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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3 03:10 发表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杨江
慈善到底是什么？
梅琳达看着丈夫比尔·盖茨说：“咱们能做点什么？”这位大富翁的妻子刚刚读完一篇有关造成数百万儿童死亡的疾病的报道。1993年，梅琳达来到非洲，更多活生生的景象震撼了她。回到美国，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非洲永远改变了我。”2000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梅琳达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家。
收留了103个流浪儿的北京光爱学校创始人石青华，也曾经流浪街头，他说，“正是在那种冷漠与绝望中，我越加感受到好心的珍贵。”
慈善首先是一种触动。
慈善还是一种勇气。心疼的时候，去行动；困难的时候，坚持住；贫穷的时候，不抛弃；被质疑的时候，不放弃。这些，石青华都经历过。
慈善还是一种责任。慈善的故事，没了责任，便没了希望。石青华的责任心让我们的心如此沉重：“生活上的难关，在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下总能过去，但教育上的难关有时会让我束手无策。如果有人愿意，就请捐一个心理学老师给我吧！”
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
慈善，是一种回报，是这个社会互相温暖的力量。
流浪儿之家的早晨
11月的北京，深秋红叶的浪漫还没有一丝褪去的念头，夜里一场北风吹来，却又仿佛一脚跨进了寒冷的冬季。清晨5点，从紫禁城脚下出发，驱车一小时，出环线，进顺义，在秋景冬寒中，记者抵达顺义区后沙峪镇马头庄村。
村尾收割后荒草一片的农田，毗邻的是一座砖墙围砌的小院，推开破旧的铁皮门，迎面一座U字形的二层简楼，电铃声中，卧室的灯陆续亮起。206房，14岁的室长张强逐床督促。下铺7岁的冯小康不情愿地被叫醒，光着屁股坐在床上，睡眼朦胧揉眼睛，手上还握着捂了一夜的 乒乓球。
U形宿舍的另一边，女孩子们显然勤快许多，9岁的丹丹已经早早叠被下床，对着镜子梳理一番头发后拿起洗漱用品去盥洗室。孩子们从楼梯鱼贯而下，安静的小院内立即充满了孩子们唧唧喳喳的叫嚷声。
冯小康总算起床了，套上一件肥大得足以包起两个他的外套，光着脚丫就出了宿舍。门口一排鞋柜，冯小康找到了自己那双，这双社会捐助的鞋本身就是旧鞋，后跟已有明显磨损。
他掏出同样肥大的袜子，原本白色的袜底已经乌黑，邻舍一个孩子送给他一把白花花的碎蔗糖，冯小康左手端着，就这样光着脚丫站在冰凉的地板上金鸡独立般用空闲的右手穿袜子。
“怎么能这样？你会冻着的！”巡视的老师李纯良心疼地责备，“不冷！”冯小康舔了一口白糖。等他连跑带溜冲到盥洗室时，其他100多个小伙伴基本上都已洗漱完毕准备练操了。
十几分钟后，高高的白杨树下，孩子们在晨昏中列成方阵。队伍前面，一个裤子膝盖处露着几个洞眼的中年男人在歌曲《感恩的心》中，双手环成心状，缓缓送至胸前，紧贴心口。
他双目微闭，身后的孩子跟随他做着同样的动作，一张张稚嫩的面孔上写满的是和中年男人一样的虔诚。
这里就是北京光爱之家，也有人把它叫做“流浪儿之家”，领操的男人正是光爱之家的创始人——安徽金寨人石青华。3年间，36岁的石青华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大家好，我叫姜明，四年级，10岁，在光爱学校上学，我有一个梦想，但是和别人的并不一样，我的梦想不是当医生、科学家、画家，李老师希望我当哲学家，但是我不想当哲学家，因为我的梦想不是哲学家。
我的梦想是开一所像光爱之家一样的学校，因为我明白当流浪儿是多么的悲惨，因为我深深体会到流浪儿连一条狗都不如。流浪儿无家可归，而狗却是天天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而流浪儿想吃一点狗剩下的饭都没有。
幸好，我遇上了刘爷爷，好心的刘爷爷把我送到了光爱之家，我到了这个学校最爱看的书是《三毛流浪记》，我一想起三毛流浪的情景，我的泪水就落个不停，就不想吃饭。因为我从生下来就不知道爸妈的模样，甚至连爸妈的手都没有碰过。
有一回，我没有吃饭，那是因为我不知道爸妈的模样，只好跑到我的宿舍痛哭了一场，我们班的吴亮亮对我说：石校长叫你。我就走到校长面前，校长问我怎么了，我说嘴痛，欺骗了校长。
事后，我非常后悔，虽然有那么多的哥哥姐姐们一起陪我玩游戏，虽然我脸上有了笑容，但是我心里却还是很悲伤。
我发誓，我长大要开这么一所学校，因为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苦难，我要像石校长一样爱这些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让这些孩子没有这么多的冷漠与伤心。
