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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缘
中共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和其发展
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日军又進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在1937年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進。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当此国难当头之时，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蒋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而且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進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2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国的侵略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机，一边扩大武装叛乱，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边发展自身势力。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1931年10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進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才使得国民党未能获得充分时间赢得围剿的胜利。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它任何的证明了。
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出炉和对中共的五次围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确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即先平息国内的中共和一些军阀的叛乱，然后再全力对外。
那么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呢？
如前所说，1928年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但是中原大战又重启战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赢得了胜利，但是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亦借机发动了若干次暴动，并建立根据地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此外，地方军阀尚存实力，苏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还有日本对中国的蠢蠢欲动，使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艰难时势，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道理，鉴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的众所周知的常识，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安内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叠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因当时国人已逐渐能明了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于是在1932年6月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当年6月18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国民党的前三次对中共的围剿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前就开始了。第一次围剿始于1930年12月19日，共历时16天。政府军失败，失败原因主要是：政府军从事纯军事战争，忽略组织民众；中共红军采取集中兵力打击一点的以众击寡战术成功；地形崎岖，利于中共的游击战术。第二次围剿始于1931年4月1日，历时61天。共打了三次战役，国军第五师师长阵亡，损失步枪三万枝。政府军失败。第三次围剿始于1931年7月1日，历时82天。国军初战胜利，后因汪精卫等据广东独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部分军队移防湘粤边境、部分军队增防华北，故自动结束战争。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亲自坐镇督师，发动了对中共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历时121天。中共军队改守为攻，后遇日军攻击长城各口，对华北构成威胁，故国军终止此次剿共战争，调军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历时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结束。此次围剿，国民党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决心毕其一役消灭中共。在此次围剿前，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总结了前四此围剿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共军队的特点和长处，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同时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苏区构成严密的封锁，使中共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术无法适用。国民党的策略对中共来说是致命的，中共苏区面临着缺粮、缺药、缺盐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枪支弹药也很困难。
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称：“1934年3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部分中共红军则继续留守以牵制国军，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灭。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10月21日至11月30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导致长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可见，中共的长征是失败逃亡造成的、而非什么北上抗日(下文再详细分析)。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只不过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那只是其内部的是与非。但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却是共同的。
（正见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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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3 12: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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