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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3 1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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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口开会实行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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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感受：?共产党的话绝不可信，不论是毛泽东、萧劲光他们平时都是拍胸脯“保证”与我们县政府“密切合作”，有事“找他们绝没问题”，结果是一桩小小的挖窑洞事件，他们不但不帮忙，反而扯腿。
共产党绝对极权、独裁，以萧劲光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这职务来说，“官位”不可谓不大，在延安的共党阵营裹，是“数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大头目。
但萧劲光对七、八十个民众闹事的小事都无法解决，以“开会商议”作藉口来搪塞，可见独裁程度之厉害。
这也是在我之前的延安县长待不住的原因，在中共千方百计设法压迫下，不倒向中共，就会被中共压迫而走。
我因为“和而不同”的政策执行还算成功，使中共首脑总算对我另眼相看，才将一些中央交代的任务顺利的推展开来。
我当延安县长时，很受了些中共迫害，无缘无故被扣押到黑牢中吃了一些苦。
内人随我一起住在延安，她家是米脂县大户人家，交游极广，内人又好客，因此，住在延安时，经常有些中共“抗日大学”的人来找内人，围着内人打搅她，向她宣传一些一有关中共的“好处”。
内人对国家民族观念极其忠贞坚定，怎会受这些人所蛊惑？只是每天被这些由中共所驱使的故交旧友打搅，心中不甚愉快。中共刻意处处找她麻烦，更是使她对住在延安感到厌烦。
每当她有事进出城门，或到一些地方办事时，总会有中共干部来嬉皮笑脸的问她。“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呀？”风言风语的说一些话。
内人很清楚这是中共的“骚扰战术”，因此，平常不外出，免得受中共小喽啰的气，万一避不开碰上了，只得好言解释。
为此，我总觉得对不起她，但是我身为政府明令派任的县长，对延安城负有守土之责，她心中纵有不满，也很少对我提过。
民国二十八年底，省府来电要我回西安参加行政会议并作报告，内人才向我要求，希望能陪我一道赴西安。
当时她正怀着头胎，已有九个月的身孕，到西安的交通骡马颠波，我实在担心她受不了，就婉言劝她留在延安待产。
平日温婉柔顺的她，此刻却非常的坚持，她告诉我。
“我就是想让孩子生在非沦陷地区，我不要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受这些赤色党徒的气，路上再苦，我也受得了。”
于是舟车劳顿，我们赶到西安，我参加行政会议，她隹进医院待产。
我们的长子呱呱落地，我的会议也开完了，内人跟我提起回延安任所的事。
我问她：“你不是很讨厌延安的生活以及共产党那些人吗？怎么还愿意囘去呢？”
她告诉我：“你是县长，县长守土有责，开完会后本来就应该同任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讨厌延安共产党，但身为你的妻子，与你同甘苦，共患难是必然的事，我们该回延安了。”
二十七、八、九年共党劣迹已逐渐彰显的时候，要再回延安，真得具备平常人所没有的勇气。在内人的支持鼓励下，我们还是回到延安，继续展开与中共面对面的斗争。
回到延安情形已大不相同，政府准备将延安沦陷区五县划归中共管辖，以统合全国力量来因应抗战，中共得知消息，气焰嚣张，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了”，对我们这些中央派来的县长极不客气，一改以往彼此间和平相处的情形。
我回到延安没多久，几个陕北沦陷区由中央派任的县长，就被中共藉故抓起来扣押、斗争，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甘泉县县长杨烈、鄜县县长蒋隆涎等，均被中共无缘无故的抓了起来，受到凌虐迫害、斗争、公审。
我看到这种情形，心中颇为犹豫，以县长守土有责的职责言，我有必要守在延安，但是如果我守在延安因而被扣、被斗、平白牺牲了，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发生三件事，使我暂时离开延安。
首先是中共斗争矛头找到了我的头上，我回到延安，突然间在延安城南郊外，发现一具尸体。
在中共盘踞的地点发现尸体不算什么？中共天天杀人，天天都有人因受不了中共的迫害而自杀。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中。
孰料，平常杀人如麻连眼睛都不贬一下的中共，这次却对这具尸体大作文章，他们到处宣传说这个人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
我想，这又是中共“仇恨政府”的宣传花招，_众教育的新名堂。
几天后，共酋王明（陈绍禹）居然派人把我请了去，问我可知道这么一件事？
我当下倒吸一口冷气，知道麻烦上身了，因为别看王明问得挺客气，但骨子裹可恶毒的很，当时他们已经藉着宣传肯定那具尸体是“国特”所杀，我是延安当地国民党最高负责人。因此，王明表面上客气问我，其实就是在暗示我得为这具尸体负责。
我怎能如此轻易的即被中共这样栽脏？
我立刻严正的回答：