这，就是我唯一的梦想。
光爱之家的走廊内，黑板报上这篇《我的梦想》的作文，石青华每每读起，心情都要沉重半天，他叹息：区区五百多字，背后隐藏了这个小男孩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姜明家在河南一个偏僻的乡村，两岁时，父亲病故，母亲离家出走，从此和妹妹一道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贫贱家庭百事哀，爷爷不堪重负自杀身亡，祖孙三人从此生计愈加艰难。记忆中，姜明在来光爱之家前，从不知道吃饱饭是怎样的概念。
“一天吃两顿，带着妹妹一起挖野菜。农忙的时候，天刚亮就跟在奶奶后面到邻居地里帮人家掰玉米打工。”姜明说。他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野菜与邻居家的那条狗，“我记忆里一直都是在吃野菜，有时候饿得慌，看到邻居家的狗，真的好羡慕，它至少每天还有米饭吃。”
艰难的生计下，姜明还是一心求学，在学杂费减免政策出台前，每逢入学，他就将养了一个暑假的羊卖了筹集学费，就这样断断续续读到三年级。今春，在北京打工的河南老乡回到故里，说服体弱多病的老奶奶，将姜明兄妹带至石青华的光爱之家。
石青华用“面黄肌瘦”、“满头污垢”形容了他第一眼看到两个孩子时的情景，“妹妹满头虱子。在光爱之家吃的第一顿饭，姜明觉得很香，一连吃了三碗，还要吃，其实已经饱了，但是饥饿感还是很强烈。”
最初的三个月，姜明沉默不语，不肯对任何人提起在老家的遭遇，脸上终日不见笑容。由于此前长期的饥饿，姜明已有几年胃病史，进光爱之家后发作了几次，每次石青华都将姜明带到自己的宿舍给孩子开小灶调养。
渐渐地，姜明一点点打开心扉，但石青华总是觉得孩子笑得很僵硬，“感觉心思很重，我又不敢正面问，以免勾起孩子的伤心。”石青华说。
“上星期，布置他们写作文，也是想借机会侧面了解孩子们藏在心里的秘密。”石青华说，若不是这封信，他很难想象此前的不幸居然在姜明心里留下的烙印如此刻骨铭心。
姜明的作文一字一板，很是端正。这天早晨，他对我们解释写这篇作文时的心迹，情至伤心处，掩面而泣，引得一旁的石青华泪水不住地在眼眶内打转。
石青华说，光爱之家目前收留了103个孩子，几乎每个都有过姜明这样令人唏嘘的不幸。
义举源于心怀感恩
收操后，孩子们一拥而上，抢着拥抱石青华，更有顽皮的抱着石青华的腿打转。五六步外，石青华的妻子领着两岁的小儿子静静地守望着这一幕。女人的眼里洋溢着幸福，面孔上却是布满“狰狞”，一道道严重火烧后留下的伤疤让这个年轻的女人表情僵硬甚至“怪异”。
作为103个孩子的“爸爸”，石青华其实也曾有过一段痛不欲生的往事，只是他很少对孩子们提及，除非劝说孩子们正视往事时不得已才以身说法。
手上的伤疤时常提醒石青华记起1997年的那场爆炸，心有余悸。
石青华曾在老家安徽金寨县从事外贸工作，妻子开了一家服装店，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但1997年春节前，邻居在家里储藏了大量烟花爆竹，保存不当引发爆炸，导致石青华一家严重烧伤。
妻子与儿子“小石头”大面积烧伤，石青华自己也伤势严重，美好的生活就这样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望着镜子中狰狞的面孔，妻子崩溃了，患上了精神疾病。善良的女人害怕石青华抛弃自己，但又劝说石青华甩开包袱重新建立一个家庭。但耿直的石青华拒绝了，他带着妻小开始了漫长的治疗。
那一段经历以及石青华的不离不弃曾在当年见诸安徽报端，被人们广为传颂，由于省内医院无能为力，石青华最终携妻带子赶来北京。妻子伤势严重，在北京两次手术后，石青华借来的钱就告罄了，三个月的流浪生活由此开始。
“那个时候正是北京的冬季，我们一家睡在天桥下冻得发抖。”流浪给石青华的印象是：看到的是冷漠与歧视，心里拥有的只有绝望与凄凉。“当然，也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资助，正是因为在那种冷漠与绝望中，我越加感受到这种好心的珍贵。”
北京的一家媒体报道了石青华一家流落街头的遭遇，引起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关注，号召社会对他们救助，中华慈善总会原会长阎明复老先生更是对“小石头”疼爱有加。
在慈善总会与社会的关心下，石青华一家最终结束了流浪，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妻儿得到了恢复性治疗。虽然面容已毁，“小石头”甚至连手指头都烧没有了，但恢复性治疗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间，石青华走遍北京大街小巷，卖蔬菜、水果，在建筑工地打工，找寻每一份工作的机会。最终，在社会的帮助与他自己的努力下，破碎的家庭渐渐燃起了希望。
