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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患病
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马路太近,车来人往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发高烧,体温在38℃以上,几天高烧不退。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整天坐卧不宁,烦躁不安,出大汗。
病中,江青想见毛主席。
有一天,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她说:“让他立即报告毛主席,就说我现在的病情很严重,几日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请主席赶来钓鱼台看看我,否则,就可能见不到主席了。”
徐业夫将江青的请求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既没有表示去钓鱼台,也没有表示不去,没有说活。
江青焦急地等待着,等了两天,实在忍不住了,叫我再次打电话,“让徐业夫问问主席何时能来钓鱼台看我”。徐业夫在电话里说,他不好催促主席,等一等再说吧,并答应过几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
大约过了两周,江青的病完全好了,吃饭、睡觉、工作都恢复正常了,毛主席才从中南海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毛主席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是江青还是很高兴,从二楼下到一楼迎接毛主席。那个时候主席的身体很好,毫不费力地从一楼上到二楼,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高高兴兴地把主席送到汽车上。
回到楼里以后,江青又回到二楼,把主席没有吸完的雪茄烟分给工作人员,叫我们留作纪念,并说:“你们会吸烟的同志可以吸嘛!”她平时最讨厌身边的工作人员吸烟,这一天她一反常态,说:“你们吸吧,今天开戒啦。”
年底,江青患了牙病,牙龈肿胀,发低烧,她把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到11号楼。保健医生与她商量服一种消炎止痛药,她同意后服下了。可能是药物过敏,两个小时以后,大腿内侧长了一些小疙瘩,觉得发痒,精神紧张得很,如坐针毡。她发怒了,在走廊里大声斥责那个保健医生:“你给我服的是什么屁药!为什么长了这么多疙瘩?这样瘙痒?如果这种东西控制不住,再继续发展的话,我就有生命危险啦!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她停顿了一下,不假思索地嚷嚷:“据说你过去曾经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我看你就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你今天是有意残害我的!你如此对待我,绝没有好下场!你滚吧!”
三天以后,江青的牙龈消肿了,小疙瘩也没有了。病虽然好了,但是,江青对保健医生还是耿耿于怀,将她服药、长小疙瘩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她怀疑这个保健医生是国民党的特务,请主席警惕他的行动,建议主席把他从身边赶走。
毛主席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一个医生,给谁看病都是应该的、正常的。国民党的大官也是人嘛,有了病也得有医生。他给国民党大官看病,那是他的职业,难道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的医生就是特务吗?就不能给GCD的大官看病吗?不要乱怀疑嘛,你不用我用嘛。
第二次调楼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分派她信得过的人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又得了上面说的那场病,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同意,并问:“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总理说:“请东兴同志办。”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她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我说:“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可能很脏了,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她说:“不碍事,我现在就去。”我忙说:“请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请钓鱼台的领导把10号楼的钥匙送来,叫他们在那里等,不然咱们进不去呀。”江青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是江青第一次表扬我。
等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对10号楼熟悉的服务员到了那里,我和警卫员就陪同江青到了10号楼。那位服务员把所有的套间打开,请江青看。江青看后非常满意。
根据江青的要求,对10号楼全部整理完后,她于1969年春节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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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与红卫兵
林彪贺新居
江青搬到10号楼的第二天,林彪和叶群来看望江青。他们来到10号楼以后,没有进会客厅,也没有进江青的办公室。林彪可能是累了,一屁股坐在楼厅的沙发上不动了。江青和叶群见状就坐在林彪的左右。江青首先开口说:“欢迎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来看我。”林彪坐在那里只是微笑,默不作声,叶群却很活跃,她探过身子,笑着对江青说:“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是来祝贺江青同志乔迁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处非常高兴,他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说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可以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也是党和人民的福气。”林彪还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叶群继续说:“我看这栋楼房很不错,面积比较大,活动方便,空气比较好。如果天气不好,外边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楼里散步。江青同志刚搬到这里来,可能还不太适应,住久了就习惯了。江青同志如果觉得楼房内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给你办。”江青说:“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的关心,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天气这样寒冷,还来看我。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现在楼房不需要修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再麻烦你们。”叶群说:“请江青同志千万不要客气!”