“王先生！虽然我是延安县长，名义上是此地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延安的治安可是由你们共产党在负责，有人被杀，缉凶、治安的问题应当由你们负责。”
我就事实状况反驳王明的问话，王明当下满脸堆笑的回说：
“高县长：我们倒不是说人是你杀的，只是外面‘人民’都在传说这是‘国特’下的毒手，你毕竟也是国民党在此地的最高负责人，我们总得和你沟通、沟通；了解、了解。”
这口气分明是想硬将这事栽赃在我头上嘛！我不得已，只好说：
“我是延安地区的县长及国民党的负责人，这点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大家也知道我高某人作事向来公正，绝不会偏袒国民党员，这点你们的‘毛主席’也知道得的很清楚，所以你想我会与这件事有关系吗？”
王明看到我如此的不畏惧他，而且又提出毛泽东作挡箭牌，也就不敢再逼我，而自找台阶下台的说：
“对呀！毛主席也说你不会作这种事，请你来只是了解一下状况罢了；没事、没事；哈！”
就这样，我们打着哈哈彼此告辞，回到家中我才发觉，身上已是一身冷汗，内衣都湿透了。我知道，刚才若是应对稍有不对，我必是阶下囚，不可能再回到家中。
中共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我，是第一个使我想暂离延安以避风头的原因。
使我非得离开延安不可的第二个因素，则是因为当时陕北第二区行政专员何绍南辞职，由包介山继任，包专员希望我能与他一晤，以便了解延安等地的真实状况如何，为了本身职责，我也有这个责任与义务离开延安，去与包介山专员一谈。
第三个原因则由于内人回到延安后，奶水始终不足，延安城内又找不到奶妈哺育小儿。
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内人与我决定回到她的娘家米脂县去。
内人当时还年轻，我怕年轻女子在沦陷区长途跋涉会有问题，决定先由我护送她到米脂娘家，我再去看包专员，风声平静时再回到延安。
我们几经商量，决定离开延安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向包专员述职，同时送内人回米脂养护小儿。
熟料，这一送就送出毛病来了，当我与内人带着小孩出了延安城，一路上真是荆棘重重，使我们有寸步难行的痛苦。
沿途中共不断的派人打搅我们，对我们夫妇俩加以“调查”，阻挠我们的行程，中共小喽啰每次拦住我们夫妇俩时，总是很凶恶的责间我们：“为何要出延安城？”
内人总是很委婉的告诉他们，因为她生了头胎，在延安没有人照顾，所以才要回米脂娘家。
共干立即凶悍的问：
“那高县长为何又要陪你回娘家呢？”
内人说：“我二十左右的女孩回娘家，总是要先生陪着，难道先生陪着回娘家也犯法吗？”
那些一小喽啰们听了内人的回答后，狞笑着说：“先生陪着太太那当然是可以，不过，高县长这个时候出延安城，就不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弃职潜逃了！”
原来，民国二十八年左右，中共在经过一番喘息休养，势力已经开始膨账，对陕北区的控制日益严厉，政府因对日抗战进入最艰困的时刻，将大部分力量来抗日，陕北的政府力量几乎趋向真空状况，中共便更形嚣张狂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陕北陷区的县长就不敢再继续留在陕北沦陷区内。
这些小喽啰们因而怀疑我要弃职潜逃，对我们夫妻俩特别凶恶。
刻意栽脏黑窑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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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为县长，深知县长“守土有责”，没有中央的命令，绝不可潜逃，这些小共干未免太小看我高某人了，因此我对他们的怀疑嗤之以鼻并严正的告诉他们：
“连毛泽东都不会怀疑我要弃职潜逃，你们有何资格来问我？”
一路被盘问一路走的回到米脂县，我以为没事了，可以卸下妻儿的担子再回延安城，孰料中共干部却不准我们进米脂县城，将我们的行李给扣了起来，我个人更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关进黑窑洞中，过着暗无天日的囚犯生活。
我被关起来禁止接见任何人，我蹲在黑窑洞内一筹莫展，幸好内人在我被关后，立刻四处向人求救，才使我没有被那些共干害死在窑洞中。
内人娘家在米脂县是大户，米脂上上下下都很熟，在问及为何中共要扣押我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内人，是驻在绥德的共酋王震下令押我的。在知道是谁找我麻烦后，内人就央请她一位极有名望的表兄老共党高敏夫向王震求情，请王震放我。
王震神气得很，他说：“高某人是弃职潜逃，县长守土有责，他的罪过可大的很，绝不能轻易放人！”
王震装得这么大义凛然，其实根本没这一回事，不要说我不曾弃职潜逃，就是我真的弃职潜逃，自然有省政府及中央的长官依法加以惩罚，王震他只是共党的头目，凭什么抓我、关我？
我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中共另一种逼迫、压榨我的方式。
因为我在延安当县长始终不曾同流合污，对共酋们虽亲切，但绝不苟同他们的叛国行为，毛泽东曾数度诱惑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阵营”，都被我严正拒绝了。
毛泽东组织所谓“边区参议会”时，曾聘请我作“边区议员”，我对这种“名器”是毫不在乎，根本不受毛泽东的利诱。
因而他们才想以威吓的方式来取代利诱，由王震出面抓我下狱，他们以为我会就此屈服，倒向中共的一边。
我怎么会是这种人呢？不要说我绝不会向中共屈服，就是内人虽是一个弱女子，也是绝不向强权恶势力低头的。
