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时代：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二)

miaom · 发表于 2007-12-6 20:25:19

文/心缘　关于军阀混战的预言

隋朝步虚大师的预言诗第三节中预言道：“吉士怀柔，三十年变，岂凡人哉？昙花一现，南北东西，龙争虎战，七八数定，山川粗奠。”

吉士怀柔，暗指一个“袁”字。三十年变，三十为卅，三十年为一世代，这里暗指一个“世”字。岂凡二字，左右相拼，约为一个“凯”字。这是指袁世凯，心怀叵测，不想作凡人，企图复辟帝制。结果，只作了100多天的皇帝，终于在全国一片的讨伐护法运动中，含恨而死，正所谓“昙花一现”。

“南北东西，龙争虎战，七八数定，山川粗奠。”指民国建立后，马上進入了东西南北四方割据和的龙争虎斗的军阀混战局面。后来，国民军组织北伐，并最后取得胜利，这才奠定了江山的基础，“山川粗奠”。这时，已经是十五(七加八)年后，约公元一九二六年了。

前面提及的宋朝《梅花诗》第六节不仅预言了中华民国的建立，而且还预言了建立后多舛的命运。让我们先来看看后几句的解析。

“憔悴黄花总带愁”是指民国革命虽然成功，但根基非常不稳定，如“憔悴”的“黄花”，黄花在传统上常被用来指稚嫩的生灵。自从民国建立后，先是袁世凯的复辟窃国，又是张勋的复辟，接着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派系割据。国民政权就如“憔悴黄花”，总是愁事不断，故曰：“总带愁”。“吉曜半升箕斗隐”：“吉曜”喻指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半升”指国民党统治初期，经历了长期封建统治，外族掠夺和军阀战争的中国，百废待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刚刚成功，国家正在起步发展中，国民党政权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时共产党的势力却于暗中迅速发展壮大。“箕斗”为中国古代星相学中所讲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这里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产党的势力。“箕斗隐”字，道明了共产党趁内忧外患之机，于暗中迅速发展实力的史实。“金乌起灭海山头”一句的“金乌”，是古时候对太阳的别称，此处指自称太阳之国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战中兴起、入侵中国与最终战败投降的命运。

中华民国陷入军阀混战(1916年--1928年)

袁世凯在位时，北洋各派尚有一个首领。袁氏死后，势力相当的北洋各派也开始了权力的争夺。而南方各省则组织了一个各省区联合会，与内讧的北洋势力相抗衡。他们主张“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的地方政府”。南北关系开始陷于僵持之中，明显的已很难用传统的办法较快整合。

这样，北南就都進入重新组合阶段，内斗与分争随之愈演愈烈，无暇或无力有大的动作，因而从整体上形成了南北互不能胜、彼此对峙之均势。此时，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将这些军事力量纳入自己的范围。但是，同样，这些军阀也没有能力创建一个新的王朝。他们仍旧在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不过，北京政府仍是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

先来看看北方各派系在权力上的争斗。

黎元洪

黎元洪继袁世凯死后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曾引起新旧约法的争议。冲突的焦点，在于是否维持总统制或恢复内阁制的政府体制。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复临时约法，重开民国三年被解散的国会，并且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917年，因为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民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段祺瑞進而谋求对德参战。议案被议会搁置。一些省区督军遂分别上书大总统和总理，借口反对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为消弥纷争，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拥护段的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宣告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拥段各省纷纷响应，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奉天，黑龙江，浙江等省也宣布独立；督军团并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准备谋叛。黎元洪无奈，召安徽督军张勋進京商议国事。张勋到达天津后，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再進入北京。更加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张勋進入北京后，挟持清朝废帝溥仪于7月1日复辟。黎元洪被迫出走，让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之职，段祺瑞任总理。段祺瑞整顿兵马，赶走了张勋。复辟失败。北洋政府借口复辟之时，中华民国业已中断，要求重新召集参议院，修改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国会召开后，选举徐世昌任大总统，并于1918年10月10日正式就职。而此时的云南和两广，借国会解散之机，决定不受非法内阁干涉，并在广州召开会议，成立军政府。中华民国遂成南北分裂的态势。而彼此的内部也依然无法避免战争。

1918年7月，北方的皖系吴佩孚与段祺瑞部在直隶开战，段祺瑞部战败，随之段祺瑞宣布下野。此时北方的势力主要有：任直隶，山东和河南巡阅使的曹琨和吴佩孚的直系，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部，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奉系。三方发生争斗，曹琨和吴佩孚的直系暂时取得了胜利。1922年的6月，徐世昌宣布辞职。曹琨等电请黎元洪复位。不久，黎元洪再次出任大总统。除了奉系和浙江的卢永祥外，其余北方势力均集于直系旗下。而东三省自直奉大战后，即由三省公议推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不听从北京的命令。

1923年6月，北京军、警围攻总统府索要军饷，黎元洪出走，经天津去了南方。同年10月，曹琨以贿选出任大总统，同时公布宪法。浙江遂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云南和东三省都通电讨曹，但都未出兵。1924年，直奉之战重开，直系军阀孙传芳攻入浙江，卢永祥败走。西北军阀冯玉祥攻入北京，废黜了曹琨。不久，张作霖也打败了吴佩孚，進入北京，双方联合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孙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但不为段祺瑞所用。段主张先开善后会议，解决时局问题；再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根本问题，孙中山表示反对。这样，会商毫无结果。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卒于北京。此时，直系和奉系间，直系与西北军阀冯玉祥间的战争不断。而从此后到1927年6月，只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并一直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和执政权，北方并无统一的首领。

