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mincheng · 发表于 2007-11-12 15:52:03

南京　　景凯
旋　八十年代中，同几个朋友谈论《古拉格群岛》，有人建议，应当搞一种“公墓文学”，选一些文革中的受难者作代表，将他们的遭遇如实记录下来，分门别类，编成丛书，如教师公墓，作家公墓，演员公墓等。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并在纸上拟了一个初步的名单，甚至连书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个纪念碑，簇拥着白花，以示庄严肃穆，永志不忘。后来这心愿没能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当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一部关于普通人的受难实录——我心里顿时充满感佩。1980年，她还在北大时，基于当时揭开的文革行状与事实相差甚远，就已开始搜集撰写文革死难者的事迹。做这件事，对她个人没有什么好处，不能靠此升职称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称作“历史的义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后在美国见到面，更是感觉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朴素。房间里没有什么家什，书架上却堆满了采访记录的卷宗。据她说，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个小小的文革资料库了。采集这些事例，想必花费了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于回避，不想让心灵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于害怕，因为那些迫害者尚在，并没受到任何惩罚；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反感，甚至质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是呀，为什么呢？要知道，文革已过去近三十年，早已盖棺论定，何必再让往事缠绕心头，就像文革后的一首歌所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对此她在前言里如是说：“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迫害，残害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尽管八十年代出过一些纪实文学，那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纪录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于实录普通人的受难，展示公开的虐杀，暴行的细节，会让人们对文革的官方结论产生怀疑，其结果就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还没有一桩暴行像文革这样，大量的事实没有被记录下来，没有被公布出来，没有被讨论起来。在前言里，作者还讲述了一则见闻，一名曾蹲过劳改农场的教师告诉她：在杀过牛的地方，牛群每当被驱赶到那里，便会哞哞悲叫，而在杀过鸡的地方，鸡群会照样嬉戏欢乐。对待死去的同类，作者正是选择了牛的方式。还有那些接受她采访的人，于牛与鸡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他（她）们也同样选择了前者。在作者心中，这些普通人“在人性中挣扎奋斗而趋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气和信心。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为此，她感谢每一位受访者，感谢之前她们素不相识，如今通过访谈、电话和写信，却在一起追寻往事，分担人生经验。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这样说过：“作家的作用与艰巨的义务紧密相连，正因为他是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可能为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服务，他要服务的是那些承受历史的人。”加缪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分裂状态，所以他呼吁作家要有独立性，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写作。在当今中国，像加缪所说的那种作家和学者，可谓寥寥。“著书都为稻粮谋”，许多知识人的文字，其实都是在为权力服务，或者为金钱服务。而王友琴的全部写作，却是为了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人，为了写出一部受难者的历史。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难中，人民又何曾创造过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权力者创造的历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深入每一个家庭。受到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上至国家主席、各级官员，下至教师、医生、工人、农民、保姆和家庭妇女。但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却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难的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的生平（对于文革的发生，其实他们也有一份责任），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恢复名誉。而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受难者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讲述他们，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镜象被歪曲，被遮蔽。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将自己的遭遇视为当然。作者采访过一位中学老师，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关在一起，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他说既然国家主席都受到那样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师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也许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话感到悲哀，在这位中学教师的潜意识里，像他那样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过是“承受历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创造历史，也不奢望进入历史。