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熊争艳、刘科、蔡玉高、何德功发自北京、南京、东京实习记者吴镭、赵熠发自北京
执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
1937年的那个夏日，“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70年后的今天，《南京》、《张纯如》、《南京浩劫》、《南京！南京！》等等一系列讲述抗战历史的中外电影、纪录片正在或即将在全球上映。
在日本某些人至今还在歪曲那段历史的今天，有关的影像作品如此密集地出现，在讲述和传播历史的过程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但这，还不仅仅是我们还原历史的全部，这个思考历史的过程也远未到达终点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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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width=750">从上到下，分别是《南京》、《南京梦魇》、《南京！南京！》海报。 追寻张纯如的脚步
她像一枝盛开的光鲜花朵，令人惋惜地过早凋谢了；又像一个倒在战场上的战士，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为其奋斗的目标和未尽的事业前赴后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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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的一天，王卫星站在南京中山门城楼上，沉思片刻之后，他一边用手指着远方，一边面向身旁的郑启蕙说：“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就是从那边进来占领了中山门。”
尔后，面对郑启蕙的从“日本军队是怎样占领中山门，有哪些战斗？”到“占领中山门后，又是怎样占领南京的？”这样的疑问，王卫星激动地一一解答。只是到了最后，王卫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现在，知道你写这本书的重要性了吗？你知道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公之于众的意义了吗？”这让郑启蕙有些不知所措。
王卫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12年前的7月，那时他曾对张纯如说过同样的话。他已无法区分眼前的郑启蕙跟当年的张纯如有什么差别，“她们简直太像了。穿着蓝色西装短裤，上面一件圆领衫，一头披肩发，这也是张纯如当年的打扮。”
斯人已逝，如今，这位当年帮助张纯如搜集资料的专家只能通过《张纯如》这部纪录电影的拍摄再续前缘，情何以堪。
“第一次约会”：从张纯如到郑启蕙
可以再续前缘的不仅王卫星一位，为了再现当年张纯如在南京搜集资料时的情形，当年跟她有过接触的专家、幸存者都参与到了《张纯如》的拍摄中，而郑启蕙是整部电影里惟一的演员。
这位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华人仿佛是专为拍张纯如而生的。“Iris（张纯如的英文名）的父母、丈夫说，一看到我就会让她们想起她。”郑启蕙说：“很多人觉得我的打扮、言谈、举止跟她很像。”
郑启蕙对张纯如的仰慕起始于1998年9月，她通过《读者文摘》上的封面文章实现了第一次和张纯如的“约会”。“我只读到了书的摘录就对她着迷了。”郑启蕙回忆说。这本书，就是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暴行》(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World War
II，以下简称《南京大屠杀》)。
此时的张纯如在西方已经声明显赫，她经常在美国电视节目中担任嘉宾，四处演讲，一切功名皆因《南京大屠杀》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
“我小时候就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一些矛盾，但是我从没有理解。直到读了这本书才明白。作为一个华裔，我应该去了解这段历史。”在没有这本书之前，不了解这段残暴历史的不仅仅是郑启蕙这样的华人，整个西方都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便是从小就听说很多南京大屠杀故事的张纯如也是到1994年才第一次感受到那次暴行的可怕。
那是1994年12月，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张纯如参加一个由美国史维会举行的“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张纯如被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震惊了。
她在《南京大屠杀》的绪言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但是，当2006年，郑启蕙准备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传奇的偶像时，得来的竟然是她两年前就已经去世的消息。
触摸历史：从旧金山到南京
这时，郑启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愿望：写一本关于张纯如的书，还想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就像张纯如不想别人忘记南京大屠杀，我也不想别人忘记她。我是一名演员，我想有一天也许我会扮演张纯如，我应该走进她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她的故事。”
于是，去年5月，郑启蕙自费去美国旧金山开始了她的“考察之旅”，她走访张纯如的丈夫、父母、朋友，听说了张纯如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她到旧金山大学查阅有关张纯如的资料。还带着花去看了张纯如的墓地，悼念她。
郑启蕙未曾想到的是，2007年2月她扮演张纯如的念头有了一个实现的舞台。当她得知有人要招聘《张纯如》纪录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她立刻在一个小时内写信给导演，“你们找不到比我更适合的人演张纯如了。”1个月后，她得到了录用通知。
为了演好心目中的偶像，她继续追寻着张纯如的脚步，来到中国。
跟1995年来南京的张纯如一样，2007年3月，郑启蕙也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当年的中国首都，巧合的是她们来南京的年龄都是27岁。在南京短短两个星期里，郑启蕙访问历史教授、幸存者，像张纯如那样感受那段沉痛的历史。