那是在2004年，石青华开始琢磨回报社会，他在一本书中看到了有关阎明复老先生的父亲在抗战期间收养流浪儿的事迹，深受启发。“我想起了流浪期间认识的那几个孩子。”石青华介绍，“我第一天睡在天桥下时，突然发现流浪者中居然还有几个孩子。” 那是3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他们看到一家严重烧伤的石青华，很是好奇，于是主动招呼：“叔叔，小弟弟怎么了，烧成这样？”
那三个月的流浪，石青华对这些孩子的境遇感慨万千，“他们白天到处游荡，饿了就在马路边乞讨，甚至翻垃圾箱找吃的，身上穿着一件厚棉衣，晚上就和衣而睡，当被子，挤在一起取暖。”
有了救助流浪儿的念头后，石青华立即找到了这3个孩子，给了他们一笔钱回家念书，3个男孩临别时对石青华说：叔叔，我知道还有一些流浪儿在哪里。于是，又有7个流浪儿进入了石青华的生活，这一回石青华发现仅仅对这些孩子给予生活上的帮助是不够的。
“长期流浪，他们行为与心理都有很大的问题，行为上，莫说不讲卫生、蓬头垢面了，打架、脏话连篇，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石青华说，他认识的一个小女孩就被一个盗窃分子长期指使盗窃，孩子的眼里，居然还认为这个盗窃分子是帮她保存财务的“好心叔叔”。
由于长期流浪，这些孩子的自尊逐渐丧失，对爱怀疑直至淡漠，“起初，他们对社会的帮助还心怀感激，后来就淡漠了，认为帮助他们的人是在施舍。”
流浪儿的举止很令石青华担忧，“他们甚至仇恨帮助他们的人，认为社会太不公平。其实他们心里很苦，无法发泄的时候就破坏公共设施寻求心理平衡。”
石青华还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他最初认识的那3个流浪儿，最少的都有过两个城市、至少一年的流浪史，“一般都在他们家乡的省会城市流浪过，我一开始奇怪怎么他们又跑到北京来了，一打听，原来是孩子们听说了天安门，有种神往，认为北京好人比较多。”
“流浪儿一般都有很不幸的家庭背景，很多孩子不愿意回家，即便给钱让他回家了，不多久很可能又重新流浪。”石青华觉得自己物质上的帮助对流浪儿治标不治本。
他开始酝酿收留甚至教育流浪儿。
从7个到103个
7点，远处的天边现出鱼肚白。开饭了！103个孩子分批涌入食堂就餐，早餐一般是馒头与粥，因为我们的到来，石青华吩咐食堂给孩子们增加了一道菜：烩白菜。石青华解释，给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也不想让你们看着太心酸。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食堂门口，下来三个金发碧眼的女士，领头的Jane Dixon来自英国，她们给光爱之家的孩子们送来了数百公斤的土豆、白菜、鸡蛋……
光爱之家的生计目前主要靠社会救济，Jane一行这样的慈善义举每周一次，已经持续五个多月，并将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石青华很是感激，“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难题，100多个孩子每月吃喝最少花销都要两三千元。”
至少，石青华不再需要每天一睁眼就为孩子们的吃喝犯愁，在Jane出现前，最困难时，他甚至瞒着孩子们去菜场捡过菜叶。“但目前每个孩子每天一个鸡蛋，对我们而言还是太奢侈，几天前，一个义工来看孩子，买了一些鸡蛋才让孩子们每人吃了一只。”石青华说。
他也没有想到当初那个收留流浪儿的念头在自己的坚持下会发展至今天的规模。
时间回到2004年，此时的石青华，已经与一名老乡合伙面对北京城的农民工子女创办了一所幼儿园，最初收留的7个流浪儿就安排在幼儿园接受“调教”。除了流浪儿圈子内口口相传，石青华自己还到一些流浪儿可能聚集的地区寻找。当年，幼儿园内收留了不过十几名流浪儿，其中几个脑瘫或残疾的，石青华就留在家中让妻子照顾。
最初，石青华并没有找到“调教”的良方，他很快发现流浪儿的顽症恶习开始影响甚至威胁到幼儿园内相对家庭正常的孩子。于是，他租了一套四合院单独管理流浪儿，“光爱之家”由此成立，到2005年，也就50多个流浪儿，幼儿园的收入刚好可以应付这边的开支。
由于严重烧伤，“小石头”屡屡被学校拒之门外，这件事加快了石青华对流浪儿进行课程设置的步伐。
“北漂”的李纯良教师出身，就在此时加入了石青华的队伍，两个人轮班为流浪儿烧饭、上课。李纯良甚至变卖了老家的房产贴补光爱之家的开支，最后干脆携妻带子追随石青华，至今，李纯良的孩子还与流浪儿之家的孩子们一起上课、玩耍。
光爱之家成立不久发生了一次集体疥疮事件，令石青华意识到了背负的责任风险以及管理的重要性。当时一批黑心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捐助者送至光爱之家，结果引发50多个孩子集体疥疮。
两个多月内，石青华提心吊胆，带着孩子们去医院治疗，为医药费东奔西走，费尽周折。流浪儿的衣服主要靠社会捐助，但在那时，石青华吓得甚至不敢把捐赠来的衣服给孩子们穿。
