

送礼一事不过如此

说到送礼，我想起回太原进行肃奸工作之前，曾听说阎先生喜欢北平的蜜饯，好些回太原见阎先生的人，都携带这一类食品，但是我没有携带任何礼物，空手回去。我们一行十三人，下了正太车，梁化之兄亲自招待我们到山西大饭店休息。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不对，太疏忽了，这些年来，化之照顾我们的工作，在人情上讲，无论如何，都应当送化之一点礼物，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带来，怎么办?不得已把身上带的一支左轮，连同皮带子弹解下来，送给化之。我说：「这支左轮是五年前我上太行山时，戴雨农先生送我的，这些年来，一直带在身边，但是没有发射过一粒子弹，对我用处很少。你在太原责任重大，无论如何，需要一支性能好的自卫武器，所以把这支左轮代戴先生送你，希哂纳！」化之没有客气，没有推辞，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军统局和山西当局打交道以来，经我手送过的唯一的一件礼物，而是我临时决定的，并不是戴将军授意的，更扯不上阎慧卿。

我替戴将军送礼，在跟他工作十五年中，只有两次，都是我担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的时候。一次是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先生从天津回到重庆。他拒绝日本军阀接收电话局，支持两年，非常了不起，戴将军要我持亲笔信代表他去慰问，致送一千元。一次是雷鸣远神父从洛阳飞来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立珊兄弟侍奉在侧，要我代表他去探病，致送慰问金五百元。至于像文强所说，送阎慧卿衣料首饰等贵重物品，不但侮辱了戴将军，也侮辱了我自己，实在不能宽恕。

文强编造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硬加在戴笠将军身上，是很无聊，很无耻的。戴将军绝不会在稠人广众之前，或在部属面前，对于像阎伯川先生那样崇高地位的人物，随便批评。他是一位非常讲究礼貌的人，坚守中国的固有道德，说话很有分寸。我会见过他写给傅宜生将军的信，自己称晚。阎伯川先生是傅的老长官，戴将军会直呼其名，还加上「九尾狐狸」头衔吗?

其次，文强说阎慧卿是伯川先生的胞妹，也是胡说，他们是同祖父，而非同胞。反对阎伯川先生的人们，故意造出这种谣言来污蔑他，文强不过拾人牙慧，胡说八道，不应该加在戴将军身上，实在不够光明磊落。

阎慧卿不过是一位妇女运动的工作者，她没有守城的责任。太原被围困，她可以离开这座危城。阎炀山和她有特殊关系，也会把她接出来。但是她要和太原城共存亡，太原城破，慷慨成仁，死后焚尸，以殉名城。在中国历史上，像阎慧卿这样忠烈的女性，凤毛麟角，将觅万世所崇敬，文念观侮辱了这位伟大的女烈士，罪该万死。

还有黄驴初来台以后，出家为僧，现已圆寂，文念观对于一位出家人和尚，如此诽谤，造谣伤害，让他死不瞑目，也是罪过！

上海旧事漏洞百出

文强编造「戴笠其人」，有些事实故意弄错，似是而非；有些想入非非，莫名其妙。请看下面所举的几个例子：

「戴笠谈到他打流生活中的幸运时，每每喜欢谈到他认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的经过。他说民初他在上海打流，天造地设的机会，在交易所中鬼混，认识了校长（指蒋介石，笔者注）、戴院长（指戴季陶，笔者注）和陈果夫等人。他们开始时，视戴笠为小瘪三一样，不过是差使跑跑腿，送茶递水而已。后来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的一类的关心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往来的光棍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覆说：『有饭吃就行。』他乘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打到上海来了。』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

上面这段鬼话，仔细研究，漏洞百出。如果文强为表示他撰写「戴笠其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在不得不写情况之下，被迫而为，完全胡诌，那就用不着驳斥了。否则就必须予以揭穿，粉碎其恶毒的宣传。

戴笠果然在民国初年就认识了蒋、戴二公，那时他已二十岁出头，为甚么放过机会，不追随他们从事革命工作呢?
就是要干军事，也会在十三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绝不会等到十五年才去广东，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期入伍和第六期入伍，时间上虽然只差两年，可是在许多地方，吃亏很大，这是戴笠一生最受制的地方。