当年，不光王卫星，还有一个人也曾陪张纯如站到南京的中山门城楼上去，他就是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杨夏鸣。张纯如在南京25天，他就陪了她25天，因为中文不是很流利，张纯如需要他帮忙做翻译。
回忆起当年那个女孩，杨夏鸣有太多难忘的故事要讲，“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后来我近十年来研究南京大屠杀，就是源自于“那一刹那的感动”——这个感动就是“张纯如掀起幸存者伤疤的一刹那，她对他们倾注了那么多的爱和同情”，“我们都知道那段历史，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谁关心过受害者的处境，包括我在内。”在受到张纯如的感动下，原来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杨夏鸣转战南京大屠杀研究，目前，他正准备出版发行22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延续感动：从西方到世界
当初，推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原因，在杨夏鸣看来，正是张纯如对历史的详实调查，“书后面有563个注释”。此外还有其报告文学的写法和娴熟的英文写作功底。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那本书出版之前，西方没有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著作。
此外，这本书获得关注，跟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有关。“9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总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欧洲很多媒体、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导言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自相残杀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这种残害有程度之分的话，那么南京大屠杀在程度上是最恶劣的，或者是规模上最大的……本书仅对日本人在南京的残暴行径予以最朴素的概述，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量化的记录来评价这桩人类历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实，吸取教训而使警钟长鸣”。
无疑，今天《张纯如》的拍摄将激起更多人继承张的遗愿。《张纯如》一片的出品方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副会长刘美玲注意到，在整个拍摄期间，无论到哪，郑启蕙手里一直不离张纯如的那本书。“要是没有她的书，西方世界可能都不会了解这个事件。现在也不会有西方导演拍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郑启蕙说。
刘美玲说，目前片子正在最后剪辑，今年10月份将开始大势宣传，今年12月将在全球同步上映，包括中文、英文、日文、粤语等多个版本。令人关注的是，这部片子将可能在日本放映。《张纯如》导演之一的安妮·匹克说，这部片子表达反战讯息，而不是反对个别国家。“这部纪录电影不仅是张纯如的故事，还讲述了
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我们的电影通过一个勇敢的年轻女性的眼睛，见证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和非人道行径。”另一位导演比尔·斯巴菲克说，该片已经参选奥斯卡，希望借此令全世界的人士认识“南京大屠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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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剧组在南京给郑启蕙拍剧照。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供图
西方导演“拯救”历史真相
70年前，20多个西方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几十万南京难民，而今，一群西方导演正在拯救这段被日本右翼极力掩盖的历史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7月3日下午，张连红将到北京参加纪录片《南京》的中国首发式。在这部片子中，这位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曾经协助该片摄制组联系幸存者的采访，并提供建议。“西方人拍电影比较擅长从人性的角度挖掘。”张连红对这部在海外反响热烈的片子满怀期待。
能够提供西方视角的电影远不止这一部，仅在去年年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就接待了8个摄制组，这其中既有像中美英合拍的《南京浩劫》这样的电影，也有法国罗森电影公司的《南京1937～2007》、《南京》、《张纯如》这样的纪录片。
这和70年前的情形有几分相似，当年，20多个西方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几十万南京难民，而今，一群西方导演正在拯救这段被日本右翼极力掩盖的历史。
数部电影重装启动
许多导演在谈到拍摄初衷的时候，都说跟张纯如以及她那本《南京大屠杀》的书有关。
《南京》制片人莱昂西斯是在度假途中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纯如自杀的讣告。“阅读完她的书后，我为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无知感到羞愧，并深感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了解当年发生在遥远中国的这段历史。”莱昂西斯说。
于是，这位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决定要以电影的形式将那段几近湮没的真相公之于众，而且整部片子都以《南京大屠杀》为蓝本创作。《南京浩劫》亦是如此。而《张纯如》这部纪录电影则直接讲述张纯如的人和书。