“他在外面流浪，出了事与我无关，但我收留了他，出了事，我是要负责的。”石青华开始酝酿第二次搬家，一年多后，才物色到现在这个相对宽敞的场所，这本是一个敬老院，迄今楼下还住着不少老人，房东有感于石青华的善举，将剩余的房间租给他。
当然，一年5万多元的租金，光靠幼儿园的收入，石青华是肯定付不起的。另外，这些孩子的大事小情，处处都离不开他，石青华外出打工贴补光爱之家的想法也难以成行。“一家企业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石青华说。
2006年底，石青华带着50多个孩子欢欢喜喜搬到了这个小院。“我们自己动手打制床铺，课桌，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
流浪儿特殊的心理与经历，必须要有专业的师资甚至是心理专家才能对症下药，仅靠石青华与李纯良两人是断然不够的，这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主要靠义工。但义工短暂的帮助效果不能持久，孩子们很快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这一年，在有关团体的组织下，光爱之家的孩子们在王府井等地举行了两场慈善演出募捐活动，影响空前。更多的人知道了光爱之家，知道了这群急需帮助的孩子，捐助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更多的孩子被人带至石青华这里。
远至西藏、近至京郊，东至安徽、西至青海，俨然全国各地都有困难的孩子被在北京打工的老乡陆续送至光爱之家。到2007年上半年，光爱之家的孩子猛增至100多名。
石青华介绍，目前这批孩子中，男女相当，孤儿、流浪儿四五十名，单亲或父母离异“两不要”的三四十名，还有一些家庭贫困上不起学或者由于家长服刑以致无人管理的。
今年过来的孩子中，相当比例来自贫困山区，4岁的小姑娘阿旺年纪最小，“当地乡政府打证明要我收留这个孩子，在到光爱之家前，她基本就是抱着羊睡觉。”
“照道理有家庭的孩子不在我们接收的范围内，而那些身体残疾的孩子也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收留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收留他们，这些孩子就很有可能被迫流浪。”
从收留到教育
像阿旺这样由当地村委会、乡政府出证明要求石青华接受的孩子还有好几名，石青华也有点困惑，他一肩之力承担了过多原本不该他接管的责任，困惑归困惑，他几乎还是来者不拒。
石青华为一名来自海南的小女孩搓手上的冻疮，另一边白杨树下，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小女孩看到大人就迎上来拉着他的手，使劲咂叭着嘴巴要吃的，大人们一不留神，她就蹲在地上捡东西，不管树叶还是纸片，捡起来就送到嘴巴里嚼。
“这孩子是聋哑，可能是脑部有问题，以致智力低下，甚至连大小便也不能控制，可能是被遗弃并在外流浪了一段时间，现在只剩下寻找食物的本能。”石青华抱起小女孩，“一个警察在路上发现了她，送到这里，现在还没有为她找到合适的去处。”
孩子的人数翻了一番，经济负担也相应增加，石青华说目前一个月各项开支要3万多元，吃穿有社会资助，倒不成大问题。“关键是教育，不能就简单养活他们，得有人教啊！”
铃声中，103个孩子自动分散至U字楼底楼的“特一班”、“特二班”……石青华介绍，三分之一的孩子由于流浪，此前没有念过书，剩余的大多也是念念停停，因此，他设计了这样的特殊班号，于是，便有了十七八岁的孩子与四五岁孩子同堂念读汉语拼音的场景。
孩子明亮的眼神中充满了求知的渴望
光爱之家的工作人员现在有16个，其中教师连石青华在内共有10名，多为大学毕业。
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曾庆余现在担任特四班的班主任，主教语文，曾庆余大学期间就曾来光爱学校做义工，因被孩子们打动、受到石青华的感染，毕业后毅然与光爱之家签订了两年的合同。
石青华说：“很多老师都主动要求签两年合同，我事先和他们讲明，在这里工作不能为了钱，事实上，我们没有多少钱。”
老师的薪资按照合同规定是七八百元一个月，但时常拖欠，最近一次已经拖欠了两个多月，学校困难时，老师们甚至掏出自己的积蓄给石青华救急。
孩子们缺少英语老师，每周，美国姑娘乐怡都会骑车几十分钟来给孩子们上英语辅导课，北京人文大学毕业的胡迪这几天正在劝说家人，她准备签订合同执教英语。
流浪儿童们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几名老师的帮助下组建了小提琴小组，短短两个月居然就可以登台演出，“孩子们求学若渴，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还你一个惊喜。”石青华感慨。
午饭时间到了，103个孩子列队站在白杨树下，“谁想表演节目得小红花？”石青华问。