在得知王震这种蛮横的态度后，内人毫不恐惧气馁，她知道，再怎么找王震谈也不会有用，必须要另外想办法救我。拖着个小孩子，内人四处想办法，除了继续请米脂亲友奔走营救外，更直接打电报给毛泽东，将我无辜被扣押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尽快想办法救我，免得到时候我会遭遇不测。
毛泽东立刻回电给我并电王震，说：“高县长尽忠职守，绝无潜逃行为”，桀傲不驯的王震，根本不理毛共中央的训令，仍然扣着我不放。
王震所以连中央命令都不管，硬要扣着我的原因，乃是因为当时他在米脂、绥德一带刚好进行过一场叛乱行动，他把当地的保安团所有人马全部缴械、扣押，他担心我是中央派来支援当地保安团的人，因此才想以“弃职潜逃”的罪名扣在我头上来处置我，使我百口莫辩。
不过，我又怎能束手待毙呢？
放人祗是说声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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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被扣押时，王震派了位名叫张仲翰的共军团长，要将我押回绥德的王震旅部（当时王震辖有六团人马，号称旅长），趁着经过米脂街头的机会，我写了张纸条，趁押解我的共军不注意时，交给了相熟的乡人，请他们转交给米脂县长萧履恭，请萧县长想办法与毛泽东连络，跟毛泽东解释清楚我只是去看包专员，顺便送内人回娘家，绝无弃职潜逃打算。
事后证明，我的这张纸条与内人的奔走相互配合，发挥了最大力量。
我被押往绥德时，一路上受尽阶下囚的屈辱，到了王震总部立刻被打入“军法处”的黑牢，四周刑具森然，一付如狼似虎要把我“作”了的样子。
王震“旅部政委”袁任远来看我时，阴森森的好似我已是“阶下死囚”，袁的趾高气昂状令人气炸。
当晚毛泽东接到内人的申冤及萧县长为我代转的“解释”后，或许是毛泽东认为那时还不适宜与国民政府翻脸，也或许是我在延安那几年“和而不同”的作法，使他觉得还有点“交情”存在。因而，毛泽东下了个指令给王震，说这一切全是“误会”。
毛泽东声明“误会”的指令到了王震手上，第二天王震的态度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前倨后恭的先放我出来，客客气气的对我说这一切全是“误会”，满脸含笑的样子，好像与我是多年老友。
这正是共党的狡猾真面目，他抓人时不需要任何理由，放人时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抓了人再放人时，也不会说什么道歉，简单一声“误会”就了事。
共党个个都是千面人，今天对你说笑拍肩，明天或许就会戳你一刀，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从王震的黑狱中出来后，我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职责，仍然回到延安，毛泽东他们这些共酋见到我好似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我也就不与理会，自己作自己的事，继续执行中央交付我的任务。
保住一片纯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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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由王震的黑狱中逃生，倒不是中共他们对我高某人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喜好，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杀害政府官员，共酋们深知得罪中央后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看我始终不屈服而中央又极关切这事后，才假惺惺的放了我以向我示惠。
我对中共反反复复的作法，深知其真正用意是想对我“诱降”，对中共而言，政府派任的县长倒向中共，是个最好的统战宣传话题。
任凭中共再翻云复雨，我总是不动如山而绝不受中共之威迫利诱，为政府在廷安保留住一片纯净不受赤祸污染的天空。
在我们县政府以外，中共所盘据的地区，那可就是藏污纳垢、黑暗的不得了，尤其愈是高级的共酋，他们的生活最是靡烂。
像毛泽东在延安艰困的情况下，他还是要“四菜一汤”，出来与我谈话，还是要六名女秘书相陪，那是令其他非沦陷区的人所不敢相信的事。
毛泽东对外把延安宣传得太美、太好了，中共把延安形容成是一处“生产努力、丰衣足食、政治民主、平等自由”的“革命圣地”，以这种“美丽的谎言”，诱惑了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上当受骗跑到延安吃苦。
共酋们最令人不齿的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明明纯洁青年到延安去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公平歧视及虐待，共酋们却仍厚着脸皮说青年们受到良好对待，他们一次又一次将谎言重复宣传，造成列宁所说：“谎言说一千次就成真理”的效果。
共酋们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实例是太多太多，举不胜举，民国廿八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_众五四运动廿周年纪念会上撒谎说：
“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做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模范吗？”
毛泽东将延安自封为“反抗日本根据地、三民主义模范区”，当时在延安各处都可听到这些口号标语，事实上，不信仰三民主义，是路人皆亲知的事，毛泽东却一次又一次散布谎言，企图将谎言变成真理。