“近年来，通过史维会的努力，虽然在加拿大一些学校教育中，很多学生接触到了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对于没有机会了解真相的人，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张纯如》一片的出品方、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副会长刘美玲这样解释拍摄电影的初衷。
然而，并不是每个制片人都有莱昂西斯雄厚的资金实力，《张纯如》摄制费用就得靠募款。“150万美元全部都是筹集来的。”刘美玲说。
“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南京》、《南京浩劫》讲述的均是西方人士拯救南京难民的故事。“那种困境之下，他们完全从人道的角度出发，救死扶伤。”张连红说。这种人道主义的角度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
“过去，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很痛苦。但我们很少看到心灵失望之后所带来的痛苦，这比身体的死亡更令人绝望。而这时有20多个人像一盏灯一样，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让大家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张连红把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形容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在那场浩劫中，这群西方人也没有忘记通过文字和影像的方式纪录这段让他们不可思议的历史。后来无论是《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还是麦基用１６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４０分钟录影带对于日本右翼来说都是当头一棒，而麦基短片中直接表现日军暴行的内容，被认为是“《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断之一”。
“拯救”之路依然漫长
7月7日，中国许多观众就将在电影院里看到《南京》，这部今年最早推出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影视作品获得了许多国际殊荣，这为日后拍摄类似题材开了一个好头。
因为拍《南京》，美国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荣誉会长林翠玉和导演莱昂西斯已经很熟悉。“他跟我说，本钱收回来后，会用来接着拍第二部，一部拍韩国‘慰安妇’，一部拍731部队生化实验。”林翠玉说。
和《南京》一样，“《张纯如》的部分票房收入会投拍一个关于‘慰安妇’的电影，或在中国为‘慰安妇’做一些善事。”刘美玲也表示：“我们还想借这个片子去启发更多的有心人，包括希望能打动商业电影的投资者及知名导演来关注二战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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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希望《南京！南京！》不仅让中国人反思，也让日本人反思。
中国落在了西方后面
——对话《南京！南京！》导演陆川、历史顾问张连红
“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重视和思考还远远不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西方导演纷纷开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之时，也有一部中国影片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就是中国青年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据说，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惟一得到许可拍摄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
与许多西方影片“西方人士援助南京同胞”这一主题不同的是，该片将通过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战争对于人类的摧残。日前，《国际先驱导报》专访了《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及历史顾问张连红。
“仅仅反映暴行本身还不够”
《国际先驱导报》：说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国观众立马会想起《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经典作品。相比之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影视作品是不是太少了？
陆川: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重视和思考还远远不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国内各方面环境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电影题材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支持，且该题材本身制作难度巨大，这也是限制该类影片出现的重要原因。
张连红：西方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研究纳粹屠杀，现在，光著作就有好几百本，影视作平超过百部。我们从80年代才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处在搜集资料的阶段。影视作品应该在研究非常深刻以后，有深刻的创作背景才能诞生比较深入的作品。
这是一个整体的落后，不是某一方面的落后，对大屠杀的反思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最初的研究完全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这种思维到今天还是主流，当年《屠城血证》就是一个反驳性的作品。90年代吴子牛的电影有所突破，反映了人性的一面，但还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仅仅反映暴行本身还不够，要引导人们去反思。
“要让日本人也抢着看”