小姑娘丹丹和次拉母走到众人面前，跳起了舞蹈，“她们俩很有天赋，我们没有舞蹈老师，她们就自编自舞，真是可惜了俩孩子。”石青华嘀咕。两个小姑娘各自赢得了一枚小红花，这是石青华发明的“小红花制度”，每个孩子在光爱之家吃饭、领生活用品都必须交付相应数量的小红花。
这天早上，小男孩冯小康在盥洗室磨蹭了十几分钟，就是因为牙膏用完了，他想尽招数，又是叠又是挤，甚至试图将牙刷捅进牙膏皮，也未能从扁瘪的牙膏皮中折腾出一点牙膏。他执意不肯借用小伙伴的，“我应该自己用小红花换”。
“搬来不久，我就发现孩子们居然觉得在这里吃住是理所当然的，我要让他们明白，任何的得到都应该建立在付出之上，衣食有了着落，不能让孩子们有接受帮助理所当然的念头。”
“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双手。”石青华说，“这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找回自尊与自信，不再有接受施舍的感觉。”
为小伙伴们唱一支歌可以得一枚小红花，主动清扫垃圾可以获得最多三枚小红花……当然，犯了错误可能一次就会被罚掉几十枚。
石青华还公开拍卖社会捐助的玩具，“谁出的小红花多，谁就可以拍得自己中意的玩具。”孩子们于是变得积极，想方设法赢得小红花。他还在光爱之家辟了一片菜地，培养孩子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当蔬菜收获时，孩子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种的黄瓜、西红杮拿给自己喜欢的老师和同学吃，这时候的石青华教给孩子们分享，“由于人多，种的菜少，我们有时就把几根黄瓜切成小片大家分着吃，让每一个孩子都享受到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
石青华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这些孩子身上
抚慰受伤的心灵
午饭后，来了四个昌平地区的义工，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扑了上去，使劲拥抱，义工宫炜被十几个孩子团团抱住，最后干脆一屁股坐到地上。
孩子们过于热情甚至是爆发性的拥抱，在石青华看来，折射了孩子们心里的伤痛。“那样拼命地拥抱你们，是想让你们当一回我的爹妈，想体会一下被爹妈抱的感觉。”姜明说。
10岁男孩王炜不知道拥抱意味着什么，想了半天，“就是觉得拥抱很温暖，很安全。”
几天前，王炜悄悄将李纯良叫到墙角，怯生生地问：“老师，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当然。”李纯良回答。
“我……可以叫你一声爸爸吗？”王炜小心试探。
师生二人抱头痛哭。
每一个受伤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由于流浪或遭父母遗弃，他们对爱不再信任，对大人充满戒备，甚至对父母充满仇恨。
丹丹来自安徽农村，父亲卧病在床，母亲抛弃她返回西部老家，丹丹不远千里找到母亲，一声“妈妈”却挨了一巴掌，“谁是你妈妈？！叫阿姨！”从此，谁提起妈妈，丹丹就跟谁急。
流浪儿马啸这几天正在出水痘，被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他也极不情愿回忆自己的父母，由于家庭贫困，母亲与父亲离婚，父亲从此离家出走。
“妈妈把妹妹卖了，马啸目睹了整个过程，因此对妈妈充满仇恨。”石青华介绍。马啸流浪在北京的街头，夏天睡在台球桌上，冬天躲在火车站、天桥下，附近一些北京的孩子看他可怜，时常带一些吃的给他，“没有吃的，也在垃圾箱里翻过。”
北京市的一位市民发现了这个每晚睡在台球桌上的孩子，把他送到了石青华这里。
“我们一直强调用爱去感化每一个孩子，并让他们怀有一颗感恩社会的心。”石青华说。但，爱又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如何让这些孩子感受到爱，重新相信有爱的存在？
大多数孩子到光爱之家的前三四个月，几乎都是沉默不语，“一眼就能看出对你在观望、怀疑。”石青华说，“给他衣服、玩具，他甚至不要。”
“我们帮他洗澡，过生日，甚至搬到一起住。”石青华介绍，很多孩子记忆中从未有亲人帮自己洗过澡，当石青华这样做时，孩子们都愣住了。
冰封的童心就这样一点点融化，但内心的伤痕却很难抚平，孩子们极其敏感，容易躁动不安。姜明说，他初来时，甚至连小伙伴们之间都不互相打听往事。这是严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石青华巡夜时时常听到有孩子在梦里嚷嚷：不要，不要抢我的……
除此之外，孩子们身上还有或多或少流浪时留下的不良习惯，打架、骂人、不讲卫生、不爱洗澡什么的。这些陋习在这个充满着爱与关怀的大家庭里，被石青华这个大家长一点一点感化着、改善着。
