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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但这些贫困学生似乎不喜欢这样的“感恩”方式,包括频频给资助者写信。他们眼中的感恩,是努力活着,自然而有尊严
“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段父的反映是有些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
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
段东仁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
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成希 发自湖北襄樊
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7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举行的活动,是襄樊22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中国人更喜欢用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情,比如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但来自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白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感触最多的是自己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滞住了;他的手脚,像被一桶浆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家里,仅有的4盏30瓦灯泡。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捐赠仪式。这种“结对子”的资助,每次资助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感恩门”前,孩子受伤
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其本科毕业。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他们种,有2/3的受助者没给资助者写过信,除了一名男生外。但这个孩子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捐助者的心完全可以理解。“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就留下了“结草报恩”的典故。而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可以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灾民们跪在前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泪流满面。但现在,竟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捐款者不闻不问。所以,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没良心”。
面对这个结果,身处漩涡的大学生龙威保持沉默。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为那些没获得资格的同学抱不平——他理解他们的心,“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龙威的父亲拉了几年黑三轮,在暮色中与城管打了数次“猫鼠之战”,最终以车被没收告终。母亲也曾是黑三轮大军中的一员,最近刚拿到出租车执照。而妹妹正在念高中,准备考大学——如果她的梦想实现,那就是家庭经济的噩梦。
在龙威看来,严阿姨资助他的1000元钱,是父亲在城区内拉500趟活的收入,也许还是其父母卖两三次血换来的“营养费”。龙威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不珍惜这1000元的宝贵。
但主角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将来我们要资助别人!”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化名)的母亲,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总工会继续寻找资助者的好意。另两名学生的电话或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称孩子不在家。
“有些消息是误传。”捐助的负责人之一——湖北襄樊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中止了资助。其余两名去年已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
寒门之子的习惯性沉默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当记者驱车6小时,来到他偏居山区的家中时,头发花白的父亲以为暑假留校的二儿子闯了祸,从竹凳上弹了起来。
“我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段东仁在电话中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段父的反映是有些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他说。
这个58岁的老汉是名修路工,每月收入500元,他的妻子无业。3个孩子自从到县城念高中起,暑假就没回来过,一是省路费,二是打工赚钱。排行老二段东仁学习特别刻苦,这让他们再苦也有盼头,“不是报恩是啥”?
“可能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城里人不一样。”段东仁说。他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也许正能让资助的女企业家们感到欣慰——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
在樊城某石灰厂一座简陋的工棚房中,湖北中医学院学生方圆的妈妈至今仍记得《感恩的心》的歌词。当她重又哼起时,泪流满面,“宋总(捐助方圆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方圆有些恼怒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他告诉记者,除了学费,没其他困难,自己能克服。
提及这段感恩舞蹈,就读南京某大学的汪志鹏(化名)的母亲两眼发红。“娃子知道自己获得资助时,抱着我说,‘妈,这下咱家有救了!’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也注意到汪志鹏的变化。在仪式前的见面会上,周华玲特地点名让他起来自我介绍。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
“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辽宁大学的龙威回忆。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哭了,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
“绝大多数贫困生的心是孤僻、内向、焦虑的,”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胡邓分析,他们骨子往往深嵌着强烈的自尊与过度的敏感。
胡邓称,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从乡下走入城市的高校,他们在短时间内承受太多的变化。现代化的环境与用品,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容易让贫困大学生无所适从。
“他们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华玲说,“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来自首都高校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60%的人因穷而感到羞愧;约1/4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而四成以上的人不愿公开求助。
而一些极端的案例,更给他们的心理雪上加霜。汪志鹏的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小时候开朗活泼,但他12岁那年,他的大哥考上大学,因没钱就读喝农药自杀。父亲因此精神错乱,儿子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志鹏不爱说话,但懂得心疼我。”这位母亲说。2007年除夕,新年钟声临近敲响时,志鹏和姐姐拉着手走到她跟前,说要给妈妈唱首歌。当时,窗外炮竹声震耳,客厅里那台无画面的电视机沙哑地传出春节联欢晚会的欢闹声。汪母没听清儿女在唱什么,只一个劲地鼓掌,边抹眼泪。
“尊严要靠实力挣回”
段东仁通过媒体,拿到了资助者的联系方式。男孩犹豫了一下午,最终仍没按完这11个数字。他告诉本报记者,去年的捐赠仪式上,阿姨把装着1000元的信封递给他,问候了几句,便离去了。这项一对一交流的环节,总共不过两分钟。
尽管觉得尴尬,且不知说什么好,段还是打算给阿姨一个电话,说声谢谢。这个被他称为“半个社会”的大学校园,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将扭转他的人生。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再大不过连接村庄与小镇的那座无扶杆的索桥。
“感恩门”事件后,有媒体向段东仁索要阿姨给他的回信,被他拒绝了。“我不想以此证明我给阿姨写过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伤害到阿姨。”段告诉记者,他去年刚到校,手摔伤骨折。他花了一个下午,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三页信纸,向资助他的阿姨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阿姨回信让他“多喝骨头汤。”段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但此后,他没有再写信给对方。
去年8月份,为22名大学生颁发助学金时,襄樊市总工会还发出了倡议书,要求大家学会感恩,与女企业家多联系,汇报自己的学业与生活情况。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记者,“2/3大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是指写给总工会,而更多的大学生直接给资助者写信。
段东仁不想再去琢磨,自己是不是与阿姨联系少了,显得不懂事。在他看来,农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来。”他竞选当上了校科技创新协会副部长,还是学校新建的展厅的解说员,接待校内外前来参观的学生、家长和领导。
其他受助学生也纷纷迈出了原来的世界。方圆在同学的鼓励下,参加班级干部竞选,最终被选为团支书,这个同学眼中勤奋稳重的学生干部,成绩在年级也名列前茅。
龙威申请到学校提供的助学岗位,扫楼道。寒暑假回到家,他便到严阿姨的公司实习。这个身材敦实的男生告诉记者,用实际行动表达谢意,更自然而有尊严。
但并非每名受助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春节,汪志鹏曾提出到资助者的公司实习帮忙,对方称人手充足而婉拒了;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而王可的母亲称,资助过他们的企业家曾问女儿,有没献过血?有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这跟感恩有什么关系”?
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
如今,一场“感恩门”风波,将双方之间微妙的“度”击得七零八落。资助段东仁的企业家称其并没中止资助,而是当时在外出差,也不清楚段的情况,之后匆匆挂了电话。襄樊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带头资助了5名大学生的宋爱洁也婉拒了采访。
龙威与资助者严建群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严主席的公司实习两次后,他得到了师傅与同事的认可。严建群告诉记者,龙威毕业后,只要肯来,我们就收他。
“我的能力受到了认可,心也踏实下来。”龙威说自己今年接过严阿姨的钱,已然坦然而平静。男孩说起自己今后要飞得更高、更远时,已然一扫去年集体照上的拘谨与忧郁。
就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段东仁梦想成为一名核工程师,操纵一粒渺小的原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的另一个愿望与大多受助学生一样,将曾经受过的捐赠回报社会。“我要换回我的尊严,还要让受助者有尊严地接过帮助。”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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