《国际先驱导报》：陆川导演说过：“我们不会停留在还原历史上，现在的我不再是单纯的愤怒，对这个题材会处理得更理性”。这种从“单纯的愤怒”到后来的“理性”之间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陆川：简单的申诉和谴责，是没有力量的。核心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我努力让自己看清这段历史，尽最大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接近人性的真实。通过电影，引发观众进行反思，反思不仅仅日本人要做，中国人也要做，全世界观众都要做。
争论的产生往往不是一批人刻意要掩盖真相，而另一批人要揭示真相，这过于戏剧性了；而事实上争论的产生源于一批人坚持自己的立场，另一批人也坚持自己的立场，由于立场不同，目光自然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当然真相是存在的，但是什么让一些人对真相视而不见，这是我感兴趣的。
张连红：无论影视作品，还是史实研究，都要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这样才能打造出流芳百世的作品。等哪一天，如果我们拍南京大屠杀，日本人都要抢着看，不仅仅是对他们民族的谴责，而是对人类文明的苦难的关怀，才会成为全球性。
“让南京真相大白于天下”
《国际先驱导报》：纪录片《南京》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部片子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通过幸存者亲自讲述和真实影像再现那段血淋淋的历史。你一开始在筹划这部片子的时候，有过打算用纪录片的手法去呈现吗？纪录片不是比电影更加直观和有历史意义吗？
陆川：纪录片我看了，非常好。纪录片对于具体事件的表述是最为强悍的，而电影对于精神和诗意的表达则是纪录片手段很难达到的。纪录片《南京》和我的这部电影，我想应该是接力赛跑道上一个队的两个选手，现在棒交到我的手上，我会跑好这一棒。这些作品最终会让南京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张连红：关键不在于什么形式，而是电影本质上给我们带来什么。否则大家都用一种方式，那就太单调了。最好的电影必须是文化层次高低的人都能感悟到不同的东西，这是最有价值的。
海外华人在行动
在西方导演纷纷开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时，华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持力量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除了《南京》以外，另一部纪录片《南京梦魇》也曾在美国引发轰动。
和《南京》在电影院引起的门庭若市不同，这部2005年制作完毕的纪录片在网上更为公众所知，短短两年时间，在YouTube，Video.Google.com两大视频网站创下了逾100万次的点击率。
为了保证影片的独立性，曾经拍过《希特勒日记》的制片人朗恩·乔瑟夫也是自掏腰包，用他近10万美元的积蓄，拍成120分钟的纪录片。
目前，关于这部影片最新的新闻是，影片在日本高薪应聘日文翻译以便在日本上映，但却无人问津。而这部片子的中文版早已和英文版一起问世，配音的是该片中文版制片人吴海燕。
借重华人的力量
事实上，在西方拍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电影中，华人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当年，张纯如介入南京大屠杀研究，也跟两个华人以及她们的纪录片的相关。她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绪言中这样写道：“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
20年之后。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最近有制片人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
在绪言中，她介绍说，“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她们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而在《南京》这部片子摄制过程中，华人也帮了不少忙。“是我们安排摄制组见了张纯如的父母。”美国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荣誉会长林翠玉说，使用张纯如的材料需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张纯如》整部片子都是华人在操办。“为拍摄影片筹集的150万中有100万来自美国一个基金，其余50万全部来自加拿大的华人。”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副会长刘美玲说：“整个筹集过程非常辛苦，一言难尽。”
资金的充足使得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对影片有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光导演就请了两个。“我们的导演在加拿大是一流的，他们是夫妻，男的主要经验是在好莱坞排了很多戏剧，女的擅长做纪录片，他们的联合正好成就我们这部纪录电影。”
大陆移民从冷漠到认同
刘美玲说，无论是拍摄电影，还是史维会在做的其他一些还原历史、宣传历史的工作，主要对象是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不是为了反驳日本人去做，而是我们要自己去反省这段历史。”
只是，在这群海外的华人队伍中，很少看到大陆移民的身影。“10年前，成立史维会的时候，大陆的华人是非常冷漠的。”刘美玲说：“他们不太赞同我们游行、抗议的做法。他们觉得没有效果。”
对此，林翠玉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大陆新移民为了生活方面的压力。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爱国。”
但是，“后来，我们做了很多教育工作，带美国的历史老师去中国，将南京大屠杀等许多历史放进加拿大的教材。大陆移民开始逐渐认同了这些做法，认为能起到实效。”刘美玲说，慢慢地，有更多的华人团体或个人也逐渐参与进来。“要想他们全接受，非常困难，但我们已经看到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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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7-6 15: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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