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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娟是在夜色中回到永昌中路红旗招待所的，“我们不敢白天在街上走，谁都会指指点点。”
那是4月19日的晚上7时，当她再一次走上那黑乎乎的楼梯的时候，她一定想起了那天他们一家三口正是从这个楼梯下去，走上了前往香港的道路，那是一个月前的3月18日。而那天，她是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来的。整整一个月，物是人非，沧海桑田。
红旗服装厂下属的这个国营招待所在杨丽娟母女俩的眼中是“安全的”，“不会有人来骚扰”，为此她们愿意出一个月600元的房租。“这已经是书记给的最低价格了，让我们不要告诉其他房客。”为了进一步压低房价，她们还向书记提出可以不要房间里配的电视机，招待所没有同意。
●栖身招待所
兰州红旗招待所位于兰州的商业旺地文昌路上，在一家三口去香港之前，她们曾经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小床，配了两把旧椅子，除电视机外，找不到其他的电器。桌上放着几个矿泉水瓶子、半瓶可乐和两袋牛奶。虽然是白天，房间里仍然紧紧地关着窗户拉着窗帘。杨丽娟的母亲陶菊英说，旅馆有很多老鼠，有时半夜能听见老鼠在屋里跑，甚至跑过床头。
杨丽娟母女 记者 邱敏 杜安娜
招待所里不让生火做饭，母女每天都在外面的小摊上买五毛钱的一张饼，或者1元5角一份的凉皮，“两三天就炒个土豆丝什么的打包上来，每天也没什么胃口，吃不下什么。”杨丽娟说。而做饭也不是她俩擅长的，以前买菜做饭通常都是父亲杨勤冀的活儿。
在香港的14天里，杨臣刚高调捐助的2万元已经用完，最后几晚的香港房租和从深圳到兰州的机票钱是哪些好心的人出的，她们已经说不清楚了。从罗湖口岸出关的时候，一位香港记者转交了两个读者的捐助，“一位文女士捐了3000元，一位崔女士捐了500元，我写了一个收条给那个记者。”杨丽娟说，母女俩就把这3500港元换成了人民币，上路了。
杨丽娟告诉记者，回来后付房租、手机充值、四处办各种手续之类的，现在手头还有1800元钱。
●“唾沫淹死人”
招待所里的生活并不平静。几天前杨丽娟买了一顶鸭舌帽，深蓝色的帽子花了18块钱，一出门她就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踏实。”在兰州已经尽人皆知的两母女一开始虽然预计到可能受到社会压力，但还是没想到“淹死人的唾沫和眼光”会如此汹涌。
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杨丽娟下楼买吃的。走到招待所门口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她身前，走出几步后突然回头盯住她，并回身立即冲到了她的面前，“刘德华，刘德华，这是杨丽娟吧，你还去不去香港了？还见不见刘德华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一下子把杨丽娟吓住了。旁边的人一下子全围了过来，有人把这个男人给拖走了。杨丽娟哭了，但与一般柔弱女子可能立即选择回屋，躲起来不再出门不同。杨丽娟选择了“反抗”。这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表现了她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
首先，在围观的人告诉她那个男子可能是派出所的警察时，她果断跟踪了这个男子一路到了一个派出所。旁边的人告诉她，这个人是派出所的。然后她立即跑到派出所的上级城关区公安分局去投诉了。信访科的人接待了她，解释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就是警察，他也没穿警服，没有警号。杨丽娟的回答是：“我希望你们开会，群众素质低下就算了，但你们是警务人员，怎么给老百姓做榜样。”从分局回来后的杨丽娟并不甘心，她说自己还要去办二代身份证，到时去派出所好好认认人。其次，她又向招待所楼下管理停车的人抗议了。“我气坏了，你戴个红袖章，你看到这种情况也不过来一下。”她还专门向招待所的经理投诉了戴红袖章的人。
这件事发生的三天后，母女俩在出门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走到她们俩跟前，骂她们不孝无聊，杨丽娟这一次的处置方式是拨了110。她对在15分钟后才出警来到现场的民警并不满意，“他们的态度太差了”。
回到兰州快20天了，走在街上，仍不时有人会盯着她，甚至加速走到她的前面，回过头来认真地看。
她的手机里还会经常收到骚扰信息，比如“杨丽娟，我们给你捐了一笔钱，放在刘德华的华仔天地，不过就算给你10个胆，你也不敢去拿”，短信大概有200多字，字字都是对杨丽娟的斥责和嘲笑。
与路人们的“专注”不同，回兰州后的杨丽娟感受到了“无人问津”的冷落。
在她的想法中：“他们知道我们回来了，应该来帮助一下，我们俩该怎么办啊。”她口中的他们指政府也指记者们。而陶菊英则每天都像祥林嫂一样念叨着两句话：“我们俩出门连东南西北都不分。”“女儿的压力很大，这娃娃以后怎么办？”
●初尝世事艰辛
但生活是现实的，经济压力是现实的。母女俩每天的生活是四处办理各种手续：到31中办杨勤冀的抚恤手续、到社区申请杨丽娟的低保、把杨勤冀社保卡里剩下的两百多元钱拿出来。“一趟趟地跑、补资料、说好话”，从来都是父亲打理的这些事情，一落到自己的头上，杨丽娟才真正体会到世事的艰辛。
