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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指责别人“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稳站道德正确位置，也含有浓厚的批判意味，这种批判有理由，所以都应该肯定和支持。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这个指责。
问题是这句话指向谁、指向甚么事；问题是出在对这句话的滥用。如果指责共产党的“抗美援朝”、“教训越南”叫嚣“解放台湾”，完全正确。但是，对并非“煽动别人送死”的人作如是指责，像以下将提及的，就荒唐了。所以，当这句话指向具体对象时，就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对此要充分留意和分辨。
01
指向谁，有具体的单指和对众人的泛指。当指向一个具体的人或团体时，必须能证明这个人或团体作为是出于邪恶的居心和害人的目的。这大体上可以从当事人的过往和行为相关事件的结果作出结论。这是比较客观理性的做法。但是，我看到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偏好、观点或论证需要或为了满足情绪发泄把对方视作“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的人。是不怎么样讲根据和理由的。
泛指群体众人时，显而易见，这个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02
“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是绝对错的吗？
不一定。如果不用带情绪性的“煽动”、“送死”等贬性词语，改用中性的“鼓动”、“斗争”等：“鼓动别人斗争”；一般地说，这还是一种常态。
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宣传队、文工团、报刊电台等等鼓舞抗日，表彰抗日烈士，都是相对地“躲在安全地方鼓动别人上前线作战”。我想，大概没有几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说这些人都是“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但是，如果出于当时的汉奸之口，他们乐意这样说：这些人是“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
比如，战时的指挥官都是躲在安全地方，不但是鼓动士兵而且还是指挥士兵上前线作战（“送死”）。虽然有一将功名万骷髅等道义不平之议，但是，至今都无法改变这个现实。泛化一些说，不理事的老板指挥管理层管事、不劳作的管工监督工人做工作、老师督促学生做功课等等都是指使者不作为，被指使作要作为；世事就是如此。
03
有一个情况特别需要提出来说说。政治理论家在安全不用付出甚么代价的环境下构思理论，提出一套改变现实的理想（主张、观点、理论，尤其是革命性的），一些政治家相信了这一思想，拿理论去相对冒险的政治斗兽场搏斗，一些人又相信了这些政治家而去跟着他斗争；政治家和战士都有可能因此而死。这些理论家是不是属于“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的人？
有一些人是给出肯定的答案的。如果肯定的答案合理正确的话，那么，写出《社会契约论──政治权利概论》的（法国）让·雅克·鲁索，主张扬弃专制提倡共和政体。之后相信他的理论，为反专制建共和而死的人没有人能统计出来；我估计这是为数最多的“为理想而死”的死亡数字。按上面给出肯定答案的逻辑，鲁索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杀人犯──最大的“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教唆罪犯。能否下这个结论？有请各位独立思考。
出了为正义而斗争而牺牲的事迹和人士，一些评论者作出肯定、赞赏、表彰、支持、鼓励评论。这些评论者是不是属于“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的人？──现在有一些人就是这么指责这些评论者的。在胡佳、陈光诚、高智晟、杨佳等人遭难时，海外的温和合作派就曾猛烈地指责革命派的言论是煽动别人去当炮灰；这种指责当时铺天盖地响彻云霄。刘晓波出事的逻辑与胡佳、陈光诚、高智晟、杨佳完全相同。这时海外的温和派、08宪章主导者完全取代了前此海外革命者的地位──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国内的刘晓波去当炮灰。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对自己过去指责革命派“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表示过悔意和歉意。
04
指责人们“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之说，会侵害对言论自由权利。
共产党禁绝言论自由的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不受党控制的言论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骚乱（影响稳定，以及其它害处）。这和指责“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的逻辑理由是相同的。“煽动别人送死”就是以言论杀人，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禁止有杀人实效的言论吧。然而，明确无误的是“煽动别人送死”是指现今的主张革命（包括暴力反抗暴政）的言论，也就是说必须严行禁止现在已经出现和存在的革命（包括暴力反抗暴政）的言论。
大概指责“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者会说：谁有权力禁止你说话？有谁禁止你说话了？别人说的“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也不就是一种言论自由吗？
是的，只有权力才能禁止言论自由权利。反革命派在法律上、在权力方面，没有出现禁止被指为“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者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呢？很明显，指责“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者情绪上是很憎恨的革命者，是期望禁绝革命者言论的。我说的要禁止革命言论自由，就是指这种欲禁思想。
05
指责革命派“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的理论有一个奴才意识在作怪：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独立自主的，没有独立思考选择决定和自主行动的能力；人必须在别人指引下才能选择决定和行动，就像扯线木偶。更明确地说，人分为管人的主人和被管奴才（奴隶）。根据这种奴才意识，国内反抗暴政者都是受海外革命理论煽动后才去当炮灰的。根据这个理论，若没有国外的人煽动，国内的民众就不会去维权、不会去翁安、不会去石首、不会去杨佳、不会去邓玉娇、不会去翻墙、不会去散步、不会去围观…；也们现在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有人在安全的地方煽动他们。共产党把“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典型，也极绝。上枱报上当、哭诉受到坏人蒙骗指使。这是他们政治宣传工作的惯技。
我认为，任何智力正常的成年人有权利选择或决定做甚么事，也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负完全责任。把别人自觉自主选择、决定、行动说成是受别人煽动的盲从被动行为，是对别人人格和尊严的侮辱。事实上，胡佳、陈光诚、高智晟、杨佳以及今天在反抗暴政第一线的万万千千维权民运反抗暴政者多是敢做敢当的好汉。当他们受到极权者迫害时，我没有听过有人说是受到别人的革命理论煽动而“犯错误”的。
如果“躲在安全地方煽动别人送死”理论、逻辑可以成立的话，我可以100%用这个理论和逻辑说：躲在安全地方的反革命者鼓吹国内受迫害的民众绝不反对，绝对顺从，绝对听从共产党的安排：驯服地去受辱受死。
我提出一个问题。请反革命合作派勇敢地回答。
共产红潮六十年来中国的平民百姓死于革命反抗（包括暴力反抗）的多，还是死于不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多？
答案是明摆着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以死亡人数为根据，主张反革命就是主张维护死人多的制度与维持死人多的现状；主张革命就是主张减少甚至是废除死人多的制度；消除死人多的现状──这是用事实与逻辑得出的结论。
张三一言
20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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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10-24 2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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