毛泽东随时随地利用机会大作虚伪宣传。一次，共酋们请吃晚饭，中共“边区参议员”的大头目们全到齐了，黑压压的坐了好多桌的厅长、师长，我与毛泽东一起坐在首席。
宴席开始，毛泽东站起来讲话，大家鼓掌恭听如仪。毛泽东一说完，居然向我一指：“请高同志来说几句话！”我没有准备要讲话，但是毛泽东既然点名要我讲话，我祇好站起来讲。
当时是政府容共“蜜月”期间，中共是一付恭顺的样子，我身负调和对立与冲突的责任，只好应酬性的对中共稍稍赞美了一下。
没想到，第二天中共的机关报“延安新中华报”（乃小型报，三天出一次，民国廿九年夏天改为解放日报），将我在酒宴上的讲话刊出，加上“高县长代表中央大为称赞中共”的标题。
我竟被毛泽东利用了，当下我与在中共编报单位服务的同仁连络，方知道当晚正进行晚宴时，毛泽东已经悄悄的派人将我的讲话记录下来送到报社了。
由此可知，毛泽东多会利用机会宣傅，我们稍一不慎，就被他们利用为宣传的工具。
幽灵顶被排队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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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但利用我不经意的一段话作宣传，还将一些本来是负面的事物，宣传得煞有其事好似共产党“很好”的样子。
中共宣传“在延安，犯罪的人都不会跑，他们愿意在延安为‘革命’而努力。”不知道的人，以为中共真作到了周文王“划地为牢”的礼义之邦境界。
但是住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并不是延安的犯人不想跑，而是他们根本跑不了，因为中共规定犯人穿的裤子两条裤管颜色不一样，一边是蓝色、一边是红色。
如此一来，身穿红、蓝两色裤管的犯人，在延安成了人人都可监视的特殊阶层，在众目睽睽之下，怎么能跑？
另一中共宣传骗人的实例：中共对外夸称他们对青年学生非常好，藉此来吸引外地学生奔向延安。
实际上，在延安有世界罕见的青年学生的“排队奇观”。
住过延安的人，在冬天起来早，就可以看见这种“奇观”。
延安冬季每天天没亮，就有一大批青年学生排着队，这些青年学生们每人不是穿大衣、穿棉袄，而是将棉被给披在身上，默默的排队着。
延安的冬天很冷，屋内一定要烧煤才暖和，中共却每天定量的配给学生们很少一点点煤，学生们如果想烧煤取暖，就得每天排队，由中共干部带着到三四十里外去取煤，排在后头的有时还没有煤可领。
因此大家都起个大早去排队，排队，天冷，每人穿的衣服不够暖和，大家只有将棉被披在身上当作大衣穿。
在阴暗的雪地中，一队队如幽灵般披着被子去取煤的行列，这是多么阴森、恐怖、绝望的景象。
然而，在中共的宣传下，延安却被刻意的塑造成一种“全国模范”的假像，许多热血的青年不明真象就这么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而坠入共党地狱之中。
为了使青年们得知共党丑恶真象，我曾在延安重要街头贴壁报，揭发共党真面目。
我利用县政府馀裕的人力制作一些重要的壁报给大家看。出一份“今日中国”的油印周刊。我们在壁报中大量引用政府与中央的话，尽量不自己写文章批评中共。
中共当时正高唱与中央“合作”的时候，对我们引用中央的话，不但无法责怪，表面上还不得不赞成。
我在选录中央及政府的资料时，特别将有关抗战真象、时事实情的资料大量引用，使青年们看了就可以对照中共的话，而知中共所说完全是谎言，对唤醒青年，有极大的助益。
壁报在延安重要街头贴出后，立刻引起了一阵轰动，许多青年及延安民众皆蜂拥来观看我们的壁报，看后不少人恍然大悟的说道：“真有其事吗？”
中共不愿他们假面被揭穿，就派出“抗日大学”学生，制作一些壁报来和我们打对台。但是效果与受欢迎的程度，始终比我们差上许多。
由于我们只用中央与政府的资料，中共虽对壁报嫉恨，却不好采取暴力手段来禁止，使我们在黑暗、污秽的延安，保持了一些光明、正义的呼声。
江青勾搭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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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一般青年人对“大学”的憧憬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大学”。“抗大”根本没有任何大学所具备的条件，没有完整的师资、充实的设备、必要的课程……不要说是大学，就是一所“学校”也都不像，因为它教的不是一般学校中的课程，而以教共党“革命”为主，这算是“学校”吗？
因为挂了一个“大学”的名字，中共又采取“照单全收”的方式，不管来的人阿猫阿狗，程度如何，都能进入“读书”，不少人被“可以进大学读书”的幻想给引诱进了延安。
江青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进入“抗日大学”读书，认识毛泽东的。
江青出身极为低贱，在上海当三流电影演员时曾和不少男人有暖昧关系，因此很多人就以其艺名“蓝频”为谐音，叫她为“烂苹果”，声名狼藉，她在上海与唐纳闹的婚变更是人们茶馀酒后的笑柄。
江青到延安后，还是不改其风流习性，先与徐以新谈爱，爱的死去活来。
为何毛泽东又会勾上了江青呢？有人认为是毛泽东“胃口大”“喜欢漂亮女人”，才主动的把江青纳入后宫。
这点并不正确，当时延安一带虽然男女间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再丑的女子在廷安都会成为众多男人追求的对象。
但是这种情形却用不到毛泽东身上，因为毛泽东权大势大，他要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敢不奉上？由毛泽东每次与我见面都会有六个“女秘书”随侍，我们就可知道，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对毛泽东毫无影响。