有一次她们俩在社区开一个没有工作的证明，前一天去了没人，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但工作人员告诉她们没有户口簿不能开。她们的户口簿拿到31中去办抚恤手续了，于是杨丽娟告诉工作人员，户口资料可以在派出所的电脑上查到，但工作人员就是不办。母女俩都哭倒在现场，磨了很长时间之后，社区终于派了一个人去派出所看了一下，在一个小时之后开出了证明。而最让她们俩耿耿于怀的，是有一次她们等一辆公共汽车，车来了之后一群人都上车了，她们在最后面，到她们俩上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认真看了一下她们俩，居然就关上门开走了。
陶菊英已经不用像一个月前一样使用拐杖了，但她的腿仍然不方便，在这乍暖还寒的初夏，她的腿在下雨前总是会痛。“为了省一块钱，我每次都是走，走过好几条街。”说着，说着，她的泪就下来了。
杨丽娟说她现在掉很多头发，感觉压力好大，胃口不好，她每天吃的东西很少。她的身子很虚弱，她说身上的肉都是虚的，和正常人不一样，为此她买了一盒阿胶补血口服液来补一下身体。到香港接父亲的骨灰回兰州，父亲单位的抚恤金以及住房问题都是杨丽娟一人在操办，腿脚不灵便的杨妈妈多半是附和女儿的决定，偶尔出出主意。但比较起杨丽娟来，她的胃口还算不错，还略有心思梳妆打扮一下。
在一般情况下，母女俩很容易达成一致，但在这样的生活中冲突是免不了的。杨丽娟告诉记者：“当时在香港挨家寻找刘德华的家，就是妈妈的主意。”杨丽娟对妈妈总是拿以前记者采访时候说的话来说她很恼火，她说妈妈有天对她说，有记者采访她时问，出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把杨丽娟赶出家门？她说妈妈总是拿这样的话来刺激她，她受不了。
●宁租招待所不愿租平房
在徐天民看来，“杨丽娟是又可怜又可恨”。这个杨勤冀生前在兰州唯一信得过的人，至今还没有收到杨家欠他的9000元钱。他说，这一笔债等到杨老师的抚恤金发下来之后再说吧。据瞭解，按照国家的规定，杨勤冀10个月的基本工资，加上1000元的安葬费，加起来大约有18000元左右。
徐天民认为，杨家母女的正常生活轨道应当是租一个便宜点的房子，然后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而且他觉得600元的招待所太贵了。兰州的一房一厅的租金多在300到400元之间，稍微差一点的还有80~100元。他说，“曾经和杨家母女提过找一个省里单位盖的公房，那是平房，一个月也就80元到
100元的房租，就是没有暖气，但到冬天生个炉子也就行了。”他还想着让杨丽娟去卖菜做点小生意过日子，“我当时跟她说我可以帮她去批菜什么的。”
但也许是还没有真正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徐天民认为的最佳道路没有被杨家母女接受。陶菊英告诉记者：“我们也看过一些房子，但一看都是楼道又黑又脏，还有之前是不是死过人，都得考察清楚。”而杨丽娟认为：“租一个房子400多元，然后还得买电水壶、碗筷、桌凳等生活用品，一样得花钱，算下来和招待所也差不多。”
徐天民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杨老师也算是解脱了吧。”他的眼前总会浮现起去年冬天，从北京回来站在他们家巷口的杨勤冀：穿着件旧西装和布鞋，在寒风中不停地发抖，一口牙全掉了。
●性格的改变
不过，杨丽娟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在和记者争论的时候，记者说：“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完？”她会微笑着说：“好，你先说。”而之前她的反应多半是叫嚣着说：“如果你理解我就不要说了，如果你还要说，请你出去。”她还向记者道歉：“上次撕掉你的采访本是我的不对，当时情绪太差了，你能理解吧？”
在红旗招待所，在陶菊英谈到旅店“恶劣”的环境时，她会谨小慎微地提醒母亲小点声、太晚吵到邻居，甚至轻手轻脚打开门看看，以示歉意。
杨丽娟这两天发了两次脾气：一次是在网上看到某媒体对杨臣刚捐赠金额的夸大报道，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质疑记者。另外一次就是吃完饭打包的时候，责怪服务员手脚太笨，帮忙牵一下塑料袋都不会。第一次发脾气情有可原，第二次的火气也不大很快就消了，不需要别人“救火”。
杨丽娟仍然不能接受生活的改变，一旦发现别人想改变她，她就会翻脸。在接受好心人救助之前，她只会为一个问题思考很久，这个人是不是想改变她的生活，会不会在接受别人的捐助之后就要按照捐助人的要求去生活。
●不愿回归正常轨道
虽然时至今日，杨丽娟母女仍不愿意回归到正常生活轨道，她们不愿意挣脱过去的生活，仍然要执着地走下去。只不过，走下去的目的，不再是追刘德华，而是要向刘德华“讨一个公道”。杨丽娟母女想状告刘德华，并且力所能及地收集着她们这两年来媒体上对她们的报道，特别是2006年3月27日，刘德华对杨丽娟追星“不正常、不健康、不孝”的回应。
“我们想讨个公道。我是我爸的女儿，我爸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能做多少是多少。”正因为如此，杨丽娟在离开香港的时候把父亲的遗书交到了礼宾府，希望礼宾府的工作人员把遗书交给“特首”曾荫权，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特首’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很多事并不像媒体写的那样。”
