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这个词总被一些人描述成可怕的暴力,这无非是一些历史事件的不良后果之使然。对一个同样的目标,假如进行改革或改良,从表象上看似乎好听一些,用革命形式就不一样了,总被误认为暴力,这或许由认识论偏颇而导致对方法论之误论,总体上来讲,对目标的结果影响有限。革命是“变”,是内在的否定,是外的颠覆,是一种方法论,并非是纯粹的工具论,不须引进,也无须仿造。
对于批判带来什么不良后果的论述,这也不必当真,太正常不过了。我们在对待应有的权利与特权对立时,只有首先站在革命的一边,随后才能真正地批判和检讨革命。假如以革命破坏秩序为由(破坏固然是貶义),然而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没有自由或者备受奴役,则无疑更坏,那么在革命与奴役二者作抉择的话,应该接受革命。 1989年学生与知识群体参与改革提议,结果被拒,郭泉们欲参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提议,结果也是被拒,刘晓波们参与政治民主架构的提议,结果还是被拒。“共识”在不断地“重叠”,不断被抛弃,看来这类方法论至少在目前是毫无用处,那么,这些既好听,又好看,更合理的方法均不有效,何不用一下革命呢?何况革命本身就是方法论其中的一种,慎重使用有何不可。 一百年来,走来走去,还是回到原地,起点与终点在一个点上,在这个o型圈内,走不出来,应该想一想马蹄形的出口处,更应该要有抛物线的概念,远离起点,才是出路,这就需要在思维上来一次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