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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已经过去十八年了。
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镇压事件之后，捷克统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这件事，而捷克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记这件事。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之后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共当局一再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极力掩盖与回避六四血腥镇压的事实真相。而海内外的许多有志之士，却一直致力于“毋忘六四”的工作，尽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杀人者，呼吁人们忘记这件事，忘记这一天。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争议不断。对于一起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
本人作为一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尤其是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接受过七年专业训练的历史文献学者，有义务和责任为该事件留下一份可靠的历史记录。为此，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个寒冷的深夜，我冒死游过海湾，穿过密布中共军警的小岛，爬过齐腰深的漫长海涂，遍体鳞伤地来到自由的彼岸。尽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我依然由衷地感到庆幸，因为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发言的权力和机会，以履行自己作为历史见证人和历史文献学者的神圣职责。
长期以来，本人念兹在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至今日，本人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定稿工作，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本人曾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就读七年，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深受中国考据学传统的影响，崇尚实证；后又在法律专门院校----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深知法律的尊严。在此，我谨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本书所记叙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绝无丝毫的虚妄，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并完全能够承担一切责任。
本书的写作严格遵循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和规范，主要记录本人的亲身经历，但由于个人的亲身经历总是有限的，不足以反映一个曾经引起世界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本书中适当引用了一些身份可靠的当事人的回忆和其它相关的资料，凡是引用的部分都一一注明了出处。
本书主要记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开始，到六月四日上午十时结束。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份记录，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份记录。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九零年五月，字数约五万字。从一九九零年六月至今，香港《当代》杂志、美国《北京之春》月刊、美国《世界日报》主办的《世界周刊》、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欲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一书，先后摘录发表了本书稿一万余字的内容，题为 “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或“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这也是目前海外各中文网站有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事件完整记录的唯一一篇文章。本书目前的字数逾三十万字，内容更为丰富详实，份量远远超过上述的这一篇文章。
本书不仅完整地记录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而且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体而突出的描述，例如：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四君子与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接触谈判情况，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从拒绝撤离到决定撤离的过程，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离队伍事件，学生领袖郭海峰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一案的真相，医务人员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抢救伤员、记者冒着生命威胁记录历史真相的英勇事迹，积极抗命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和消极抗命的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一百一十六师师长许峰的故事，立功受奖、升官晋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等等。
本书也着重阐明了一些长期存在争议或读者感兴趣、有疑问的问题，例如：1) 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本来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和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毋需特别予以讨论或说明，但由于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许多读者也心存疑问，因此本书具体叙述了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情况。2) 清场过程中坦克是否曾经碾压帐篷及帐篷中是否有学生。3)解放军戒严部队和公安部门销尸灭迹，导致许多遇难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4) 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进军路线、承担的任务和表现，明确指出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在镇压过程中杀人最多、最为卖力，其次是空军第十五空降军。5) 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的进军命令和开枪命令何时下达。
本书在围绕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这个主题的同时，对复兴门、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城楼附近等主要开枪杀人现场的情况也有大量的叙述，期望读者因此能够对整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本书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北京各界民众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情愿的学生，奋不顾身地用血肉之躯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英勇事迹。为此，北京各界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本人在书中所指出的：“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时至今日，本人仍然认为，北京各界民众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精神，是八九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在完成本书写作之际，本人特别要感谢的是不久前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判刑五年入狱的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先生。一九九零年三月初，在本人流亡香港之时，得到程翔先生和他的同事刘锐绍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写出了关于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字数约五万字的文章，并在他主办的《当代》杂志上首次发表。后来洛杉矶华侨韩妈妈捐助了二千美元的印刷费，由《当代》杂志将这篇文章印成方便于送入中国大陆的小册子。
最后，谨将本书献给所有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牺牲者、受难者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同时也献给我的八十高龄的母亲。当年为了死难者，为了狱中的好友同道，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呼吁营救，我舍弃了个人的大好前程，在一个只有摄氏七度的风雨之夜，九死一生地游过海湾，抵达自由的彼岸。对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终舍弃不了亲情，对守寡多年辛苦抚养五个子女成人的母亲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当年自己不告而别、远走异国他乡之举，对母亲的打击和伤害有多么地大。十六年了，我不仅不能对母亲侍奉尽孝，甚至连见上一面都难以做到。我苦难的母亲啊，您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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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仁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一九八六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在八九民运期间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组织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第一次游行示威活动，担任新华门绝食请愿区负责人，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夜。一九九零年七月流亡美国。现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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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2007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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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6 0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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