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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包公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他在位几十年并没有因为刚直不阿而遭到大灾难?现在让我们轻轻揭开历史帷幕,看一看真实人物的面貌。
大奸必摧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在历史上曾留下许多有名的包公戏。在戏里面不仅塑造了清官包拯,还塑造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这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话下。这些带有神奇的情节,是人民创造的,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颤心惊。这些神奇的情节并不完全是事实,这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的神通。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这一切艺术创造又都是有其历史事实做根据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职期间,在他的弹劾之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亘古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连奏多本,像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6次弹劾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7次弹劾王逵,都是震动全国的大案。其中特别是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4次,简直是坐飞机式的升任,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亲眼目睹了张尧佐的为人。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过了月余,张尧佐不但没有贬低,反而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任务,这次弹劾的结果,张尧佐的势力更大了。很明显,仁宗皇帝有意要顿挫台谏官的锋芒。
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昼的魔鬼!其用词已经达到异常的尖锐。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发动第三次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
仁宗皇帝仍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
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在这次廷辩当中,包公作了长篇发言,措词激烈,情绪激动,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仁宗处境尴尬,摆驾回宫。
这次廷辩震动了全体朝臣。聪明多智的张贵妃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公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
4天不见回音,包公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这样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6次弹劾张尧佐,是包公一生许多重大经历中的一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那刚正不阿、大奸必摧、敢当风险的气魄、决心和毅力。人们称他为“包青天”赋给他许多神奇的幻想色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爱民,是一个轴心“清官不到头。”“文死谏,武死战。”
纵观历史,这两句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刚直敢言的谏官,不是罢官受刑,就是被砍脑袋,几乎找不到能够安保终生者。司马迁是那样的博学多才,汉武帝也不是无能的昏君,就是因为提了几条并不算坏的意见,结果受了宫刑。司马迁含着血泪吟出了震撼千古的诗名:“哀莫大于心死,辱莫大于宫刑。”再细看与包公同时代的、并肩战斗过的很出色的谏官吴奎、陈旭、杜枢等人,也都在台谏的政治斗争中纷纷落马,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唯有包拯,一生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风雨,总是节节得胜,化险为夷。虽然也有两次小的波折,也并非出自台谏,这是很不平常的。
这是一个谜。这个谜,被神奇的故事、理想的光环、美丽的赞歌这块五彩缤纷的幕布遮盖了近千年,很少有人探其根底。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北宋王朝的统治者,接受唐王朝分封割据的教训,强调集权中央,统一法纪,提倡谦恭谨慎为贤。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代,政局比较平稳,生活比较安定。在数十年和平建设的大环境里,再加上倡导谦恭谨慎听话,渐渐地出现了一种负效应:循默苟且,颓唐懒惰,宽怠松驰;渐渐地发展到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贪污腐败之风蔓延;随之盗贼四起,异族侵边,农民起义造反的动乱之事也多次出现。到了仁宗时代,已经是危机四伏,美梦破灭,急需要来一场大的改革,清除积弊,振兴吏风。仁宗皇帝比较开明,也想干一番事业。以仁宗皇帝为中心,增加台谏的力量,提介大胆的台谏,甚至可以当着皇帝的面,展开廷辩。于是一个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风暴便在皇帝周围刮了起来。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时的包公,担任监察御史,积极支持新政。可以说,是仁宗皇帝需要、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的大声疾呼,于是,包拯便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包公是出不来的,即使出来也要被压死的。
正如包拯自己所说,他“生于草茅”,是一个不大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包公的母亲临产前夕还上山砍柴。包公青年时代虽然还有条件读书,但生活仍然比较贫苦。后来虽然考取了进士,又在家中守孝10年,直到29岁才出去做官。包拯长期生活在下层,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十分了解。他能关心人民生活、反贪除霸、清正廉洁与他的贫苦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包公的远祖申包胥,是春秋时期楚国的爱国志士。他与伍子胥既是好友,又是宿敌,史书上记载着他们之间一个要灭楚国,一个要救楚国的悲壮故事。
包公童年时代,就熟知这位远祖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故事,受到很好的熏陶。
包公22岁在家守孝时,翰林学士刘筠出任庐州知府。这是一位工诗、善文、才华出众、一身正气的清官。他就是因为与当政的奸相丁谓势不两立,才要求外任的。
刘筠很重视人才,特别赏识包拯。他的言行,为包公做人起了榜样的作用。
包公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他的理想集中起来就是:忠君、爱国、爱民。爱民,是一个轴心。他的所有奏折,都是为了爱民,同时也是为了忠君爱国。他的言辞是激烈的、尖锐的,但是他对仁宗又是尊重的,虽然有时唾沫迸到脸上,但他仍是一片赤诚的表明,他是忠心保护宋王朝,没有半点轻视,更没有半点儿私心。他的决心是大奸必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什么事也是办不成的。因此,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打动仁宗的心。力绝鲁莽、傲慢之气,而且经常表明,自己认识肤浅,思想愚昧,如果有不妥之处,甘愿伏罪。他的奏折,有时可以使仁宗出一身冷汗,却不会怀疑其忠诚。这些绝妙文章,现代人读来仍然可以学到许多哲理。
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有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仁宗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你可以批评,但是绝不允许蔑视、不尊重。触到了这根神经,就要丢乌纱砍脑袋,甚至灭九族。包公在这一点上,头脑清醒,比较聪明。
包拯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事踏实,讲究实际。他必须抓住事实,才发动弹劾,弹不虚发。他的批评很严厉,又经常设身处地为仁宗考虑,他有什么难处?如果第一个方案达到不到,能否采取第二、第三个方案。这样就给仁宗提供了一些缓冲的余地,有了下台的阶梯,打破了僵局。譬如许多人共同弹劾贵戚张尧佐,说他不配当三司使。仁宗正在迷恋张贵妃,不愿太伤感情,下不了决心。包公就婉言提出能否调出外任,缓和一下舆论,逐步分段解决矛盾。这样仁宗就有台阶可下,打破了僵局。
既勇且智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举办了一次祠神会,请一些文人学士赴宴,吟诗作赋,欣赏歌舞。经费的来源是:衙门卖废纸的公款和苏舜钦自己拿出一部分私款。这本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有人向仁宗写了举报信,说苏舜钦不仅盗用公款,而且在会上大骂孔子,写《傲歌》,蔑视、攻击皇上。这一状,触动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禁职,一脚踏翻在地。范仲淹是苏的推荐人,宰相杜衍是苏的岳父,两位大臣也被拉下马,降了职。同时被株连的还有一批著名文人。保守派首领王拱辰幸灾乐祸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苏舜钦是一位青年新进,颇有文采,敢于进谏,是站在改革派一边的。被打击的这一批著名文人,其中多数也是包拯的好友。包拯是支持改革派的,他既没有参加这次宴会,也没有跟随他的顶头上司王拱辰参加这场闹剧,他是异常冷静地站在一旁目睹了这场非正义的诬陷活动。所谓的“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从此烟消云散。包公在谏院里也失去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变成孤掌难鸣。面对这场悲剧,该怎么办?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包公提出了请调外任的报告。他很机智地使用了以退为进的战略。
即勇、且智、能攻、能守,这就是屡战屡捷的包拯,他并不神秘,却永远值得人们学习、思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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