林彪和叶群专程来10号楼向江青贺新居,江青表现得还是蛮高兴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刚刚离开10号楼,江青就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记住,从今天起,我和毛家湾(林彪住地)的来去电话都要写出详细的电话记录,电话记录都必须经过我过目,并妥善地保存好,留作证据,否则将来我说不清楚,你也说不清楚。”
那个时候,党的九大还没有召开,他们之间正是互相保护、互相吹捧、互相抬举、互相利用的时候,江青为什么对毛家湾产生了戒心,直到今日我也没有搞清楚。
修工事、防地震、学开车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发出通知,为了防范苏联利用中苏边境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进攻,立即加强战备,于l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周恩来总理。为安全考虑,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住进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进了西山。为了体验在防空设施里的感受,江青钻进防空洞呆了十几分钟,就感觉缺氧不舒服。她在西山住烦了,11月7日下午回到钓鱼台,专门看了17号楼的地下室。江青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并叫我打电话让中办警卫局二处把17号楼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坚固的防空设施。中央办公厅为此写了专题报告,并做出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后,修建工程随即开工。工程竣工后,江青亲往检查,表示很满意,还陆续就防空设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里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肉、腊鱼片,急救药棉、棉签、纱布、酒精、碘酒、小手术器具和缝补衣服的针线等。
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号楼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经请示周总理批准,很快建成了,还在里面安了床铺,备了和17号楼地下室一样的食品、药品等。江青还钻下去检查,凡她不满意的地方,都进行改动,直到她满意为止。1970年一二月间,传来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情报,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有一天,江青严肃地对我们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我的身体、生命受到损害,党和人民就受到损失。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客厅等经常办公、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搞好,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我们首先把她的意见报告了汪东兴,然后再找人进行研究,准备好材料、车辆和人员,等着她出去开会的时候立即动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用两三个小时就把话干完了。在她的卧室用粗大坚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还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办公室和大客厅摆放了坚固的桌子和红木的条案,如果发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钻进去暂避一时。
江青开完会,看了电影回到10号楼,对我们采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满意。第二天她起床后又把我叫去,说:“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我现在就看你们练习。”
我把工作人员叫到楼厅,江青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男背女、女背女的练习,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满意为止,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西山躲避战争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铃叫我。她对我说:“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他们的战术很可能是首先对我们的首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是装甲部队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我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汪东兴,他也很支持,并告诉警卫局交通科科长曹志秀给我们准备一辆教练车。曹科长很快给了我们一辆苏制的旧嘎斯六九。两个月以后,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驾驶执照。以后,其他工作人员都相继学会开车了。
江青正式从西山回到钓鱼台以后,马上提出也要学开车。这件事,可叫我们犯愁了,怎样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呢?我们知道,她想干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拦不住——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汪东兴,他更了解江青的性格,答复:“那就叫她学吧,你们要想办法保证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江青要求学开车,组织上又同意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办。用嘎斯六九当她的教练车肯定不行,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她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以防止碰撞。经过试验,效果不错。训练场地定在钓鱼台院内,因为那里院子大,车辆少,人员少,道路平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她的胆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门也加大了,车速快了。教练员几次提醒她开慢点,她可就不怎么听了。在17号楼西侧由北向南行驶到10号楼路口时,向右打轮往西拐弯,她既没有减速,也没有收油门,拐过去后来不及回轮。这时,她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加大了油门。教练员一边踩辅助制动器,一边帮她回轮。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时从哪儿来了那么大的劲儿,李子元硬是没有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来。车前的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成那个样子,她毫不心疼,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说:“不碍事,没有关系,我还学。”嘴上虽然说得轻松,但事实上她害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看电影”风波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叫我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17号楼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王洪文说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张春桥、姚文元说这部电影看过了,也不去了。
当我把他们的回话报告给江青时,她就不高兴了。带着一肚子气,她独自看了大约半个小时。她越想越有气,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来,气冲冲地跑到9号楼质问张春桥、姚文元到底看没看过那部电影。老奸巨猾的张春桥看到江青来势不对,就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呀。”姚文元也见风使舵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
江青对他们的回话半信半疑,于是就命令她的警卫员到放映室查看登记本,查的结果是张春桥、姚文元均已看过,江青知道他们撒了谎,但当着大家的面,她对张、姚又能说什么呢?虽然不高兴,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于是,她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迁怒于我和警卫员,诬蔑我们谎报军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三个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厅,逼着周总理把我们立即关进监狱。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的保护,我们的下场可就惨了。
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请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写信给党中央,称收藏在馆内的部分鲁迅手稿不见了,并提到戚本禹曾从文化部取走这部分手稿。3月5日晚,江青要傅崇碧过问此事。
傅崇碧经过周密调查,查清楚了结果:江青于1967年1月,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树信取走了鲁迅手稿,当时还开了收条,将4箱手稿交给了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保管。
3月8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的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到钓鱼台向江青报告手稿的调查情况。两辆汽车到钓鱼台东门,傅崇碧找江青没有找到,就和文革小组值班室联系,值班室报告办事组组长李讷,李讷没有明确表示。于是,他们就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打电话,得到同意后进入钓鱼台。在16号楼前恰遇姚文元,他们便一起进了楼。
不知江青怎么知道的,叫上我,就从11号楼风风火火地赶到了16号楼。
江青一进门就大声吼道:“傅崇碧,谁叫你进来的?你带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你到这里来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当傅崇碧解释是陈伯达办公室批准进来的时候,江青质问:“陈伯达在哪儿?陈伯达批准的也不行,因为这件事是我叫你调查的,你为什么不请示我?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我允许就进来,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傅的秘书冯正午,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刺激,紧张得晕过去了,手中的公文包随即掉到地上。
这时,江青高喊,“他拿皮包打我!”当时,傅崇碧很冷静地说:“江青同志,我是来汇报鲁迅手稿的事情的,这是你交办的,现在已经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故作惊讶地说:“叫什么?这不可能!”周树春当即从皮包里找出写有收管手稿人签字的条子,交给江青。江青接过条子看了以后,立刻把卜信荣找来,同时搬来装有手稿的4个箱子,打开箱子,江青亲自翻检后,对卜信荣喊道:“你是个大坏蛋,不是毛主席的兵,把他抓起来!”卜信荣急得满脸通红,连声高喊:“冤枉!我冤枉啊!”江青根本不想听卜信荣再解释什么,只是重复一句话:“把他抓起来!”就这样,卜信荣就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她又硬逼着陈伯达把秘书王保春调离钓鱼台。其实,按规定,中央领导人的秘书是有权批准有关人员进入领导人住地的。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脊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
江青不愧是一个名演员,会演戏,越演越像。我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说的。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北京军区、中办警卫局等。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规定了七条:一、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侍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这七条规定是杨成武代表与会领导归纳并宣布的。
钓鱼台的霸主
那个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江青经常用的东西,别的中央领导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会不高兴,甚至发作出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钓鱼台当时共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15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再加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住在里面,所以有人说,钓鱼台的南半部是一个禁区,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贴切的。
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4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由她一个人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在钓鱼台散步时,如果有汽车经过,司机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会立即停车、熄火,静静地等江青走过去;如果行人发现江青,会立即绕道避开,如果无道可避,就会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到10号楼递给江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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