几年来，石青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些孩子身上，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生活上的难关，在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下总能过去，但教育上的难关有时会让我束手无策。你也看到这些孩子的情况，他们不仅需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由于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孩子们在品行和人格培养上也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指导，靠我一个人是不够的。”石青华有些无奈。
“如果有人愿意，就请捐一个心理学老师给我吧！”
夕阳西下，石青华忙碌的一天又要过去了。曾经的“问题少年”马啸主动拿起扫帚在院子内清扫落叶，这个转变，让石青华颇为欣慰。
“在世界历史上，对于文明的真正考验是看人们怎样对待社会上最弱势和无助的群体。”石青华很喜欢这句话，他从书上摘录下来，贴在自己卧室门口。
“这是座右铭，每天提醒我。”眼下，他正在为7个即将成年的孩子的出路犯愁。“想让他们念技校，但学费很难解决啊。”
年小的孩子，也有好些人要求领养，甚至，有几个孩子都到养父母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吵着让养父母送了回来。
“孩子们进来了就不想出去，也好，希望他们能把这里当作一个真正的家。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楼电脑房内，几个义工还在挑灯检修捐来的电脑，楼下，石青华和李纯良的儿子与103个孩子挤在一起看动画片。
有几个孩子嘴角溃疡，石青华吩咐妻子拿来药膏，给孩子们一一抹上。
4岁的小姑娘阿旺显然不愿意被打扰，躲过石青华的拥抱，一个调皮的鬼脸，然后继续专注地看电视。
石青华笑了：孩子会撒娇了。
流浪儿牵动“政府联手社会”
11月15日，上海邯郸路，复旦大学文科楼，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接受本刊专访，长期以来，于海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听完记者在北京“光爱之家”对流浪儿进行的调查后，于海感慨万千。
追根溯源
新民周刊：民政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全国有100多万儿童在各大城市流浪，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其根源何在？
于海：流浪儿问题，社会学界现在关注不多，关注较多的是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不良少年，后者，在上海，我们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叫“社区青少年”，他们既没工作又不上学，游荡社会，容易成为亚群体，出现越轨行为，譬如吸毒、沉迷网吧。
社区青少年的问题，在上海，政府与学术界都比较关注，我们认为这些孩子是有危险倾向的，可能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因此前几年开始，政府接受学者建议，支持、组建了一批具有专门技能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去帮助社区青少年，现在，你会发现，上海每个社区都有“阳光之家”。
为什么要提及“社区青少年”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流浪儿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是有借鉴作用的。
至于农村留守儿童，关心他们实际也是关注农民工问题，学术界比较关心的是留守儿童的人格与学习、发展问题。
我们再看城市流浪儿，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社会学角度，我们认为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关。你会发现，当没有社会大流动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口基本被固定在土地上，流浪儿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有完整的家庭。
