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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搭档过来了。我跟小F（华为出来的那位同事）分为两组，他负责通讯设备的两个公司的“财务模型”，我负责网络公司和信息服务公司的“财务模型”。我们俩人各有一个业务搭档。我们两个新人暗中较着劲儿，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什么都新鲜，每天都感觉在吸收新的知识，真好。
我的进度明显不如小F。这家伙比我小两岁，在北京华为干过两年，明显比那时的我有经验。小F是个专业型的财务，表格做得极好，很细致；我的风格比较“粗犷”，大面上思路比较清晰，擅长抓“主要矛盾”，比较全面、综合。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从财务转向了全面管理，既管财务，人事，行政，与管业务发展和国际合作。他后来一直做比较专业的财务管理，现在一家软件公司管财务。人的兴趣绝对会影响职业取向，感兴趣的工作才做得好，潜力才会发挥。
“财务模型”是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把公司经营活动“数字化”，用财务数字形式把公司的经营环境、投入、资金、盈利各个方面的要素用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属于财务预算的概念，但范围要比单纯的预算概念要大。做这种模型很锻炼人，我一下着了迷，又开始了通宵工作。连着两个星期，我跟搭档每天只睡5个小时，终于完成了第一稿。
香港的财务总监是从广州宝洁聘过来的，很会来事儿，属于只动口不动手的主儿。后来我挺感谢他的，因为他这种风格对我很有利，把很多锻炼的机会都留给了我。我在这家公司，完成了我财务管理方面的“原始”积累。
我一直认为，“先工作，后求回报”是一种正确的工作态度。首先，工作是为自己，不是为老板；其次，工作是提高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做得越多，提高越快。事实也证明，我能够不断获得加薪，完全是这种工作态度的回报。
评审会终于到了。两个星期下来，亲眼看到我们这么疯狂工作的副总，已经跟我们打成了一片。他本人也是个工作狂，精瘦精瘦的浙江人，经常吹嘘自己“浓缩就是精华”。工作狂好象特别容易对同类产生亲切感？？
我和小F做的活风格不太一样，但总体评价不错。我的模型比较宏观，考虑得比较全面，尤其加上了经营环境的变量，让人感到比较“新鲜”；小F的模型比较严谨，丝丝入扣，有条不紊，赏心悦目。晚上，为了庆祝一下，副总裁请我们吃了一顿海鲜，我记得一只虾子没盖好，从火锅里蹦了出来，把我们副总的崭新西服硬生生的“印”了一道。据说他心疼了好几个月：）直到公司上市了才缓过劲来。
发工资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算起来，我和小F总共工作了20多天。很奇怪，从北京到深圳来的时候，公司都没有跟我们谈过工资的事，我跟小F情况都差不多，都是只透露了个人期望的大概数。我当时壮着胆子提的是5000“上下”。结果深圳管人事的MM问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啊”。搞得MM惊诧不已。那个年头还真有只干活不要钱的人？
先付出，后回报。这句话一定不假。香港财务总监（我们叫他“老P”好了）按照我们的要求（我和小F一口咬定是5500）给定了工资，5500大洋！！而且是税后的（我们一口咬定，因为没有对证，所以只好按我们俩的要求来，哈哈）。下班后，我激动地打了一通电话，先是给LP报喜，LP惊喜不已“这么多啊？发财了吧？”；又给我妈打了一通电话，老妈也高兴得要命。要知道，我从来没一次挣过这么多钱啊。 那个晚上，一个初战告捷的年轻人，辗转反侧，兴奋得一晚上没合眼。
每个月5500元，这个让我惊喜的数字让我干劲十足。每一天上班都精神百倍，象打了吗啡：）。工作状态也特别好。阳光每天都特别的灿烂。深圳的气候很宜人，加上我深圳的同学、朋友特别多，每天下班以后呼朋唤友，打球、下围棋、吃夜宵，生活特别丰富，时间也过得飞快，一眨眼，到了元旦。按照公司的承诺，我可以每月报销一次往返机票（这是我正儿八经的服务的第一个公司，我一直认为，这是让我感觉最好的一个公司之一。一方面，是老板特别放手让我施展我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个公司特别人性化，虽然管理在某些方面不是特别正规导致后来业务的滑坡）。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飞回北京的飞机终于起飞了。
深圳的朋友把我送到机场。自从借钱那次经历以后，我们保持了更好的关系。我对他心存感激，那个年头，5万块对挣工资的人来说，是个大数目，就冲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重要的是，我对他没有失信。守信很重要，不管是做生意，处世，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许是受孔老夫子的影响，我一向笃信“正本清源”的道理。要做事，先做人，人的“根本”正了，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没人会跟一个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人打长期交道的，在现在这个社会上，诚信与信任是一种无价之宝，是需要终身去维护的。
这次回北京，除了回家过元旦，还有就是学校快考试了。这一个学期下来，我在北京上课的机会很少，期末考试就快要到了。我在飞机上拿出教材复习起来。我后来经常坐飞机出差，也养成了在飞机上看书的习惯。我读书的时候抵抗干扰的能力比较强，效率出奇地高，从深圳到北京大约2小时40分钟，我可以把一本书看一遍，而且主要内容基本还能记住。后来我通过了研究生课程的全国统一考试，大部分要归功于飞机上读书的时间。出于这个习惯，我经常在上飞机前光顾一下机场的书店，“刨刨”好书，我印象比较深的飞机上读的书有《商道》、《张瑞敏如是说》、《资本运营论》、《中国式管理》等等。