江青不漂亮，只是中人之资，不过她狐媚的淫荡个性，是其他女人难与比拟的。
因此狐媚的江青光是想凭外表就令“阅人多矣”的毛泽东看上，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江青绝不是如一般人所传言的被毛泽东主动看上而强娶过去。就我所知是江青想尽办法勾引毛泽东成奸，在毛江两人的关系中，江青绝对是占主动的一方。
当时，江青虽然在延安和徐以新谈恋爱谈的死去活来，实蒙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的特殊情况之赐，受到众多男性高干的青睐。但颇有小聪明的江青却也知道，这种风光绝非长远之计，因为露水鸾鸯是最没有保障的，野心更大的她不但不甘作男人玩物，而更想能掌握实际权力。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以江青的“烂苹果”名声，她是今生休想的。
因此，江青才想到要勾引一个在共党阵营中有权又有势的共酋，来作为她一生的依靠，以备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跟着这个毛酋的得势而满足其政治野心。
江青看上的目标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倒不是没有太太，他的前妻杨开慧在民国十九年死于长沙，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又和贺子贞结婚。
贺子贞对毛而言，可说是个“好太太”，她不但替毛生儿育女，而且陪侍毛泽东完成了所谓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毛泽东最危急的状况下，都不曾抛弃毛泽东过。
然而当毛泽东在延安作山大王时，贺子贞却不在身边，因为在“长征”时，她负伤流血过多，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毛泽东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医病了。
贺子贞被送到莫斯科，这就为江青制造了“最佳机会”，于是江青开始打定主意要“倒追”毛泽东。
要“追”毛泽东；第一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对于这一点，江青本来就是搔首弄姿、招蜂引蝶的能手。
刚好，那时毛泽东为了拉拢青年人，每星期都到“抗日大学”去演讲，江青知道那是她吸引毛泽东注意力的最佳机会。
于是每当毛泽东去演讲时，江青必然打扮得漂漂亮亮，只要一有机会，她就立刻举手向毛泽东发问，使毛泽东自然而然的对她有了“强烈印象”。
最后一次，毛泽东不在学校中问答江青的问题，改口说：“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回去想一想再给你答复。”
当晚；毛泽东就藉口“回答问题”，把江青叫去了毛自己的房间，两人这下干柴烈火立刻上了床，成全好事。
毛泽东派康生将江青调到“中央军委会”工作，以便他俩近水楼台方便幽会。
以毛泽东的个性，最初也不过是想玩一玩江青罢了，那会真的想娶江青当老婆？
但是江青毕竟有办法，她和毛泽东在一起没多久，就让毛泽东感到“离不开她”，竟然宣布与江青“结婚”。
以毒攻毒遏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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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江青结婚这件事，在当时的延安是件大事，只不过是件“丑闻”大事，不但我们政府人员都笑毛泽东喜欢穿“破鞋”，就是共产党员也莫不个个以“毛江联婚”为耻。
因为毛泽东还有妻子贺子贞在莫斯科，江青又是人所皆知的“烂苹果”，但毛泽东竟然硬要以有妇之夫的身分来娶江青，这怎不叫中共党员感到丢人现眼？
因此，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头目，只有康生、柯庆施等几名毛泽东的心腹赞成，其他可说几乎全体坚决的反对。
最后在毛泽东保证“不让江青参与政治”的情况下，中共头目们才算勉强允许江青“照顾”毛泽东，以取代精神有问题的贺子贞。
事后证明，江青是绝不甘于雌伏而不接触政治的，她勾搭上毛泽东，目的本来就是想满足她的政治野心，孰料却被中共伪中央的此一决议，给压得完全抬不起头来，她心头的耻辱感及怨恨心之强烈可想而知。
后来文革开始，江青手握大权，跋扈不可一世时，搞出杀人数千万、腥风血雨的“文革”惨剧，很多当时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的中共老干部，都在文革中被她整的死去活来，相信他们必然后悔当初为何不反对到底吧！
毛泽东与江青勾搭，在延安城内只是场闹剧，在江青被限制“不准参与政治”而后两人结合也就渐渐没人理会了。但延安城内还是波涛汹涌，许许多多的大事正在互相冲击激荡着。
还记得有一桩直接与共酋过招的事，那时是民国二十八年，毛泽东发表“论新阶级”又再鼓吹强调所谓的“统一战线”。
当时毛泽东为了要搞统战，叫出了一个“组织民族联盟，请蒋委员长当民盟领袖”的口号，其用意当然是想作分化离间的工作，政府也没上他的当，随他去叫嚣、喊闹。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他们希望能允许共产党以“提名单”的方式来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再像以往共产党渗入国民党的“容共”时期一样，藉着共产党人员的渗入国民党，来把持、分化、破坏国民党。
我在延安是最先由共酋口中得知毛泽东有此计划，建议于政府人员，当我得知毛泽东有些意图时，心想：
