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跪的段祺瑞与暴怒的蒋介石

jiasongyun · 发表于 2007-5-3 01:38:17

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不过，在三.一八惨案发生80周年和李闻惨案发生60年后的这篇文章，笔者想把一直关注于遇害者的眼光暂时收回，投向施暴者，那两个被人唾弃的施暴者－－段祺瑞和蒋介石。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这两个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惨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彻底的被历史所抛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两起惨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蒋二人，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的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二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段祺瑞在长跪不起后，严惩了凶手，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作为执政的段颁布了“抚恤令”。蒋介石在暴跳如雷后，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后证实是找了两个替死鬼，汤李二人都逃脱了惩罚）。

　　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态度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为此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仅仅从３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李闻惨案后，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一多近年来之行动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实现，而查其当日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朱自清在给闻一多家属的信中表示：“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杨振声也在《大公报》上表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在唁电中表示“无任痛悼”，沈从文发表《忆北平》，表示“实在象征国家明日更大得不幸！”。7月18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日刊载闻一多之子闻立鹏、闻立雕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53名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８月间，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单独去昆明调查。９月底，民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这一法西斯暴行。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之前。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大学生对于其评价之高，可见其人望。

　　而蒋介石在当时，更是获得了从他执政以来最为崇高的地位。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其当仁不让的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并立于世。43年１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欢欣鼓舞，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国内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歌颂与崇拜，可说无以复加。

　　两起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和蒋政府都处于“非常时期”。其时，段政府既有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大沽口炮击事件的外患。蒋政府也处于内战开始前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支持与否的关键时期。按正常的逻辑分析，都是政治老手的段与蒋只要不是“脑髓里有贵恙”，决不会做出这样的暴行来给自己增添麻烦。

　　可惨案偏偏发生了。段与蒋都不无冤屈的承担了一切后果。

　　无论是段祺瑞的长跪不起还是蒋介石的暴跳如雷，表现的都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悔－－后悔得不是不该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而是枪开的不是时候。他们并不认可这么一个铁律：一个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虽然他们事后为违背这条铁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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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

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场惨案，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背景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经过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示威群众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时与军队对峙

结果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同时执政府通缉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张作霖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禁书，搜捕。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军警正在殴打学生

影响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纪念

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3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三棱形的纪念碑上，三面分别刻有“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刘和珍的遗体　　　　　　　　　　　　
杨德群　　　　　　　　　　
魏士毅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碑身正面镌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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