戴笠和蒋、戴诸公认识，是在上海交易所。请问文强先生：交易所就是革命场所吗?
蒋、戴诸公从事革命运动，为甚么一定要到交易所那种复杂的地方，在那里鬼混呢?
是不是借上写戴笠其人，一石两鸟，而来糟蹋国民党的革命元老呢?至于说戴笠改口叫戴季陶叔叔，更是无聊透项，可笑之至。

我和戴笠将军的关系，不比文强差，我就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这些鬼话。我们看看他民初的情形，作一番比较。民国二年冬，戴笠毕业于江山县立文溪高小（四年制，春季始业）。他在文溪已很活动，为全校学生的领袖，组织有青年会，提倡妇女天足。三年夏，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开舍监的玩笑，而被开除。这对他的打击非常重大，从此失学，引为终身遗憾。五年夏回衢州，和文溪同学姜超岳等投考衢州府属公立联合师范学校，他以第二名被录取。但他并没有念这个学校，因为他对做一个小学教员，并不感兴趣，这一年，他已二十岁。

第二年，民国六年投效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做自愿兵。不久，这个部队就被打垮，他投笔从戎的壮志也幻灭了。假如他在上海打流，就认识了蒋、戴诸公，为甚么不追随他们从事革命工作，却去投效浙军第一师呢?
至于在江山办保安团，那是十三年的事，已经不是民国初年了。

对戴笠事迹都写错了

文强又说：「戴笠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以后又编入第六期骑兵科。」

「戴于一九二六年春，到广东去见蒋介石时，首先到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笔者注）去找戴季陶作引荐，然后才见到蒋介石，被收容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学习。这时他表示要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而且很坚决。蒋一听非常高兴，要他当当勤务兵再说。戴笠当了多久的勤务兵不清楚。他是一个天生的鸡鸣狗盗之徒，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将介石身边内内外外的情况都收得有，简简单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做字纸丢在字纸篓裹了。戴笠知道没有看，便又从字纸篓裹拾起来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于是耳提面命，亲授机宜，而且不久即令其下连队去学骑兵。蒋规定戴笠要密报的有两大类：第一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无腐化等情况。」

文强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第六期入伍时，第四期还没有毕业。难道说连第五期和第六期还分不清楚吗?
既说戴笠是第五期入伍生，又说是编入第六期骑兵科，何其矛盾?
前面说戴笠在上海打流，认识了校长和戴院长，现在到了广州，不直接去见校长，而要绕个弯子，先找戴季陶引荐?
戴笠到广州，就是要进黄埔，文强说他要在校长身边当差，要他当当勤务兵再说，真是岂有此理。那个时代，当勤务兵的，多半是小孩，年龄不够入伍。戴笠已经三十岁，会要他当当勤务兵吗?
当一个勤务兵，还更戴季陶那样大人物引荐吗? 造谣也要造的不太离谱呀！

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声明：「共产党员之加入国民党，乃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绝非欲将国民党化为共产党，或藉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运动。」所以在黄埔军校不敢以共产党名义公开吸收同学，乃想出以外围机构作公开活动，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分子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同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为对抗。这两个组织时常冲突打_，越来越凶，校长命令取消这两个组织，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宣言解散，二十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宣告解散。第六期入伍时，已无青年军人联合会。文强把第四期的情形加诸第六期，说戴笠下连队去学骑兵，注意青年军人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实际上第六期骑兵营成立，在十六年四月间，已在清党前后，共产党分子都逃光了，还有甚么青年军人联合会呢?

入伍之时未见蒋公

文强所说，完全出于捏造，以符合共产党丑化戴笠之目的。实际情形，十五年一月十二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已经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八月十三日校本部命令规定：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为第五期入伍生；八月一日以后入伍的，为第六期入伍生。我们一行十人，由北京南下，八月十日抵达广州，在长堤天字码头入伍生部经过考试，二十九日在沙河（也叫燕塘）入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一连。

国防部情报局戴雨农先生年谱：「戴于十五年五月到江山县城，九月考取黄埔军校第六期，十月七日入伍。」从江山到广州，须先到杭州，再到上海，乘轮船到广州，他到达广州的时间，大概和我们前后差不了几天，蒋校长已于七月九日誓师北伐，离开广州。戴的文溪同学周念行、姜超岳，都随北伐军出发，不在广州。所以戴到广州以后，找不到他们，陷于困境。他和徐为彬（亮）都住在司后街宏信学旅，拖欠了房饭钱，几乎被老板娘轰出来，多亏徐为彬代缴，才能住下去。由徐为彬认识了王敬宣（孔安），三人成了好朋友。后来一同参加入伍考试，他被淘汰．徐、王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二连，和我们成了同营同学。戴没有考取，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缘故，这时他已三十岁。他原名征兰，后改名戴笠，第二次投考，才被录取，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直辖第十七连，此时大概已经十月了，年谱所述十月七日，不会错的。