在机场商店我买了一小箱进口的“山竺”，是一种泰国盛产的水果，厚厚的皮，果肉汁多，味道鲜美。LP特别爱吃水果，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尽管这一小箱水果花了我200多大洋，机场商店真的很“斩人”。
一家人见我回来，特别的高兴。其实只离开了一个多月，LP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印象中她还是第一次吃山竺。一边吃还一边说“这么贵还买”。说实话，我这时才特别地直接地感觉到金钱好的一面――它能给你所爱的人带来幸福的感觉。好象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下了目标，我要向着“高薪“努力了。
考试终于结束了。感觉还不错，一个学期的课程下来，虽然没有太多机会聆听老师的教诲，凭着自学，我对国际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我学习的兴趣更浓了。
我对资本市场的概念最早来自于赵炳贤写的《资本运营论》，印象中这是国内较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好的专业书。受这本书的启蒙，研究生专业的进修，以及在工作中的实践，我终于跟“资本市场”沾上了一点小边。换句话说，朝我的既定目标――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的CFO又迈进了一小步。这是2000年初的事了。我“下海”算来有4个月了。
2000年的元旦，千禧年之夜，我和LP用一种很“俗”的方式一块渡过――逛商场。坦白地说，我“下海”之前，比较不喜爱逛商场，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嫌商场人多；另一方面是经济实力不够，兜里没几块大洋，也不敢大手大脚的。去深圳几个月，工资卡里多少比原来充盈，我跟LP终于可以放心地逛一次商场了。由于商场里靠近12点里全场6折，虽然临近深夜，商场里仍然是人山人海，加上暖气太热，这一通逛，直逛得有点恶心。
最后采购成果是一套高档西服，打完折下来是1000大洋，这可是我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套衣服。LP买了什么我忘了，我曾动过念头给她买个钻戒，但她没同意。我们俩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买戒指――直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照婚纱照――我比较讨厌受别人摆布。我欠LP的确实太多了。儿子现在都两岁半了，看来“婚纱照”干脆三个人照得了。
这套西服，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32岁的人，身材比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一直放在我衣橱比较显眼的地方。这是一种纪念。 千禧年之夜，在我们“疯狂”的购物中就这样过去了。
我在北京这一呆，就到了过年。我跟LP一块儿回我家过的年。大年三十，我封了两个红包，每个1000块钱，分别给了爸爸妈妈，两个人笑得特别开心。在我是否“下海”的问题上，老爸老妈曾经有过意见，意思是我放着皇粮不吃，从机关跑出去瞎混，别又跟我大哥一样――我大哥的事把他们给吓怕了。因为公司有些原来的经济纠纷没有处理完，还在被调查，大哥没有回家过年。
过完年我很快回到了深圳。进入3月份后，公司上市的事情进入了关键阶段，老总们从北京、香港、深圳来回飞的次数很频繁，每次都是步履匆匆。我和小F除了归老P（香港财务总监）领导外，别的老总都顾不上管我们，我们俩日子过得很滋润。老P根据我们俩的特点，明确了我们俩的分工。我负责集团下属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小F负责集团公司的会计和税务。我一听之下，大喜过望。我特别地不喜欢太程式化的会计和税务工作――虽然也比较重要。关键是我终于可以到下面的子公司去跑跑了。那时候我特别盼望出差。
我和小F住在公司租的一套三居室里，一人一间还余一间，厨房浴室一应俱全，深圳除了气候潮湿一点、蚊子多一点之外，非常适合居住――至少对我这个南方人比较习惯。我和小F过完年回深圳以后，曾经“雄心万丈”地想自己开伙做饭，我们俩冲进超市里很“疯狂”地采购了两小车满满的速食、米、面、油之类的家伙，搞笑的是，我们俩离开深圳的时候，这些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全留给了房东。
我终于可以出差了。这次又享受了一次大奔的待遇，不过这次不再局促。以前在机关的时候，我出差基本上都是陪领导，很不自由，这次终于解放了一次。感觉自然不同。出门的时候，小F“恶狠狠”地说“出去注意身体啊，小心我告状”。我得意洋洋地回了一句“小伙好好在家听话，大哥下次带你出去玩儿”－－经过小半年的“同居”和共同的革命生活，我们已经打成一片了。
第一站无锡，招聘分公司财务经理和重新建账。当时我负责整个集团公司的电算化实施。下面分公司也需要重新统一会计核算的标准和体系，包括科目设置、定义和报表体系等等。这些正是我比较喜欢干的活儿。我喜欢把事情从无到有地张罗起来的感觉，就象当年在学校倒腾乐队一样，这样比较有成就感，至于张罗起来以后的事情，比如说汇总报表、合并报表这种麻烦事，全推给小F了。这小子耐性比我好，也喜欢干这种事，真是各得其所。我们俩搭档让老P比较省心。我成了我们这个“两人组合”的默认“老大”。
无锡地方不大。没什么可逛的。当晚分公司经理接风洗尘。说实话，当时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体系还是很严密的，各分公司的预算控制得很严，除了执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外，各分公司的费用预算卡得很死，看得出，分公司老总在请我吃饭的时候还是费了点心思的，既要保证吃好，又要不花费，真够难为他的。后来这套报表体系又经过了我的修改，好象现在还在公司里沿用。