他这样说，只是出于一种无奈，“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从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于此，作者立志为这些普通受难者而写作，讲出他们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以记忆对抗遗忘，就更显出她的良知和勇气。上面加缪那段话的深意还在于，只有关注和描写那些“承受历史”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我们才有可能了解真相，认清事物的本质。《纪念园》分四个部分，有“受难者名录”、“死难发生地”、“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主页上写着“我们没有忘记你”，死者照片都饰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写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屠杀事件，但主要还是王友琴自己采写的实录。这些实录并不是单纯的资料，作者采用《史记》的互见手法，以专门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为有系统的历史著述。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岛》称作“文艺性调查初探”，除了调查不能周全，许多事未曾亲历，试图用一种整体的观点，将各种事件联结起来，也是原因之一。任何历史叙述都是拥有自身话语的叙事，王友琴女士的采访实录当然也不例外，她常将自己的思考贯穿其中，夹叙夹议，加以分析，堪称“发愤”之作，而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品质，还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用索尔仁尼琴谈自己著述时说的话来评价，那就是其中“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作者所记录的专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这些人中，有北师大附女中副校长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教师孙历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师陈沅芷，北京八中教师华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霈田，北京东厂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马大娘，中科院考古学家陈梦家，气体厂工人陈彦荣，民国名人张东荪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铁宝，北农大职员何洁夫，北大教授吴兴华，北京玻陶设计院黄瑞五一家五口，陆军总医院医生刘浩，北京台型机床厂会计孙启坤，北京六中学生王光华……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他们中有的是被打后自杀（很多自杀其实是虐杀），但多数是被直接打死的。当然，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写文章推算，受迫害的达一亿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万人以上。[1]而文革后各地编写的大事记里，写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经过的，相当罕见。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著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份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有一种说法，称文革是无政府主义，后来的当政者的诫惕心理无不渊源于此。但事实表明，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尤其在“红八月”中，红卫兵在北京城四处抄家打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1966年夏天，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见《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自杀。“革命委员会”后来被彻底否定，其中的造反派成为“三种人”（他们当然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最初的红卫兵运动产生于1966年6月，由中学里的高干子弟发起。他们的活动从六月到十二月，横跨工作组和中央文革两个时期。工作组是由当时主持文革的刘、邓派出的，他们沿袭反右与四清的作法，把大批老师、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五十天”。红卫兵创立伊始，觉得这次运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目的是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于是在工作组的指使下，带头起来造学校干部和老师的反，并在七月份工作组撤出后，制造了“红八月”的暴行。1966年10月之后，由于父母受到冲击，这些人开始反对中央文革，遭到打压，遂告瓦解。但是，他们绝不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不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是从普通受难者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当时的最高领导层，无论对文革持何种观点，都是漠视普通人的基本权力的。[2]卞仲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六月一日，北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三个学生贴出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此后工作组进入学校，支持高干子女掌权，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都是四清对象”，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卞仲耘被定为“四类人员”，罪名之一就是国家主席的一个女儿曾因分数不够没被附中录取。在工作组对她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有的学生用民兵训练的步枪捅她脊背，倒地后又被揪着头发拖起来，工作组未加干涉。七月底，因毛泽东认为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其实那时打人已相当严重），工作组撤离学校，红卫兵独掌大权。八月五日，卞仲耘就在红卫兵的批斗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死在她的学生的棍棒之下。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宋即将名字改成“宋要武”。