校长在前方，感觉在北方平原作战，需要骑兵，十六年春天，命令校本部，由第六期入伍生挑选三百人，成立骑兵营。报名参加挑选的，有五百多人，集合在操场跑步，跑在前头的三百人就入选了。戴笠也跑在前头，遂入骑兵营。

文强说他当勤务兵，做包打听，完是胡说。第六期入伍，校长既已出师北伐，所以第六期的入伍生，根本没有见过校长的面。我们聆听校长训话，还是十七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后的事。

文强处处表示他在军统局的地位不低，常和戴笠在一起，能参与机要，共产党才认定文强有利用的价值。由文强具名，诽谤他追随多年的老长官，才能达到丑化戴笠的目的，第一版就刊印十四万五千册，以作宣传。

所以「戴笠其人」完全是迎合共产党的意图，捕风捉影，生编硬造，似是而非，东拉西扯，胡扯一顿。戴笠明明是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人，文强却说他是硖口镇人，硖口和保安相去二十五里。张冠夫的太大和戴是姨麦兄妹，同一外祖父，都是蓝兴旺老先生的外孙，文强却把他的表妹夫说成表兄弟，张冠李戴。第六期骑兵营营长是沈振亚，文强却说成骑术教官许振亚，连职务和姓名都弄不清楚，还吹甚么牛，在兰州和许振亚谈论戴笠如何如何，岂非自欺欺人?

胡靖安的一段也错

中山舰事变，系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发生的，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党员，为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鲍罗廷的阴谋，矫令中山舰由广州驰回黄埔，企图挟持校长，送往莫斯科，好将国民政府控制在共产党手中。文强说：「胡靖安在中山舰事变，和四一六广东大屠杀案中，他都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如其所说，胡靖安既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则戴笠的地位高于胡靖安了，是吗?
实则中山舰事变时，戴笠还在江山老家呢。戴笠开始做情报，是十六年秋骑兵营开苏州以后，他帮助胡靖安在上海工作，才受到校长重视，十七年二月继续北伐，戴笠才在总司令部挂名上尉参谋，实得力于胡靖安推荐。

文强又说：「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自己说，从那天起得校长手谕我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赶在部队前头，潜入敌境，打探虚实，有闻必报。」前面说过，文强除了故意乱讲，就不会这样矛盾。戴笠既是十五年十月七日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怎样七月一日起得校长手谎，随东路军北上呢?
不是胡扯吗?

与周伟龙结交真相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五日，讨伐冯玉祥之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河南郑州叛变，发表通电，和在浦口叛变的石友三相呼应。唐知道戴笠正在豫陕地区活动，悬赏十万元购买戴笠的人头。唐生智的宪兵营营长兼信阳军警稽查处处长周道三（伟龙）是他的湖南同乡，黄埔第四期毕业，正在严密搜捕戴笠。戴知道很难离开叛区，于是亲自去见周道三，去送价值十万元的人头。周道三看见他气度轩昂，言辞铿锵，感于他忠勇诚恳，理直气壮，不但没有逮捕他，反而亲自护送他，脱离唐生智的叛区，以后跟著戴工作。这个故事，军统局的同志，几乎人人知道。文强是军统局的高级干部，又和周道三是第四期同学，对这个故事应该很清楚，但是他写的牛头不对马嘴。

文强说：「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雄踞武汉三镇，拥有两湖地盘，掌握的武力二十余万，与蒋介石争天下，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唐原系湘军的一个师长，输诚广东国民政府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在如此情势下，蒋引为大忧，寝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汉一探虚实。不料事机不密，戴被武汉宪兵部队所捕，连同搜集的情报资料全被抄获。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打听到宪兵连长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用一套共同拥护校长坐天下的说辞打动他。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弃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奖。

戴、周的故事发生在十八年十二月，文强错为十六年；地点在河南信阳，文强错为武汉三镇；当时唐生智的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指挥，文强错为北伐初期的第八军军长；周伟龙是宪兵营长，文强错为连长；事情发生，是戴去找周，文强错为戴被捕后，要求见周。况且十六年宁漠分裂时，戴还在广东，十六年七月间，骑兵营开拔前，我和戴在黄埔特别党部见过面，他没有分身术，怎样能去武汉一探虚实呢?