“那还得了，如果让共产党人员集体大批的以‘提名单’方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漫无限制的容许共产党党员进入，那不天下大乱才怪。”
因此，我想到底应如何来阻止中共这种恶毒的统战企图呢？
当时，恰好国民党有一些同志正就读于抗日大学，被中共们视为“异端”，各种校内的团体都不允许我们这些学生参与。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跑去找一个职位相当高的共酋王明，向他建议：
“毛先生最近提出了让共产党党员以‘提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之建议，这个建议很好呀！现在我们可以先由一些小地方作起，譬如我们先让‘抗大’的一些非共产党党员同学以‘提名单’方式加入‘抗大’的活动如何？”
我是全以一种轻松聊天的方式，在谈话中不经意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孰料却把这个平日能言善道的共酋给唬住了，他一下子呐呐的讲不出话来。
我知道他不能作肯定答复，当下很轻松的告诉他：“没关系，我知道你不能回答此一问题，过两天协调好了再告诉我也可以。”
我早知道中共绝对不敢接纳我方同学参加其校方的活动组织，但我的目的正是要利用中共这种强烈排他性的本性，来将中共一军，让中共知道，他们连区区一个学校组织都如此严密的不让非党员的同学参加，他们又有何理由要求国民党开放给共产党参加？
过两天，这名高级共酋跑来看我了，他一看到我就埋怨的对着我说：
“高县长！你的建议真害人，我把你的建议向上面提出了之后，被毛主席训斥了一顿，骂我这种事是‘双方面’的事，我们还不配管呢！我看以后就别提这种事了吧！”
因此，共酋们在我面前也就不敢再提有开“提名单”入党的事了，中共的又一桩统战阴谋就此烟消云散。
类似这种与共酋互相过招，互斗心机的情形，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延安，我当县长是父母官，而中共他们进驻延安，又是实质的占领者，双方的关系实在极为微妙，我就尽量在这微妙的情势下来为政府作工作。
刀口打滚日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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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九年，那时，由于日寇侵华日亟，造成政府很大的压力，因而政府决定集中一切力量来抗日，对延安的县政业务认为已经到了一个暂作结束的阶段，乃由行政院命令我将延安县政府作一结束。
中共从民国二十五年侵入延安迄二十九年，四年多的时间，国民政府始终还是在延安保有县政府，派驻县长统治延安庶务，使共酋们虽然气焰嚣张，却还得尊敬中央派来的延安县长，完全不敢讲“撵”我们走的话。
二十九年我们在行政院的命令下撤出延安，中共为了要欢送我们，特地开了欢送会，请我们及县政府人员及保安队吃饭。
表面上看起来中共与我们颇有“离情依依”的样子，其实中共才巴不得我们走呢，我们就好像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一般，他们是拔之为快，我们自动要走，他们当然是要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庆祝一番。
那时我们的保安队还有四十几人，对势力已经渐形膨大的中共而言，实在不算什么，然而就连这么区区四十几支人枪，中共还是又嫉又怕的不愿让我们拥有。
中共宴请我们的保安队时，席上每人发了一些钱，大家以为中共要犒赏大家，没料到这是中共的另一阴谋。
延安县政府的保安队大多请的是当地民众来担任，这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实在是太过险恶了，人人都知道在沦陷区与中共打交道，就像是拎着头办事一般，随时会遭杀身之祸，因此，政府自安全地带派来的办事人员，大多是作几个月又调囘后方，很少能长久待下来的，尤其是保安队更是难找后方的人担任。
保安队的当地人大多思想单纯，对中共的阴险狡诈并不清楚，看到中共发钱给大家又请吃饭，当然是乐得不得了。
谁知道，就在吃饭的宴席上，招待的共干却藉口我们保安队员出言无状得罪了他，当下立刻脸一沉，前一秒钟他还在跟那些保安队员们拍肩搭背的叫“同志；多喝两杯！”下一秒钟立刻一抹脸，脸上的笑容全没了，只见共干大叫一声：“全给我拿下来！”
在饭厅外等着逮人的共干们当下一涌而入，个个似凶神恶煞一般，就把这些单纯的保安队员们全给缴械扣了起来。
所有保安队员全被这种突然的变故给吓呆了，大家想不出，为什么刚刚还和蔼可亲的共干，一转身就变成了催命阎王般可怖？
当时县政府并非一起同时撤退，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分次撤走，保安队是最后几批人之一，他们被缴械而扫地出门时，我还在榆林专员公署内接受最后指示，再赶回延安，作最后的处理。
当我回延安时，延安县政府已经完全撤离，只剩下我及几个亲近的朋友，那时，我们在延安真是如孤身入虎穴，是否能再出来都不得而知。
我并不害怕，因为从奉派到延安当县长的第一天起，我就抱定随时为国家牺牲、成仁的决心。
最后在延安也没有什么事好办，县政府内的一切，中共根本不感兴趣，我们也不需要移交些什么东西给中共，我最后走的任务，只是负责再与那些共酋们“握手告别”，同时藉告别的时机，将中央划拨延安归中共管辖的德意与衷诚，再一一面告这些共酋，希望共酋们能体察政府谋求国家团结和谐的苦心，不要再“明里拥护、暗地破坏”了。
从毛泽东最后设宴欢送我时，绝口不提如何遵照中央指示的暧昧态度中，我已隐隐的感觉到，陕北今后将更为多事了。
事实发展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中共并未因中央将陕北区完全划交中共边区政府管辖为满足，一等抗战胜利后，就立刻以陕北为根据地，展开了全面的武装叛变行动，最后整个中国大陆因而沦陷。
