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论下的死魂灵

miners · 发表于 2008-1-9 00:29:19

图为晚年杨绛

《走在人生边上》是杨绛刚出版的一本书，走在人生边上既是这本书的题目，也是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一位九十六岁老太太在人生边上思考些什么、并会和我们谈论些什么呢？无庸讳言，当然是生死问题。正如她在前言中所说：“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来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但她说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所以她这本书就有了《自问自答》的副标题。话虽如此，其实杨绛通过这本书，涉及到一个敏感的话题，即生命的价值和灵魂的归宿。在一个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主流意识形态，蔑视生命、亵渎神灵的国家里，这个问题的提出更是一个勇敢的挑战，因为这恰好是中国走向现代一直不敢面对，更没法解决的信仰和宗教问题。

在前言中杨绛写到：“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带着这个问题，她向许多“聪明的年轻人”请教，得到的回答很一致，都说人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对自己的见解都坚信不疑。她所求教的那些“聪明的年轻人”都是“先进知识分子”，虽比她小一辈，其实也都是她近旁七十来岁的朋友，但无神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使他们对精神世界都抱着不思、不信乃至不屑的态度。对杨绛提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压根就不是问题。杨绛把他们的见解，简约地归结了几条，不外是人死如灯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学的是科学，形而上学与我无关，什么上帝？上帝死了之类。对此，杨绛反问道：“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显然，杨绛是在质疑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肤浅之论，并对中华文明的未来表示了隐隐的忧心。

这种无知的社会风尚根源何在？当然在那个把物质看成第一性的唯物论。对于人类来说，要吃饭要思考，讲物也讲心，心物俱在而不唯，混帐就在那个唯字上，还岂有此理地将物质说成第一性。既然已从心物上分出个先后来，居然还能口口声声地说辩证，天下也只有中国才有如此狗屁不通的荒唐哲学。正因如此，在杨绛看来，“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于是她才问到：几千年过去了，世道人心进步了吗？现代书籍浩如烟海，文化普及，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皆远胜于古人，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文明是大大发展了，但人之为万物之灵的“灵”的方面却进步多少呢？对于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她质问到:“‘上帝死了’。死的是哪门子的上帝呢？各民族、各派别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称真主，称唯一的上帝，把异教的上帝称邪神。有许多上帝有有偶像，并且状貌不同。也有没有偶像的上帝。这许多没有偶像的上帝，这许多既是真主，又是邪神。有偶像和无偶像的上帝，全都死了吗？”杨绛这一问，倒把我们自己问呆了。对我们民族来说，我们的“上帝”、灵魂即使未死，被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窒息所致，也是奄奄一息、气若游丝。在全世界几十亿人口中，真正没有宗教信仰的，大概也只有今天的汉民族了。而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道难题，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对此，杨绛以她九十多年的人生阅历，明白无误地说出：“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生命不只是生物意义上的物质存在，尤其是人的生命更是如此，而是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的共同体，精神性存在是这个共同体的本质部分。正如杨绛揶揄的那样：“活着的人总有生命——不是虫蚁的生命，不是禽兽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我们也称‘一条人命’。自称没有灵魂的人，决不肯说自己是条狗命。”

所谓精神性存实则指的就是人的灵魂。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灵魂的信仰使人类透过有形的存在，看到背后那个无形的存在，是它孕育了我们关于实在背后的本质、规律、抽象——种种关于无形存在的思想和认识。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引以为自豪的文明，没有神明的指引、灵魂的驱动，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在唯物论者那里，一种愚昧的的思想方法，使他们终于有一天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是、实则愚蠢到家的问题：灵魂在哪里？神在哪里？他们十分“聪明”地证明了灵魂、神的非物质性，却十分愚昧地否定了这种无形的精神状态的合理性，正是这种愚昧，窒息了我们思想发展的内在生机。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可悲民族。