跟人沟通的能力，非常重要。有些人才华横溢，但不受欢迎。因而会错失很多机会。我原来个性里有一点点“恃才傲物”的成分，在学校时，因为琴棋书画什么都能比划一下，所以同学给我起了个不太好听的外号“牛”。直到现在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号。我记得有人说过，中国真正的人才标准是：“既有能力，又受大家欢迎的人”，我深以为然。
跟分公司的老总三杯啤酒一下肚，气氛顿时就活络起来，公司的情况也了解得差不多了。第二天，在当地人才市场里泡了一天的功夫，收了一堆的简历回来，开始工作。这时候，我当年在机关里积累的人事经验发挥作用了，也许跟太多人接触过的原因，我对人有一种特别敏感的直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面试基本上5分钟就可以判断是要还是不要，而事后证明，我的判断往往是比较准的。印象中好象就失过一次手，这是后话了。
我挑选分公司财务经理的标准，首先踏实肯干。我认为人品是第一位的，态度是第一位。人品和态度基本上可以从人的气质中“感觉”出来，这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比如说看眼睛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正气”，所谓“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不好，肯定应付不了事业的繁重，自然他的成就就有限；一个人如果心里不正，他的眼神也不会“清澈”。这些东西，听上去玄乎，其实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有根据的。
第二个标准，悟性。很难给悟性下个定义，大概意思是使用或运用知识的能力，接近“举一反三”的意思。通俗一点说，是学习能力。其实一个人灵不灵，从几分种的谈话中就可以感受出来。大的概率上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
用这两个标准，我后来招聘了4个分公司的财务经理。包括一个总部的财务主管，直到我离开这家公司2年后，他（她）们还工作得很好。 第一次出差的效果很好。副总裁大概也听到了分公司老总的反映，说了我一些好话，老P也很满意。这第一炮打响很重要。
公司的上市工作暂时限入停顿。由于裕兴电子上市过程中绕开了中国证监会的一些政策限制，证监会对此不满。中国证监会是个很奇怪（注：这个词比较中性）的机构。因此对内地企业赴境外上市出台了一些补充规定。我们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内地企业到境外上市采取的所谓“红筹模式”，印象中应该是那时候兴起的。具体操作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先在境外，比如开曼或是BVI注册一个“壳”公司，然后利用这个“壳”公司在国内设立一个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与境内公司之间签订一系列的关联协议，达到实质性控制的目的。按照境外会计准则，实质性控制的关联公司，即使不是绝对控股，也是可以合并财务报表的。这样，就实现了绕过国内监管境外上市的目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属于一种金融“创新”，也是在国内证监政策比较呆板的状况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现在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了。
这一耽搁，错过了网络科技股上市的绝佳时机。TOM.COM的上市，一下子把创业板的人气带动起来。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的公众万人空巷认购李氏家族的股票的空前盛况。可惜，我们公司错过了这一天赐良机。否则，情况可能会跟后来大相径庭。运气这东西，你不承认不行。但我也认为，好企业始终是好企业。象海尔，在竞争如此残酷的家电行业能做出来，才是真正的本事。还是格兰仕，也是我敬重的企业之一。 紧接着，重要任务又来了。 这一次是审计。
进入4月份下旬，公司上市的事情有了松动的迹象。由于我们公司的股东身份证都是香港人（大陆人香港身份），所以设在开曼的控股公司，在定性上，没有作为100%的国内公司，而且公司是纯粹的民营成分，不含有任何的国有成分。由于上层的公关做得到位，预计公司很快就可以从证监会放行了。
因为上市有了进展，上市审计也就紧迫起来。公司请的是“四大”之一（当时还是“五大”）香港罗宾咸永道会计事务所（国内叫普华永道）。审计对象是公司杭州的通讯设备厂。由于前面工作表现出色，而且是我分管的“审计”业务，老P和副总裁“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小F自然又免不了“恶狠狠”地在出门的时候“叮嘱”我两句。虽然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竞争”关系，但这好象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俩的交情，我比他大两岁，他很自然地把我当作他的“大哥”，平时有什么“非分”的要求，都是我出面跟老P“交涉”，比如报报上班的“的票”啊，加班餐费啊，偶尔有超过预算的，由于我们工作没说的，老P每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痛快地给批了。我后来也很“人性”，如果手下工作很好，在我职权允许地范围内，我会比较灵活地把握这种尺度，当然前提是工作首先要做好。在中国企业，人的心理是要好好把握的。