对于复兴社的污蔑

文强又说，戴笠曾对他说：「校长认为复兴社是学德义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共产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这又是一套谎言，戴笠不会说这种话。说三民主义力行社（复兴社）」是法西斯组织的，是共产党和汉奸们制造的谣言，用以污蔑我们的复兴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安内攘外的国策，安内在对付共产党，攘外要对付日本军阀，所以，共产党和汉奸都来污蔑它，那是必然的，而说成戴笠传说校长说的，用意恶毒。

根据校长的日记记载，二十一年二月廿九月力行社成立时，校长告诉力行社的干部们说：「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我总理知难行易，只要努力以行，力行公正，则中庸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必可达到目的。」力行社之成立，在力行三民主义，贯彻安内攘外国策，以复兴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军阀侵略，校长怎么会说是法西斯组织呢?

三月六日校长又训勉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干部说：「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仁勇三达德，而其本在仁。好学、力行、知耻三条目，而其根则在力行。吾人今日知国耻之宜雪，各种学术之宜学，而最重要之点，惟在力行吾人之所以必务。力行者，完全发乎良知，尽我天职，亦所谓仁心之作用而已。勉之！勉之！莫自负仁心云。」校长会像文强那样说吗?
再看戴笠将军的说辞，三十年四月一日纪念会演讲：「我们这个团体，决不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古士塔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甚么?
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著这种精神做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其如此，所以能使主义与道德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又曾说：「一位朋友同我开玩笑：『你在中国，就等于希特勒之下的希姆莱。』我说：『你这是甚么话?
我为甚么要做希姆莱? 我是中国人，中国特种工作自有中国特种工作的精神，为甚么要模仿德国?』

把力行社或复兴社说成法西斯组织，或蓝衣社，只有共产党和日本军阀以及汉奸们这样说。力行社的本来面目，校长和戴笠将军已经说得很清楚，用不着再详加解释了。

推让中央委员往事

文强又说：「戴笠说：『校长认为我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我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直到校长叫我去谈话，才了解这一安排。我赶忙向校长报告，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又怎么当中央委员呢?
校长一听，非常奇怪，问我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他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我说：『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全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戴还眉开眼笑地悄悄告诉我：『校长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立刻亲笔写了一张条子。我初以为是发给特别费，接过来一看，才知道写的是「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戴又夸口说：『我将纸条捧在手裹，坚决请求，愿终身做无名的学生，不当中央委员，中委高位请让给其他老大哥。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光荣了。』

这又是一段谎话，三十四年五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重庆，戴笠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推让给马占山将军，因为他是首先在东北抵抗日本军阀的，并不是文强所描写的那样。

戴笠入党早在军校

至于戴笠向校长蒋公报告，他连国民党都不是，简直是胡说，因为黄埔学生是集体入党，只要是黄埔学生，就是国民党，难道总裁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民国十六年六月我当选为黄埔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戴笠当选为骑兵营营党部执行委员，他到特别党部接洽党务，我们才认识的。他不是中国国民党员，怎么能当选为黄埔特别党部骑兵营营党部的执行委员呢?
他敢欺骗校长吗?
中共污蔑国民党抗战是曲线救国，文强要附会这一点，却又找不到具体的事实，于是说军统局的策反工作就是「曲线救国」。抗战期间，军统局策反成功的伪军，多达七十多万，等侯响应美军登陆，随时准备反正，袭击敌人。使七十多万敌人的武装力量变成抗战武力，未反正以前，掩护协助军统局的敌后工作，也成了罪过吗?

「戴笠其人」可以驳斥的地方太多了，前面不过略举几点，以证其伪罢了。

◆ ◆ ◆ 全文完 ◆ ◆ ◆

　　　以上《
沈醉是个反覆小人──为戴笠辩诬》，原题为《为戴笠辩诬》，是以乔家才著《为历史作证》（台北：中外图书）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原首发文本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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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才: 沈醉是个反覆小人──为戴笠辩诬全文完)

此文于2007年02月1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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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才:沈醉是个反覆小人──为戴笠辩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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