1927年6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内阁，并在北京自封为海陆军大元帅，为北洋军阀政府最高统治者。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大部份是他的拥护者。不过，当1928年6月国民政府军队取得北伐胜利，進入北京时，中国的宪政时期结束了。同月8日，张作霖坐火车回奉天时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并于同年12月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至此，北洋军阀统治正式结束，国家恢复统一。

总而言之，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除了1917年清帝复辟及1924年至1926年段任临时执政时期以外（1925年12月增设国务院，恢复所谓责任内阁制），政府的组织，大抵具有内阁制的形式与精神。而1927年6月，张作霖入京组织的军政府，虽在大元帅之下设国务院，实际上则是一种军事独裁制度。

那么，南方各省情况又如何呢？

南方诸省，随着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加强对国会和政府的控制，开始逐渐疏离北京政府。1917年，在拥护段祺瑞的各省反叛后，南方各省人士退出国会。孙中山于6月6日致电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及西南各省督军师长共起讨逆救国。10日，孙中山先生与章炳麟联名致电黎元洪及西南各省，主张清除祸国罪魁徐世昌、段祺瑞等及倡乱督军省长护军等人。7月4日，段祺瑞于马厂誓师，并宣布就国务总理职。孙中山先生等人商议决定，将民国政府移设上海，并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大总统职权。因为上海外交方面牵制过多，而海军方面亦有移驻广州以两广为护法根据地的表示。因此，孙中山先生决定先行到广州接洽。7月17日，孙中山来到广州，倡导护法。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响应护法号召，发表宣言，否认约法毁弃、国会解散后的政府。

在孙中山倡导护法以后，国会议员即陆续南下。7月25日，国会议员在广东开非常会议，商组军政府。8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声明：一、总统如不复职，须向国会辞职；二、恢复国会；三、国务员非得国会同意无效；四、惩办称兵抗命祸首。滇督唐继尧的响应，使护法的声势更加壮大。

31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共十三条，同时宣布实行。9月1日，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翌日，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大元帅职，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黎元洪）。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成立，与受军阀操纵、破坏民元临时约法的北京政府对抗。

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主持一切。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大元帅有事故不能视事时，由首次选出的元帅代行其职权。军政府下设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各部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

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中山先生为军政府大元帅，其用意系在虚总统之位以待黎元洪南下。后军政府又改为总裁制，以政务总裁7人，组织政务会议，由各部长所组织的政务院辅助，行使军政府的行政权。

此时，南方势力比较强大的派系有李宗仁的桂系和唐继尧的滇系。

由于孙中山与唐继尧等派系在是否承认北京政府上存在分歧，孙中山在护法运动等诸多事情上受到掣肘。而桂系为了控制广东的势力范围，提出改组军政府。1918年1月，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戡定内乱，以巩固统一之根基，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宗旨，并以为护法各省最高政务执行机关。联合会议虽以护法为名，实则用以对抗广州军政府。孙中山无奈之下，为了促進团结，亦表示赞同。于是，西南各省联合会遂与军政府形成对立的局面。

1920年10月，驻扎在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回到广东。部份政务总裁宣布取消自主。北京国民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接受，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并决定在广东再次召开政务会议。因与其他军阀的分歧，孙中山辞去了大元帅之职，并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孙中山离粤后，广州军政府受桂系军人和政学系政客控制。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战争爆发，直系获胜以后，对桂系军阀及政学系政客大加拉拢。8月中旬，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自福建漳州率领粤军回粤，讨伐军政府的桂系等。

在陈炯明回师广东之前，唐继尧致电孙中山等，称国会将移往重庆，而国会议员在滇亦议决国会及军政府移设重庆。20日，粤军入汕头，次日，孙中山等表示将赴重庆设立政府。同年10月下旬，粤中要地已全为粤军所占领。在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所谓七总裁合议的军政府已经瓦解。23日，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宣言引退。军政府政务总裁等见难再容于西南，遂公然投降北京政府，宣布取消广州军政府。而孙中山随即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以军政府政务总裁名义，通告中外，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否认北京政府擅颁的南北统一之令。粤军继续西進，桂军大败。不久，孙中山返粤，恢复军政府，重开军政府政务会议。

虽然，军政府的恢复，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是，护法亦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仅在矫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为，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具有国际地位的效力；而前次倡导护法，尚有川、桂等省加入，范围较大，今则区域缩小，愈见护法已不适宜。甚且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曾下令以旧国会选举法选举总统，则是公然承认其总统职位为非法选出，亦即不敢自命为正式政府。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设正式政府的倡议。

1921年，国会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同时，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文，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不久，孙中山函劝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即日引退。北京政府随即下令讨伐南方，并命桂省出兵扰粤。孙中山派陈炯明等讨伐桂系，取得胜利。

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理想，1922年，孙中山在广西筹备北伐。同时，为借助苏俄势力，孙中山决定采行联俄容共政策。5月，北伐军攻入江西。不久，陈炯明在直系的拉拢下叛变，围攻孙中山的府第。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去了上海。而北伐也暂时中止。在广东的滇军，桂军和一部分粤军讨伐陈炯明。陈败走惠州。1924年，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以大元帅身份主持政务，广州大本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当时，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地位不受各国重视，国际间都不承认广州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仅视同地方政府，透过领事与广州政府交涉。大元帅大本营的性质与普通政府不同，所以称为“革命政府”。后来，这个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1925年，孙中山应北方军阀冯玉祥等之请，决意北上，商讨国事。不料，当孙中山到达北京时，段祺瑞已在十日前入京就任临时执政。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被段祺瑞所接受，终因肝癌复发，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次日，广州大元帅府会议裁大元帅职，解除胡汉民代帅职务，未有结果。

1922年到1926年间军阀间共爆发了6次省际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進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同时，铁路线和水利灌溉系统等公用设施被毁，吸食鸦片的恶习也开始死灰复燃。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根据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研究：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例如制定宪法）都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進步，也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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