对我个人而言，交卸延安县长一职后，原以为可以就此一卸重责，不必再过这种每天在刀口上打滚的危险日子。
或许是我命中注定要与共酋打交道吧！我虽交卸了延安县长，中央却不允许我离开陕北地区，仍要我留在陕北就近了解、监看共党的动静。
从延安出来，我先到洛川县负责善后工作，那时政府人员陆续从陷区交卸工作回政府地区的，就由我在洛川负责善后的救济工作。
在洛川县两个月之后，中央派我到清涧当县长，说来可怜，清涧县也不是个小地方，但是被中共骚扰破坏后，十室九空，原任清涧县长李某早就不知逃到何方，县政府早被破坏的残破不堪。
我只好在城外租了一个地方，也不办交接，就开始任事，积极从事着规复工作。在清涧县待了半年，我又奉调米脂县当县长。
内人娘家在米脂县是大户人家，人头熟、关系好，我在米脂当县长应该是很轻松的。
事实却非如此，因为米脂县虽未划归中共管辖，但正如以往的延安县一般，政府在米脂县也只能维持一个县政府的组织，以表示政府号令仍能通行该地，但实际上该地早已被中共盘踞。
所不同的是，米脂县毕竟不是延安县，没有各级主要共酋在那里，因此紧张、凝重的程度也就较轻，使我不必如同在延安那般的心头沉重，行动谨慎。
不过，也有比在延安时情形更为恶劣之处，那就是盘踞米脂县的那股共酋是贺龙属下的王震部队，此人个性极为桀骜不驯，以往与我早有过过节，此刻我们俩再度碰头，他对我的敌视可想而知的。
编造三百多条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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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的工作，正如在延安的工作一般艰困，加上那时中共在“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自己”的政策下，力量更形膨胀，当时他们的态度愈来愈蛮横，滋扰地方的事件无日不有，我为了地方，不得不经常去找王震洽谈事务，其间辛酸、委屈，真是一言难尽。
后来，王震更将我扣起来，打入黑牢，使我再一次成为共党的阶下囚，与上一次被囚不同的一点是，这次共党似乎有意要置我于死地。
因为他们不但把我打入黑牢，而且还特地从各乡调来了上千人民，举行所谓的“_众公审大会”。
他们抓我的罪名不再是诬赖我“弃职潜逃”了，这次中共索性诬陷我是“特务头子”，把我整整安上了三百多条罪名，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伟大”，居然能造作“三百条滔天大罪”，我是后来自复兴基地到香港查阅资料，看到日本所整理的中共“解放报”，以整版二版面刊出公审我的消息，内中强调“特务头子高仲谦犯下三百条大罪”，才知道原来自己犯了那么多的罪。中共公审我所用的手段很毒辣，公审会由中共中委冯文彬主持，每天一早他们就把我自黑牢中提出来，找了一些县政府职员、民众来骂我、骂政府、骂国民党、同时又诬栽种种罪状，对我百般凌辱。
就这样，每天晚间我在黑牢中，吃不好、睡不得，白天接受中共日复一日恐怖、威吓的公审迫害，经过了四十多天，同囚的难友有的受不了而屈服认罪，有的则因此被逼疯狂。
我既不盲目屈从，也不慑于淫威，遽尔就范，坚忍的挺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想：“与其这样受中共迫害，倒不如跟他们拼了！”
因此，当天押我回黑牢时，我就告诉主持公审的冯文彬，告诉他： “你们骂我也骂得够多了，现在，我也有话说，明天，我要讲话！”
冯文彬一愣，他没想到每天这种疲劳轰炸、心理压迫式的公审，不但没吓得我心惊胆寒，反而还有胆要“反驳”！
当下他定了定神，就摆出一付伪善的面孔，向我说：
“高县长，您别动肝火，公审你是‘人民’的意思，我们已经在尽力的保护你的安全，让‘人民’不致因过于愤怒而伤害你，如果你要上台反驳‘人民’，万一‘人民’失去控制的冲上台来伤害你，那怎么办？”
这是冯文彬一类共酋的惯技，他们惯于将责任往“人民”身上推，其实谁不知道，这完全是共党作的孽！
我当然不怕“人民”真的会来伤害我，因此冯文彬话还没说完，我就拦住他的话说：
“没关系，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我真要被打死了，我也不怨你，但是明天我非讲话不可！”
我如此严词正告冯文彬，使他无话可诋，只好一叠声的讲：“再说吧！再说吧！”把我又送回了黑牢。
当晚，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居然睡得更为香甜，丝毫不为第二天所可能面临的悲惨命运而心忧。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当我第二天被押出了黑牢，准备要接受一切考验时，冯文彬来接我，居然挥了挥手，对我说：
“高县长，你可以回去，没事了，一切全是误会！”
对于这个突来的喜讯，我固然高兴，却也知道，这是中共色厉内荏的一贯作风，只要我还是代表中央，只要中共还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中共就不敢杀害我。
再度脱离黑牢之后，我仍是不忧不惧，县城里已不可能再待下去，我就离开县城，在武家镇另外建了一个县政府，继续坚守我的职责，因为当时米脂县城虽然被占，但四周乡镇仍有五、六处未被占领，我们有责任来保护他们。
在武家镇待了一年多，我又被调离，接我的是一位吴宣汉县长，在我走后不到半年就被中共杀害，米脂县也完全沦陷。后来我被调为岚皋县长。
在岚皋县任内，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以岚皋县保安队区区不到一百支破枪的残破人马，居然还能抗拒共酋李先念的大军压境，使岚皋县得以不受共军荼毒。
这固然是因岚皋县本身极为贫瘠，共军兴趣不大，但若非我们县民个个抱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使共军望之却步，很可能，岚皋县仍免不了要受蹂躏破坏。
我因此曾蒙上级叙奖。