公司在杭州的设备制造厂有10年的历史了。上市要审最近3年的会计记录――香港创业板对盈利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所以一些很“烂”的网络概念公司也可以上市，但对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和信息披露要求特别地严格。我后来认为，可能上市规则过于宽松，导致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保证，是香港创业板后来陷入窘境的主要原因。据说，在福建一带，后来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一条龙”包装民企上市的公司，可想而知，这些公司给市场带来的损害。在我心目中，香港创业板是不成功的范例。不过，这也许是任何新生事物所必须经历的代价吧。
我之前没有去过杭州。在飞机上我还美美地做了一梦，梦见我夜游西湖“滋润”的样子。可是，事与愿违，很快，现实把我的美梦无情地击碎了。
原因很简单，我碰到了4个不用比我工作狂100倍的香港同胞审计师。其中还有一位女士，瘦小娇弱，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些所谓的“四大”，用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用得非常狠，一个活蹦乱跳的MM，只要干一年以上，立马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帮人可以晚上干到最3点，早上7点照样起来，象机器一样地工作。香港人确实敬业。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赶进度，节约项目成本。但代价是对身体的损害尤其的巨大。 这一趟差确实苦。查得太认真了，我的耐性往往被逼到极限，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每一次刚解决完一个，Outstanding
List上面又会增加一长串，让你简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后来都说，上市要掉一层皮，拜托，掉的可是财务人员的皮。老板才不会呢。记得为了盘点一种关键部件的数量，我连磅称都用上了，本来他们要一个一个地数，我一看这架势要数到什么时候啊，急中生智，我赶紧建议“要不用磅称，称称重量，然后再除以单位重量估一下？”，这帮香港一听，居然马上同意了（我估计他们也是想省事，人心都是肉长的，呵呵）。这种“创新”后来我还发明了好几次，每次都得到了他们采纳。跟这些国际事务所打交道，是财务人员必备的本事之一，现在好多了，这些“四大”审计的海外上市的公司多了，对中国的国情也能有所变通，考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字：呆死。
两周下来，我也快累脱形了。不瞒你说，后来为了提神，喝一杯咖啡加一杯浓茶，我都可以立马倒下睡个人事不省。那帮家伙好象是铁打的体质，居然若无其事，不服不行。 项目终于结束了。由于我出色的“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虽然Outstanding
List上面还残余了一些“贼心不死”的项目，总体来说，审计报告要求的大体上可以过了。 送走了香港人，我昏天黑地地睡了足足18个小时。
但凡好一点的企业，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应该都尝试走一下“上市”的过程。其意义，不仅仅是融到企业发展急需的周转资金，更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地给企业加加压。上市的过程，由于要满足公众投资人的需要，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法律资质各方面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企业经过这样一次“洗礼”，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除了花费比较大以外（比如说，聘请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对企业走上制度化管理之路，提升管理的境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杭州的这次审计，是我后来经历过的诸多审计中的第一次。我首次作为一个审计项目的协调负责人，参与境外会计师组织的审计流程，为我以后统管整个公司的上市流程打了基础。万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第一次”都是相当宝贵的财富。但有人是主动地突破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第一次”；而有些人，却是消极地等待，结果永远没有“第一次”。机会，往往在等待中失去，失去不仅是机会，还有宝贵的时间。勇敢地踏走第一步吧，要知道，失败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永远不去尝试；可怕的是时间在等待中流逝，青春和锐气在等待中老去…….。 梦想中的西湖终于没去成。我本想在杭州再睡一天。老P一个电话把我召回了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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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1 06: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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