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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学森挽着妻子蒋英的胳膊悠闲地漫步在他执教的加州理工学院附近一条林荫大道上。“后面还会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跟踪吗？”蒋英轻声地问。
“当然会有。“钱学森并没有回头。却十分肯定地回答着，“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走另一条街。”蒋英轻声地提议道。
“没有必要。”钱学森想了想说，“我现在完成了和美国国防机密毫无关系的《工程控制论》，他们判断我改行了，因而跟踪可能会放松一些，我们进茶馆去吧！”
钱学森挽着蒋英，慢悠悠地走进了一座幽静的茶馆。
刚一落座，旁边桌上便坐上了两个戴墨镜的人，两人的目光不时扫向钱学森和蒋英坐着的这个餐桌。
“我到卫生间去一下。”钱学森的声音很大，“你在这坐一会儿。”
蒋英会意地点点头，不经意地瞥了邻座一眼。
邻座戴镜的跟踪者显然听见了钱学森和蒋英的谈话。他们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
蒋英悠闲地喝着茶，再也没有瞥邻座的人一眼。
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钱学森终于再次出现，他喝了一盅茶，对蒋英说：“我还要回去备课，咱们走吧！”
钱学森挽着蒋英的胳膊，悠闲地向家里走去。
“信寄走了吗？”一进家门，蒋英便焦急地问。
“寄走了。”钱学森笑着点点头，“为了避过联邦调查局的耳目，给比利时家人的信，是用一张大信纸写的，请他们转给陈叔通先生，请求他为我们联系回国的信则是用一个小小的纸烟盒写的,我从侧门走出寄信，他们竟然一点没有察觉，两个笨蛋！”
钱学森呵呵地笑了起来，蒋英也咯咯笑了起来,说：“学森，你真行，难怪联邦调查局拿你没办法！”
二
钱学森挽着蒋英的胳膊，带着儿子、女儿漫步在天安门广场。
“啊！我们终于回来了，蒋英。”钱学森拉着蒋英的手，向金水桥走去，孩子们在后面紧追着。
“北京的变化多大呀！”钱学森深深地吸了口天安门广场的新鲜空气，“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广场到处都是乞丐、游勇和流氓，你看看。”钱学森指着金水桥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实在是瞬间万变两重天了！”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呀！”蒋英感慨万千，“真的，学森，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要我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这正是你的本行呀！”蒋英十分高兴。
为了照顾钱学森一家，领导上要他们暂住条件较好的招待所。“这怎么行啊！”钱学森连连摇头，“建所哪儿也得花钱呀！”蒋英也坚决表示：“招待所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去住的。”
领导上执拗不过他们，只得同意他们住进力学所。
一家人搬进正在筹建的力学所，其生活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
力学所分管总务的副所长来了。看到钱学森简朴的住房，有些过意不去，深含歉意地对蒋英说道：“比起你们在国外，这儿条件差多了。”
蒋英十分爽快地说：“你说的确实是事实。但是，所长同志，您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副所长问。
“在自己的祖国，喝口水都是甜的。”蒋英真情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副所长感动地点着头，“蒋英同志，你是学音乐的，领导上准备安排你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不错，我是学音乐的，而且非常热爱自己的音乐事业，但是我暂时不能到音乐学院去工作。”蒋英回答得十分干脆。
“为什么？”副所长有些不解。
“学森需要我，学森的事业和我的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前者。”
“据我了解，”副所长望着身前沉思着的蒋英，“你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难道不为此感到遗憾吗？”
“说没有一点遗憾，那是假话，因为我毕竟为此奋斗和苦炼了半辈子。”蒋英坦诚地说，“但学森的事业对我们的祖国说来，比我的事业重要得多。想到这里，我的遗憾也就变成了满足。”副所长感动地点点头，一位伟大的女性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站在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身后。
三
“蒋英，”钱学森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我要出一趟差。”
“又要出差？去哪儿？“蒋英问。
“很远的地方。”钱学森细眯着眼，仿佛看着一个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总该有个地方呀！”蒋英有些不高兴了。
“蒋英，你知道我工作的性质。这地方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钱学森十分认真地说。
“对自己的妻子也要保密吗？”蒋英的嘴微微有些翘起了。
“是的，这事关系着我国重大的军事机密。周总理说，他是连邓颖超同志也不告诉的。”
“周总理连邓颖超同志也不告诉？”蒋英睁大眼睛问。
“是的，”钱学森认真地点点头，“周总理确实是这么说的。”
蒋英不能再说什么了。周总理和邓颖超是她最尊敬的两个人。周总理连邓颖超都不告诉，学森不告诉自己也就可以理解了。
“什么时候回来？”蒋英关切地问。
“不知道，该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
蒋英哭笑不得：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回答吗，但她还是忍住了：“我去给你准备衣物吧！”
“不用了！”钱学森连连摆手，“一切那儿都会发的。”
“那我这个当妻子的就要失业了。”蒋英站在那儿无所适从。
“暂时的嘛！”钱学森笑着说，“我一回来，你不马上‘就业’了！“
钱学森背着淡绿色的军用挎包，消失在没有月色的夜幕里。
蒋英像骤然失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回到空旷的客厅，茫然坐在长长的沙发上。
一天，二天，三天……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
钱学森不但没有一封来信，连个电话也没有，怎么办？学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蒋英焦急地在室内踱着步。一圈，两圈，三圈……
她终于憋不住了，急切地找到一位领导国防工业的国家领导人。