连续20多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主要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农村大量孩子留守，即便跟着父母到城市，由于父母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教育也可能缺失。
所以关注流浪儿童，首先要关注社会大流动，这个背景下，农村原本完整的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孩子成长的环境变得脆弱，出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一旦家庭成员发生变故，他们将不再得到原先社会的支持，留守儿童就会流浪。
新民周刊：我们的调查发现，流浪儿童的行为、心理令人担忧，甚至有仇视、报复社会心态，南方某城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透露，六成流浪儿被人操控犯罪。
于海：流浪儿往往出生在农民工家庭，他们的父辈在城市的工作处境与待遇并不理想，制度性歧视加上社会、观念的歧视，很容易把这些人往犯罪道路上推。
农村人口在农村不见得就是容易犯罪、越轨的人群，为何到了城市就变了一副面孔？不能简单归咎于离开农村就失去了原本的社会支持与约束。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在城市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农民工是一个最易受伤的群体，容易对城市产生隔阂甚至敌对，这样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是不完整的。
流浪儿大多出自单亲、离异等不完整家庭，什么叫不完整家庭，父母离异是不完整，但父母不能用平常心教育孩子，也是一种不完整。
父母对社会的不满会影响孩子，父母的不满使得家庭更加脆弱，一旦父母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家庭破灭，孩子流浪将延续对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
所以你会看到流浪儿破坏公共设施。我们说这是这批孩子社会化的失败。当然，由于流浪，他们容易被不法分子操控，这更应引起有关部门的警惕。
政府＋社会团体
新民周刊：重复流浪是流浪儿救助过程中的难题。民政部门统计显示，在我国每年15万人次的流浪儿童中，40%左右有两次以上的流浪经历。由于没办法帮他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救助中心只能任其重复流浪，再重复救助。
于海：政府对待城市流浪人员，2003年前就是一个收容遣送法，之后，尽管出台了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但我们发现，并没有专门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法规。现在基本上就是儿童与大人混在一个法律框架内。
实际上，儿童的问题比大人要复杂许多。我前几天在滨江大道遇到一名卖花的小女孩，在加拿大是看不到这样的情景的，这样的孩子一旦出现，马上会被社会工作者带走，社会团体会追踪至孩子的家庭，父母将面临起诉，甚至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社会团体会帮助孩子寻找具备监护能力的个人、组织。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少流浪儿本身就是孤儿，你根本无法去追究他监护人的责任。所以，解决流浪儿的问题，首要的责任还是在政府，仅有一部笼统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是显然不够的，政府要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专门政策。
我们同时发现，社会救助力量在国内也是相当薄弱。国外一些国家有很多社会团体协助政府完成一个流浪儿救助所涉及的各项环节，社会工作者与警察、法官密切合作。
当然，上海现在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团体，前几天网上一个“宝贝回家计划”在上海网友间开展，志愿者们带上相机走上街头，只要看到路边乞讨的儿童就用相机拍摄下来，贴到“宝贝回家寻子网”，为丢失孩子的家庭提供线索。
这样的做法虽然面临一些法律问题，但公民积极干预、帮助流浪儿的做法，我很尊重。
新民周刊：你倡议“政府＋社会团体”的模式？但鉴于国内社会团体的数量与运行情况，这样的提法是否有点理想化？
于海：并非理想化，恰恰就是应该发展的方向。为何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能变成公共项目，交给社会团体完成呢？我对目前的社会团体怀有很大敬意，他们得不到有力支持，还要面临质疑，很多人完全在靠自己的信念坚持，异常艰难。