其实没有信仰的恶果岂止这点，那些人面兽心的东西，之所以什么坏事都敢做，黑白两道都敢吃。巧取豪夺，置天理人情国法于不顾；杀人放火，坑蒙拐骗，沽吃霸赊，把持一切，荼毒生灵。就在于他们对天地神明毫无敬畏之心，就在于他们信奉物质第一的唯物论、无神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的灵魂；他们没有灵魂，根本就不是人，所以才敢把我们不当人看。我们的灵魂被他们折磨，我们的精神家园被他们摧毁；沦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死魂灵！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大棒下，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被他们杀了个干干净净，反倒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讲科学，我们讲唯物，我们不唯心。不错，罗素和梁漱溟等人曾经说过，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或淡于宗教的民族。但这毕竟是学者的观点，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于人，更没有用粗暴的政治手段强加于社会。而当今社会宗教的衰败、信仰的缺失，作为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的中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诺大的一个中华，怎么会是一个没有宗教或淡于宗教的民族呢？这样一个没有宗教的文明又是如何生长发生的呢？我们的偏执和无知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呢？而这一切，对于任何一个有着宗教社会学常识的人来说，都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我国的历史上，皇权和神权是连在一起的。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在推翻清王朝的同时，事实上已经面临着神权瓦解后的宗教问题。当历史要我们对宗教进行变革之时，而我们却浑然不知。人们忽视了信仰纽带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信仰纽带解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路上无疑是从文艺复兴那里得到启发的，人们明白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缔造工业文明的作用和意义，因而注重了对文化的批判和复兴；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加尔文和路德的新教运动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对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稳定作用和积极影响，因而忽视了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对宗教模式的改造。工业文明之初，宗教是以变革的方式进入新时代的，从加尔文和路德的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精神；而中世纪的宗教精神，则以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而成为过去。中国只有对旧的人文精神的摧毁，而没有新的、具有民族纽带意义的伦理精神的建立；也就是说，宗教和信仰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必要的重视。这对一个复杂的、待改造的巨系统无疑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在没有新伦理精神建立的前题下，这种摧毁只是假象。它很快就会复苏过来，变得比以前还要落后、还要丑恶，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处在这样的境地之中。这也是导致文革时代的毛泽东——这个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大搞个人崇拜，大搞神运动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根源。而个人崇拜和“文革”的造神运动则是这个神权瓦解之后所留真空、以及我们对西方文明一知半解的必然结果；以至我们在文化改造和宗教的作用一类问题上，以枝节之论作为整体的系统之论，尤其那个唯物主义无神论们的无知之论，并以此来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错，宗教是要描述一个超经验的的世界，描述超经验的世界是给人类找到一个追逐的目标。设置了超经验的世界，人类知道去接近神性而疏远兽性。当人类失去了超经验的神的世界之时，人类就会回到兽性那里去。不是吗？从罗伯斯庇尔到希特勒，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贝利亚到康生，要兽性还是要神性？对于超经验世界，曾担任过捷克总统、着名戏剧家哈维尔这样讲到:“假设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得以运行，是因为存在着超出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存在着超出或凌驾于我们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东西，同时也正是这个东西，它赋予这个世界以坚定的基础。带来秩序和尺度，并成为世间所有法则、习俗、戒规、禁令、标准的隐密来源。”地平线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它恰当的说明了人类认识和理性的局限性。正是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注定了这条地平线永远横在我们面前，它的那端是神性的世界，这端是理性的世界。20世纪的麻烦就在于理性担负起了神性的责任，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他们恰好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超经验的世界且不去论它，宗教包含了现世的信仰和价值观却毋须怀疑。按照哈维尔的说法，把神性的世界还给神，我们关心信仰在现世的特定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关注我们自身——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灵魂。

从根本上讲，伦理精神和价值系统不光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几乎所有制度的基础。因此，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中国，要成为一个尊严而自强的中国人，我们在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我们文明的基础——现世的信仰和价值观的重构。正如英国外交家、《神圣罗马帝国》的作者詹姆斯•布莱斯(JamesBryce)所说：“人们若没有一种始终如一的生命学说和一种学说所依据的信仰，便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否定与批判的时代后面接着便是建设的时代。”我们已经否定和批判得够多的了，这几乎使我们回到了野蛮。在此之后，当然是建设的时代，尤其是要建设那种始终如一的生命学说和这种学说所依据的信仰，这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也是我们粉碎皇权政治的桎梏，走出恐怖暴力的泥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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