自此，文革第一波暴行迅速蔓延到整个北京及全国。文革甫起，老红卫兵一度成为革命的主宰，大力宣扬“血统论”，所以打老师同学也特别狠。这些红卫兵即使不去打人，也会成为当然的接班人，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红色接班人的特权感，把打“阶级敌人”视为荣耀和考验。作者曾引用一个前上海中学红卫兵的回忆：“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在这样的“革命气氛”中，那些被红卫兵视作“黑五类”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从实录揭示的事实看，他们的罪名大多是因为家庭或本人身份，如实录中提到的卞仲耘是基层教育干部，文革初就被工作组定为“四类”，王光华和左奶奶的家庭成份是小业主，陈彦荣母亲土改时被划为富农，黄瑞五和孙启坤则是家有房产，陈梦家是右派，至于马大娘和李丛贞，一个是帮工，一个是工人，应当属于革命的基本群众。这些人在平时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从不对现实不满，也没招谁惹谁，即使出于发动文革的最高和最低目的，也找不到非杀害她们不可的理由。但他们还是被权力杀害了，倒在历史的轮下，变成一道巨大的阴影。对无权者的残酷，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可与之相比。受到历史决定论的召唤，纳粹以种族斗争的名义，要消灭犹太人，而斯大林和文革则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要消灭其它阶级。他们都号称要拯救世界，却蔑视“你不可以杀人”的人类古老律条，以人的血统分类，用鲜血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直至疯狂杀戮，血流成河。在《艾奇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谈到纳粹杀害犹太人的行径，汉娜•阿伦特写道，这是“任何实用目的都无法予以解释的一种罪行。”[3]这里除了一部分“人类”的权力傲慢和优越感，还有什么呢？说到底，文革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不是党和人民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也不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矛盾，而是权力者对无权者的暴政。这样的暴政常常并不出于任何实用目的，迫害的唯一理由，只是缘于受害者的身份。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它“攻击人的差异，也就是说，攻击『人的身份』特性，没有这种特性，『人种』或『人类』一类词便会毫无意义”。[4]自文革结束，许多受难者的家属一直要求讨回公道，试图在法律上追究具体责任者。卞仲耘的丈夫多年来就是这样，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检察院先是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后又以属于“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而决定不予起诉。文革持续了十一年，然后又过了两年才被彻底否定，文革初期的罪行自然早已过了时效，但想来问题还是出在“运动”一词，因为它涉及到最高权力者，也涉及到个人在政权名义下承担的责任。后者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可以暂且不谈。尽管如此，当年的打人者至少应当在道义上，向受难者及其家庭道歉，求得宽恕。我们至少应当响应巴金的呼吁，将大量的文革暴行记录下来，公布出来，讨论起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让集体失忆主宰我们的良知，何来正义的伸张？又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就像布罗茨基说的，“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经由犹太幸存者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不懈努力，纳粹大屠杀和前苏联大清洗早已大白于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为之辩护。但文革暴行却未曾受到如此充分揭露，这段历史成为空白，不到三十年时间，文革后的一代人对此已茫然无知。一些文革领导人和积极参与者也开始发表文章，为自己百般辩护，[5]以至在某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眼里，溃疡也变成了花蕾。今天，不是已经有人重新在为文革的“理想”叫好了吗？不是有人因对现实不满便开始怀念文革了吗？我就见过国内一份有名的读书杂志，遮遮掩掩地讴歌文革中的农村民主，好象农村从来没有过批斗“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大兴县和道县的屠杀更是天方夜谭。而受难者历史的缺失，也使得一些空谈理论的西方左派能够从全球文化革命的观点，去论证文革的历史合理性。曾看到一篇文章讲，作家郑义撰文谈文革中广西的吃人事件，经瑞典一些报纸摘译发表后，几位社会学家竟批评说太荒唐，认为这是出于对东方民族的偏见。[6]看来有一天，他们甚至还会告诉我们，所谓文革暴行，不过是后殖民主义话语，是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所有这一切，都更显出王友琴写作的意义。2003年在美国芝加哥见到王友琴时，她正在联系结集出版的事，说是北京有人愿意出版成书。最近她来信说：“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已经发了广告，5月初印好。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50万字，有麦克法夸尔和余英时先生的序言。”末了，她不无遗憾地加上一句：“在北京最后未能出版。那是一个35万字的版本。他们排了纸样，可是北京的出版社不接受。”没有受到历史追究的暴行是不会被宽恕的。

表现在舞台上的中共文革丑恶历史　[1]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二O九期。[2]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仍然从“继续革命”、“两个司令部”的思维范式出发，将工作组时期与中央文革时期截然分开，认为文革是中央文革支持群众反官僚的斗争，甚至是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尝试。但他却不能解释中央文革后期对普通人的残酷迫害。可见从体制内考虑问题，必然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3]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75.　[4]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68-269.[5]前文革领导人陈伯达、王力等都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1996年4月10日，《纽约时报》曾发表对王力的整版专访，王力称自己对文革的所作所为不后悔。[6]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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