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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16 22:26 发表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波
中国每年百万人猝死
生与死的区别,在44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李学斌看来,只不过取决于他眼前的心电图仪屏幕上呈现的是怎样一条曲线。
15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屏幕上不规则的波形线渐渐变回规则的形状,一条生命被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他心中的那块石头最终落地,病房外焦急等待的病人亲属破涕为笑。
不过,更多的时候,他遭遇的则是这样的情形:那条揪着他的心一起波动的不规则波形线,缓缓变成一条直线,一个正值壮年的生命就这样突然死去。
不管是怎样的一个结果,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都很短。
“就是10分钟的事,能救过来就救过来了,救不过来,一条命就没了。”在2008年1月10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大厅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启动仪式上,李学斌向众人介绍道。一周后,在办公室里,他再次重复了这句话。
在他精心制作的幻灯片和提供的资料上,有着一大堆与猝死有关的数据和案例。美国每年大概40万~50万人死于猝死,几乎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猝死。据目前的统计,中国每年猝死人数“大概是100万”。
“这个人,知道吧?”李学斌指着曾在影视剧中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的图片说,古月患的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导致了心室颤动,心室颤动导致心脏骤停,并最终猝死。
在这个过程中,每耽误一分钟,生存率就会降低10%。“10分钟是个极限。10到12分钟后,就会脑死亡,即便抢救过来,也会变成植物人。”
根据美国弗雷明翰(Framinghan)心脏中心长达26年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在猝死的人群中,75%的猝死为心脏性猝死,即突然心跳骤停,呼吸也 很快停止,脑的供血供氧立即中断的情况。而88%的心脏性猝死与心律失常相关,被称为心律失常性猝死,这其中又有83%是由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引起的,而心 室颤动则是80%的猝死者最终的致死原因。通俗地讲,在美国的四五十万猝死者中,心脏骤停大概占35万,占全部心血管病死亡人数的50%以上,而且已成为 20~60岁男性的首位死因。
“心脏就像一个泵,血打不出去了,就叫心脏骤停。”李学斌解释,心脏骤停80%是心室颤动导致的,就是心脏在哆嗦,跳动没规律。
“这实质上是一个暴乱,需要外部的一个高级电流,嘭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打趴下,让所有的细胞都停下来,谁是总司令谁起来,然后重新开始指挥,带着整班人马,一声令下开始有规律地跳。形象地讲,这就叫除颤。”
而除颤的过程,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除颤越早,救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人们发明AED (A utom atic Eternal Defibrillation )的原因。A ED 又称公众除颤技术(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ion,PAD),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看来,这是医学和工程技术人员 共同创造的征服猝死的一把利剑。
从5%到49%的救活率
然而,在中国,这把利剑久久未能出鞘。
“因为根据国内的一些规定,AED仅限于医务人员使用。”李学斌介绍,这大大扼杀了AED作为公众除颤技术被发明推广的初衷。
AED技术早在1979年就开始临床应用,但当时只是将其作为“识别和治疗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的一种技术”。适用对象是频繁反复发作无脉性室速或室颤的高危病人,应用目的既为减少监护的医务人员,又为使治疗更为及时和安全,其使用人员仅限于医学专业人员。
此时,这种公众除颤技术所发挥的除颤功效,由于使用人员范围的限制,和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的急救室里医生用的人工除颤器,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并没有为患者争取到太多的抢救时间。
但随着对尽早除颤在猝死抢救中重要性的认识,AED的应用开始走向医院外,使用人员扩大到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而扩大到仅受过短期培训的、范围更广的社会公众人员。
1996年,美国西雅图的里奥纳多(Leonard)教授领导的专家组正式发表“关于公众电除颤”的建议,同年,美国心脏协会(AHA)与国会共同立法,取消非专业人员不能使用AED的法律约束,并几经修改在2000年形成法律条款。
2000年5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甚至为在美国推广AED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台演讲。他认为,如果在飞机、办公楼以及其他主要场所装备AED 的话,仅一年就能够挽救2万多人的生命。因为一周前,一位白宫的参观者突发心脏骤停,如果不是白宫在1999年已经配备AED的话,这位参观者“必死无 疑”。