私交小节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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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中共叛迹已甚明显，政府决定动用大军收复延安，以惩治中共。
我希望趁着延安的收复，再回到延安去，但是中央认为延安虽收复，四乡仍未平靖，要我担任清乡善后工作，组织民众、支援国军作战，其间艰难危险，几乎再度落入中共手中，幸好我以自己的机智，渡过了这些难关，全力达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
最后，政府推行宪政，我获故乡父老支持当选为国民大会洴阳县代表，离开家乡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而后再辗转随政府播迁来台，在台湾地区度过了幸福愉快的一段生活。
当我获选国大代表预备自陕西到南京开会前，毛泽东特地托一名说客伪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着人来找我。传话说毛泽东很赏识我，要我不要走，跟着毛泽东绝对有前途。
我怎会听从毛泽东这些一劝降的诱敌甜言蜜语？在陕北一带与共党面对面斗争有十年以上的经历，使我太了解毛泽东他们那种嘴里说的一套、手中作的又是一套之统战花招，因此，我丝毫不理会毛泽东的诱骗，毅然告诉来传话的说客：“从前我当过延安县的县长，这段交情很承毛先生看得起，还记得以往那种平起平坐、共同交往的日子，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自学生时代起即信仰三民主义，服膺蒋中正委员长领导，以献身报国自许，今后，我仍是一秉初衷，绝不变节，未来，可能我与毛先生只有敌对的春秋大义，而不再有朋友的私交小节，毛先生的建议谢谢了！也不必了！”
就是秉着这个念头，我始终跟随着政府的脚步走，在南京，我是城陷的最后一刻才逃出南京，当我乘坐的火车到达上海时，拿起报纸一看，才知道我们火车一出南京，南京城即陷落，其危险可想而知。
由南京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广州，最后由广州到台湾，这一路上我几乎皆是前脚刚走，后脚就是共军冲到，每次在我要随着政府走时，总是会有一些中共同路人来在我耳边游说，要我留下来，我皆不予理会。
因为我在离开陕北时即已打定主意，在我当延安县长、管过毛泽东这一伙共酋之后，我对中共的恶毒心态早已一清二楚，他们人人皆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人，我这辈子不愿意再与这些人有任何瓜葛，今后，我只跟着政府走，天涯海角，我亦无悔！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完全正确，转限间，四、五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回忆半个世纪以前在延安窑洞内与毛泽东党徒交手过招的情形，恍如昨日，毛泽东那满面阴森森的假笑，常常也仿佛在眼前浮动。
血淋淋事实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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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个世纪来，国家经过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我个人则值得庆幸的，在复兴基地还一直能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
但是，回溯在大陆上与中共交手过招的这段日子，再看到目前社会有极少数人居然对政府污蠛、辱骂无所不用其极，不禁令我这个反共的老兵感到忧心忡忡。
中共以往在大陆时，就是用这种“反政府”的方法，将大陆的民心士气给击垮，才使得整个大陆因而沦陷。
以我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手经验，我知道中共向来是擅长拉一派、打一派，复兴基地少数偏激份子或许以为他们今天“反政府”有功，他日可以得到新主子的赏识。
事情没那么好，中共今天联络次要敌人将主要敌人击垮后，明天就会斗臭、斗垮次要敌人，大陆上那些“民盟”尾巴党派的悲惨命运就是最佳实例。
少数偏激份子或许不知道中共的恶毒，竟然主张要与中共“和平共存”、“和平竞争”，我在延安时之所以能“和而不同”，那是因为中共力量还小，我背后又有整个中央的力量作后盾，中共对我当然要假以辞色。
但是当中共力量膨胀后，中共就立刻先将延安等陕北地区并吞，最后更全面叛乱，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我们怎能忘怀？
(以上《黑牢进出——延安县长历险记》，是以中华民国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中外杂志》总第262期-264期同名连载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处理；网际网路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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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3 1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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