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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是我党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他对毛泽东忠诚而不盲从，敬佩而不失独立思考。“文革”中，他几上几下就说明了他的这种性格以及和毛的关系。
由于档案尚未完全解密，本文作者、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单世联参照现有公开发表的论著展开学术探讨，意在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
“吕端”与“刘亭长”
“文革”前并不受重用
善于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19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成为叶的雅号。而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被说成是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
叶剑英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泽东共事。在毛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而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信任和亲密，疏离与警觉相比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
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不属于受重用的人物。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
总之，直到1965年，叶剑英都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政治命运发生逆转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
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1976年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到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度。一次是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落。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于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崛起的必然性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于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叶、聂之间，聂的地位长期高于叶，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长征中曾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三是叶不是“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合作。
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者。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电报”，但其真相如何还不能说是很清楚。
1982
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
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报，其中也包括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不过，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长征往事。
"二月逆流"
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毛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
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叶等再一次重拳出击，其中以陈毅的一段话最为深刻有力：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绝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
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这一点江青当时就发现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批准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敬畏与疏离“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于失：两次被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这使得叶得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敬。“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而且不断以“违心的话”和“违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
第三是怨。从1950年代的“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的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尽管其“民主”主要还限于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获得左右政局的权力，就没有后来参与结束“文革”的资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听信于毛，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没有成就大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了他们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复杂关系和自我维护。
链接
“吴钩”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弯刀的一个雅称，宋代辛弃疾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名句。
196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叶剑英写了《重读〈论持久战〉》七律一首，其中有“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的诗句，以此来歌颂毛泽东。
从抗争到挑战
军队的重要性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毛泽东需要一支忠于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
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军委领导人，在打倒彭、罗、陆、杨，发动“文革”等问题上是紧跟毛的。但当军队受到冲击、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叶等人对军队内部如何进行“文革”持谨慎态度，进而对“文革”本身也有疑虑。“文革”十年，叶剑英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是维持军队稳定；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动群众造反后，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和任何一个当权者愿意放弃领导权。叶剑英等以党领导军队、军队要准备打仗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总的精神是“按兵不动”。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文革”、保卫“文革”，他不能容忍军队游离于运动之外。党政军三大系统从来就不完全独立，而且军队内部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夺权”与“反夺权”的内在需要。由于这种种因素，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
毛泽东把住军权
1966年10月2日，《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了军队特殊化的观点，军队运动实际展开。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以保证“文革”目标的实现。但“左”“右”并无客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公开支持“保守组织”，导致造反派激烈反弹。
叶剑英于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保护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同时还坚决支持军队据此“命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当毛泽东意识到军队的行为可能导致“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给“全面内战”提供了合法借口，酿成7、
8、9三个月的失控状态。
军队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这就需要限制“中央文革”和军队的极端倾向。这样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
但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
“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并不完全信任林彪。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大”政治局穿军装的委员中，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领，这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的原因之一。
与江青展开斗争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却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在即将而来的最后一搏中，胜负取决于对军队的掌握。江青当然善于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披到身上的。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动力之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了。
1972
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点名批评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以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南行”。周是叶的支持者，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于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团明显居下风。
叶的另一个策略是抢占先机，尽快在一定范围内把“路线斗争”主题明确化，提前进入“战斗状态”。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没点名，却明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最有力的人物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部分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原因在于此时的毛虽雄心不减却也力有难及。1976年2月毛再次让叶剑英“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的陈锡联“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还暗中与叶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可能是意识到这点，毛在临终前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
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的冲突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但在毛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中崛起的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人，他及军队终于把“文革”的“弄潮儿”“四人帮”送上了审判台。“文革”是彻底失败了，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
平衡中的不平衡
江青集团权力的虚幻性
“文革”初期社会大乱，阵线不清。原则上，只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括刘少奇在内，没有人在口头上敢反对“文革”，绝大多数人也在行动上支持“文革”。但在“紧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有各种动机、主张、利益在起作用，党史、革命史上的诸多矛盾也借机有了一个总爆发，因此有关“文革”的任何简单的划界、划线都难以成立。比如，康生、陈伯达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叶等“大闹怀仁堂”后，江青却向毛泽东报告：“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同样，积极批判将军们的，也不只是“四人帮”。
当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实，毕竟是江青集团从秘书文人一变而为中央领导，扶摇直上。不过，他们的权力有很大的虚幻性，其权力主要局限于党的系统。周恩来始终掌握国务院领导权，后来又得到精明的邓小平的支持。
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关系密切，但在政府系统中始终处于边缘。王洪文、张春桥在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张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政委，但他们的军装并无威慑力。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党的系统，军队与政府系统有一定的技术性，军队负有国防使命，国务院要组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仅仅写几篇文章、发一些议论是无法承担军政责任的。“九大”结束后，江青曾对人说：“周恩来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江青不知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方向原则、思想路线云云只是一句空话。
同时，共产党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渊源、资历、战功是取得发言权的基本条件。林彪在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还曾对罗瑞卿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林彪尚且有此顾虑，何况毫无军功的江青？功高位显、“大老粗”出身的将帅们，从来没把那些长期被认为是改造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当回事，“眼镜”们如何能让将军们服气？
党政军一体化
当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依靠军队发动“文革”时，军队系统实际上被置于党的对立面，并超越党的权威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国学习解放军”，“军管”代替了党管，军装成了干部装。1969年“九大”重建党组织时，军方将领大举进入党和政府。注意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重分量，毛泽东在与林彪斗争时有意限制了一下军队。林彪倒台后，党的权威明显提升。
“十大”以后，他以政治局为核心，彻底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当时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集中在以毛为核心的十来个领导人手中。1973年年底，“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这样一个部署，形成了一个‘周－邓－叶’新三角，三足鼎立，实际上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有力支持。”但毛没有冷落江青集团，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为了平衡老干部与江青集团。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势均力敌，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江青集团只在党的政治局“能量颇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军队和政府的老同志？党指挥枪固是原则，但没有军、政的支持与配合，党又指挥什么？何况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对江青集团的也绝不只是叶剑英等人。由于江青没有领会毛泽东一再要她与其他领导人搞好团结的深意，不善于搞“统一战线”，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江青等人过于天真而僵硬地坚持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权力角逐中的现实策略，她的丧钟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就敲响了。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1974年就对江青说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党政联手剿灭“四人帮”
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敢对毛有非议的叶剑英等何以没有与毛信任的江青“团结”在毛的大旗之下，而毛又何以没有及时清理军队系统使之与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之前，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叶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时并没认同毛的思想和意图，而毛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又过于自信。
无论当时社会如何乱，军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毛泽东可以用它来“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叶剑英等人也可以用它来遏制江青集团。还在1976年初，叶就已经准备与江青等人大战一场。“四五”运动后，他多次与王震、聂荣臻等密议此事。然而，军队的实力必须伴之以党的合法性。
与叶相比，华国锋的行动是面对“四人帮”的进攻后被迫采取的回应，有一定的被动性，但却至关重要。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获得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争取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他在第一次与华商量此事时就表示：“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叶谦虚地把自己定位在“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后来也讲过是华领导了这场斗争。
《李先念文集》（1935一1988）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领导人排名顺序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这也就回应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1965
年，当酝酿“文革”风暴的毛泽东抒发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时，叶却仿佛预见到一年之后遍地的“吴钩”，在《重读〈论持久战〉》一诗中有“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后他又有《虞美人》一词：“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战斗正未有穷期，眼底吴钩看不休，直到“十月惊雷”用吴钩把笔杆子彻底制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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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5 03: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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