这也是美国最早安装的除颤器之一。1999年6月,芝加哥奥黑尔(O’Hare)和中途(Midway)国际机场率先安装了AED,结果最初10个月发生 的14例病情中,有9名旅客被成功抢救,救活率达64%。而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没有安装AED前,美国全国的平均救活率只有5%,芝加哥则为1. 8%;在安装AED后,全国的平均救活率可达49%,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的救活率达到69%。
更有意思的是,救活率最高的地方是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那儿的赌场里,赢钱和输钱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容易引发心脏骤停,为此,每个赌场都装有AED。一旦有人倒地,马上除颤,然后再送医院。所以,他们的救活率,高达79%。
英国的情形与美国类似。早在1999年,英国政府已制定在大型购物商场、机场、火车站、娱乐场所安置AED的政策,促进公共除颤技术在英国的推广实施。
但在中国,在胡大一看来,以克林顿的讲话为参照的话,“我们至少滞后了8年时间”。在从事国产AED研制的方祖祥教授眼里,“中国在AED方面比美国落后 了7~10年”。为了迎接奥运会,2006年首都国际机场在2号航站楼安装了11台AED,开了国内公共场所安装AED急救设备的先河。由于运动员在训 练、比赛中可能发生猝死,北京目前已在奥运场馆、运动员驻地安装了300余台AED。人民医院安装的这台AED,则是全国医院公共场所的第一台。
猝死抢救如何走向公众
根据2008年1月11日在哈尔滨召开的第13届中国心律学高峰论坛公布的数据,我国心脏骤停的及时救活率只有1%。与会的国内心脏病学专家们,也正做着 1996年美国里奥纳多教授所做的事情,纷纷呼吁我国应尽快规定在社区及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配备AED,并允许经培训的非医务人员使用,以使救活率上 升。
而心脏骤停的原因,即便是这些从业多年的专家,也无法完全说清楚。有的人在某种情况下,突然之间就会室颤而猝死,尽管他可能是身体素质很好的运动员或年轻人,说不清什么原因导致发病,也许是遗传因素,也许是疲劳过度等各种原因。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肥胖、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和超过60岁的女性等这些人群,得冠心病的机会越多,猝死的机会也就越多。 而北京市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心脏性猝死的男性较女性多见,男性年平均发病率为 10.5/10万,女性3.6/10万。
在李学斌的幻灯片里,小品演员高秀敏的照片跃然入目。照片之下,是他统计的国内猝死的一批名人,挤满了一个页面,有光学专家蒋筑英、作家王小波等一些知名的专家和明星,他们的生命都在青壮年时期戛然而止。
行医多年,李学斌也发现很多问题:除一些医务人员外,社会上的其他人对猝死基本没什么概念。每当听闻一个很年轻的人猝死,大家除了一时的愕然,互发短信道声珍重,并不会去思考一旦猝死的现象发生在身边,自己应该去做什么。
这让他很焦虑。老百姓看到猝死,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而他想要强调的,则是急救。
所以,推动AED的普及,在他看来更像是一项使命,不是为了介绍AED这个机器怎么样,机器能救活一部分人,但机器更大的作用是提高人们对猝死的关注。他似乎更乐意传播一种理念,“我们要让全民意识到,一旦倒地,除颤是最重要的,是救活的最主要途径”。
AED似乎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这种技术是针对公众设计的,针对经过培训的一般人。最大的好处是,它是全自动的,不需要医生分析患者的心电图是什么样。真正有人在公共场合晕倒后,只要有人会简单操作,机器就可自动诊断需要不需要除颤。
这段时间以来,李学斌和他所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正忙于为全国各地培训使用AED的人员。但他很快遇到了难题。
“不是培训工作没做到位,而是我们的法律滞后。”他摇头叹息,“法律规定只能医生使用,别人不能用。”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美国心脏协会和欧洲复苏委员会 (ERC)的要求,医院以内发生的急性心脏骤停在3分钟内除颤,医院外在5分钟内除颤,医务人员很可能在5分钟内赶不到现场。如果还是强调只有医务人员能 使用,AED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摆设。
“我们想借助这个契机,来推动法律,也提醒民众意识到猝死离自己很近。”李学斌所掌握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近些年猝死的人数正不断攀升,并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心脏骤停已经成为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超过了中风、肺癌等。
正因为如此,虽然人民医院的AED到现在还没有用过,但李学斌期望,AED能够像消防器材一样,在大型公共场合配备,毕竟那里猝死的发生几率比较大。
“也许搁在那里十年没用上,可一旦用上,或许就能救活一条生命。”他望着眼前急速下滑的生存率曲线,指着“10分钟”所在的横坐标刻度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心脏骤停,但是死是活,前后就是那10分钟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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