“请问，钱学森到底到哪儿去了？”蒋英一进门便问。
“请坐！请坐！”这位国家领导人笑容可掬，“坐下来说，坐下来说，喝茶！喝茶！”他倒了一杯热茶，送到蒋英手中。
蒋英没有坐下来，端着茶杯立在那儿，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站了一会儿，蓄积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三个月一封信也没有，连一个电话也不打，他不要我了，不要孩子了，也不要这个家了，那我就放一把火，把这个家给烧啦！”说完，竟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冷静点，冷静点。”国家领导人仍然满面笑容，“蒋英同志，你今天向我‘索夫’来了，这是完全应该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吧，你的学森同志，我们再‘借’两个月。我保证两个月内一定‘完璧归赵’！”
蒋英仍然在抽泣着。
“要不要给你打个借条啊？”国家领导人一本正经地说。
蒋英破涕为笑：“唉！真拿你们没办法！不过，两个月后再见不到学森，我可要拿首长是问啊！”
两个月后，钱学森如期“归还”蒋英。只是她的学森身体瘦了一圈，脸庞晒得黝黑，两只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你呀！”蒋英眼里汪满了泪水，用手轻抚钱学森黝黑的脸庞，“为了你那个‘事业’连命都不要了！”
钱学森嘿嘿地一笑：“命是为事业服务的嘛！”
“别忘了，你的命，还有一半是你妻子的呀！”
“好呀！我的命是十五的月亮，事业一半，妻子一半！”
“你呀！”蒋英咯咯一笑，“叫我怎么说你呢！让我摊上你这么个丈夫。”
四
台上摆满鲜花，“钱学森授奖仪式”的横幅庄严地挂在礼堂讲台的上方。
钱学森露着谦和的微笑，坐在主席台上。蒋英端庄地坐在他的身旁。
授奖仪式最后一项议程，请钱学森同志讲话。
钱学森站起身，向大家真诚地一鞠躬，微笑着：“其实，对我说来，完全没有必要为我举行这么一次隆重的授奖仪式，我为祖国和人民做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如果我或多或少地为人民做了一点事业，那是与我的爱人蒋英同志的支持、关怀和爱护分不开的。今天，有这么个机会，我倒实实在在地要向我的爱人蒋英同志表示感谢。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5年间，蒋英同志管家，她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我还特别要向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们介绍，就是蒋英同志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我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了。蒋英同志是干什么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想得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位女记者流着激动的泪水，记下了钱学森诗一般的讲话。
会议休息室里，女记者走到钱学森和蒋英的身边，轻声说道：“钱伯伯，您刚才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我、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作为一名记者，特别是一位女记者，我能更进一步了解你们这方面的过去吗？”
“可以呀，”钱学森笑着望了身边的蒋英“让年青人知道我们这一辈人在爱情上是怎样走过来的，很有好处嘛！”
“太好了！”女记者马上掏出采访本，“钱伯伯，那就请你讲讲吧！”
“好。”钱学森微微点了点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和沉思，“我和蒋英称得上是青梅竹马，蒋英是我们国家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和我父亲钱均夫是同窗挚友。我们两家过从甚密，我和蒋英便成了童年时代的密友。长大以后，我们的交往更加密切。但我们都是事业型的，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要，也不在乎卿卿我我朝夕相守。当时，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蒋英也有二十四五岁了，我们早就到了婚龄，但为了各自的事业，我们婚期推迟了又推迟，直到1947年才在上海举行婚礼。我作为一个科学家，迷恋于自己的科学事业。科学家的妻子总要比一般人的妻子付出得更多。我勤于科学而疏于内务。蒋英理解我，体谅我，尽管她也醉心于艺术，但为了我安心搞科学，情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一切家务皆由她主动承担。我在美国遭到当局的逮捕、关押、软禁，在全家受监视、受侮辱的长达5年的艰难岁月里，作为最忠实的伴侣，蒋英不顾一切始终和我并肩站在一起，替我排忧解难，给了我战胜磨难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家常常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务的恫吓、搜查和捣乱。蒋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进行无畏的斗争，不顾一切，全力保护我，让我有一个研究科学的小天地。为了摆脱外界无休止的骚扰，蒋英辞退了美籍女佣人，而且经常搬家。两个孩子还很小，蒋英挑起了烧饭、做菜、洗衣、带孩子的重担。一个自小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大家闺秀，一个造诣很深的音乐艺术家，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样的女性，难道不值得赞颂吗？因而，我在授奖仪式上，抑制不住地讲了那段话。”
女记者做完采访录，抬起头来，问道：“钱伯伯，如果要给你们这段爱情取个名字，应该叫什么好呢？”
钱学森想了想，笑着说，“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
蒋英听完，也笑了，说：“这确实是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而且应当加上一句是‘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纯洁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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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9 02: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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