杨丽娟最大的痛苦来自于精神。“我每天一觉醒来就觉得心里特别空，空荡荡的，马上想到唉呀我爸走了。虽然我很清楚知道他走了，但我内心接受不了。我说你再让我老一点，十几年之后，他再走。”她说，“我同爸爸感情真的很深，虽然我平常从来不会说什么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话，但他身体不好，他一感冒我就每天一定盯着他吃糖浆。”
●“出家是最合适的出路”
对于未来的打算，杨丽娟说自己想得很清楚了。“让我去工作是不可能的，爸爸在的时候我都没工作，他走了我就去工作这样会被人家笑话。至于婚姻家庭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她妈妈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觉得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她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也从来没有觉得孤寂。现在唯一能延续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出家，找一个清净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找一个清净之地，这是延续我生命的唯一道路，对我来说是唯一也最合适的道路。走其他的路走不好。把公道讨回来之后，也许那样我心里会好过一点，这个想法我有很久了。”在一次吵架之后，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陶菊英。陶菊英说，自己有低保补助，不用担心她，说“这样的话对我的孩子太残酷了”。
杨丽娟说，兰州这个地方，她不可能待下去了，认识她的人太多。她说：“以前没有媒体报道的时候，只是家里人有这个想法，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指责我的人太多。兰州这个地方，只要发生一点小事，大家都来看。”
●反思是报道的最后角度
如果说杨丽娟14岁时候的那个梦，注定了这个家庭的悲剧的话，那当这个家庭的故事在大众传媒的传播之下，成为一个公众事件时，这个家庭的悲剧似乎一步步演变成为“闹剧”。这场闹剧到今天似乎又演变成了媒体的反思，特别是对媒体本身过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反思，但他们真的在反思吗？我只想讲三个场景。
第一场景发生在2006年的3月。杨勤冀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媒体帮助的，他希望媒体能够帮助他们一家人实现“娃娃的这个心愿”。一开始他去找甘肃电视台，但电视台的保安很负责地把他们俩拦在了门口。于是他又想到了《兰州晨报》，两个老人家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家庭十几年的故事。“卖房卖肾卖掉一切去追刘德华”，以一个从业8年的记者从业务的角度判断，在今天没有一家面向市场的媒体会拒绝这样的一个故事。于是，晨报的记者给当事人杨丽娟拨电话，希望她能够亲自接受采访，报社可以通过把她的故事公布出去来帮助她见到刘德华。杨丽娟至今清楚记得，那个记者的话：“不就是刘德华嘛，又不是见总统，又不是摘星星。”
这一家闭塞地生活在自己小天地的人们是一心一意地认为十几年来自己走在一条正确而又正常的道路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故事出街后，他们迅速成了异类，成了社会传统价值的批判对象。随着全国各路媒体纷纷跟进后，一份由《兰州晨报》牵头，《南方都市报》、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等合作的写给刘德华的“请愿书”诞生了。在今天，这份“请愿书”被各个新闻界的专家教授们斥为“典型的炒作”。
第二个场景是刚刚过去的3月。当杨勤冀在香港跳海自杀，使这一出悲剧走向高潮的时候，回到兰州办手续的母女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这是媒体竞争最激烈的时段，同时也是媒体们反思过度介入的高峰，“追星悲剧的助产士”之类的评论和角度不断出现。媒体真的在反思了吗？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断人的，反思其实只是媒体新闻操作的一个角度，当杨家祖宗三代的隐私被原原本本挖干殆尽时，反思媒体的过度介入成了最后的角度。
第三个场景就发生在现在。一部分大声叫喊着治病救人的媒体们不见了，既然一开始就认定了杨家的悲剧起自心理疾病，那么为什么不从治病开始，却以一个父亲的自杀结尾？
住在红旗招待所的杨丽娟说，她再也不相信媒体了，她不知道哪个说的是真的，哪个说的又是假的；她说“我知道他们都是有目的的”。而陶菊英则说，“想通过媒体的力量来呼吁人们帮助她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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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5 19: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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