解决流浪儿童的问题不是简单送回去或者找个地方安顿他，喂饱、穿暖就可以了。教育、心理治疗、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要跟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根子不解决，很快又会流浪。
所以，政府应该出台政策，鼓励、扶持这样的社会团体，比如设立公共项目，拨款，任何社会团体都可以申请。这样才能解决流浪儿的问题。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把流浪儿的问题推给社会，流浪儿本身就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不管怎样的原因导致流浪，当家庭失去能力，流浪儿就变成一个公共责任，历来，解决这个问题无非就是靠两个方面的力量：公共机构与慈善机构。
政府要明白一个道理，很多问题不是政府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政府也需要专业社会团体的协助。有些问题，政府一家独揽，反倒做不好。
长期以来，解决流浪儿的问题，缺失的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换个思路，针对城市问题青年，有阳光之家，为何不把思路延伸到流浪儿的问题上呢？
无根的孩子
新民周刊：我们刚才的讨论都在一个框架内，也就是孩子已经流浪了。为何工作不能向前推一步？不是等到他已经流浪了，影响到城市秩序了，人们才开始关注他们的命运。
于海：一部分流浪儿就是留守儿童发展而来，所以我认为要减少留守儿童，重要的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样，农民工到城市打工，找到稳定工作后会有中长期并居计划，导致留守儿童流浪的原因就会消除。
新民周刊：在城市，父母离异并不会导致子女流浪，但为何到了农村，父母离异或者单亲家庭，孩子就容易流浪？
于海：实际上，这批孩子是最易流浪的人群，如同你的提问，我们的工作要往前走，我们已经分析过，流浪儿的父母多是农民工，一旦离异，他们将面临父母“两不要”，被推给爷爷奶奶，显然，祖辈对孩子的管束力远不及父母，更易出问题。
流浪儿普遍在7岁至14岁，推算一下，他们的父母不过三四十岁，现在农村这个年龄档的基本都在城市打工，留在农村的都是老弱病残，一旦爷爷奶奶无能为力或者过世，孩子就流浪了。
如果父母在城市打工，那么，孩子流浪城市的动力就更大。
其实，这批孩子流浪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人格特点。他们是无根的孩子，他们不认可农村，在城市又没有归属感，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被父母认可，同样，他们也不认可父母。而他们的父母呢，可能同样不被城市认可。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归属，他的行为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些流浪儿，是我们社会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慈善首先是一种触动。
慈善还是一种勇气。心疼的时候，去行动；困难的时候，坚持住；贫穷的时候，不抛弃；被质疑的时候，不放弃。这些，石青华都经历过。
慈善还是一种责任。慈善的故事，没了责任，便没了希望。石青华的责任心让我们的心如此沉重：“生活上的难关，在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下总能过去，但教育上的难关有时会让我束手无策。如果有人愿意，就请捐一个心理学老师给我吧！”
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
慈善，是一种回报，是这个社会互相温暖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归属，他的行为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些流浪儿，是我们社会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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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24 22: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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