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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涵却有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写完《艳阳天》，“文革”开始了。
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我不明底细，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管桦说我：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闯进市文联串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在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这时，被保护在医院里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我赶紧跑出房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前，一车身穿绿军装的女学生，正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接着，就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一会儿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说是要与别的“黑帮”一起拉到孔庙去烧戏装。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也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霎时，更多的红卫兵冲了上去，拳脚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一声，老舍是殴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派出所法办。这一喊，红卫兵们停止了拳脚，几个人上去将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很多，派出所没工夫管老舍，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去接人。我们先把串联的红卫兵劝走了，把被揪斗的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后院，然后赶去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一来让家人处理一下伤口，二来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联来报到。老舍当时没有说话，我说什么，他点头听着。我又给舒家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人。当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他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了电话。胡薭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当时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市文联在“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次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我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管桦他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北京电子管厂有一位郭某，1958年就曾撰文批判过《青春之歌》，从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茅盾先生写文章，作了结论，这场争论才告结束。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北大学生侯文正进驻市文联，大字报、小报上大登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杨沫的小说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我就出面说明她的历史、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和刘少奇更没有任何牵连。他们要揪斗杨沫，被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给拦阻了。我觉得杨沫、管桦、草明都是革命作家，不会反党。于是跑去找《红旗》的王主玉，问他上面是否有风说要批杨沫。王主玉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回来告诉大家说没事。郭某竟找到文联来，和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文联有人站在我一边，也有人站在郭某一边，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于是我们到《红旗》评理。我和郭是揪着对方的脖领子去的。那时年轻，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扳不倒我。到了《红旗》，他们的口风又变了，说我们都有道理。结果回了文联，就有谣言说我让《红旗》批评了。还有人要批管桦，我就是不批。周述曾等人就批我。我不搭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的好朋友杨啸也受到审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那些人找我来调查，我说，我了解他，他不是！他们不甘心，我急了，说，非要揪，先揪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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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中宣 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现将我的检讨摘录下来，也许对大家了解历史有帮助。
我的教训1
我是怀着十分惭愧、十分感激的心情，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时期，我先在文艺思想上受了毒害。1974年叛徒江青向我伸出了黑手，又在工作上直接受到“四人帮”的利用，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讲话，传播了“四人帮”反动的文艺思想，扩散了毒素，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当我逐渐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用心血从一个农村孤儿培养起来的文学作者，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保卫人民的利益，反而以自己的言行危害了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我不能不十分惭愧和悔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挽救了我这样一个上过当、受过骗、犯了严重错误的创作干部。一年多来，许多报刊对我的错误作品和言论做了批判，促进了我的觉悟；本单位的同志们，业余作者同志们和郊区农村的干部和群众，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与教育，使我有了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力量。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动员了亿万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蓬勃的景象，这些都有力地鼓舞着我，使我有信心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当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今天我又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给我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不能不十分感激。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而且错综复杂；这需要自己在领导和同志们大力帮助下，经过痛苦的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但是，我下决心认错、改错，在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来个新的开始。因此，我愿意利用今天这个时机，向同志们说清自己所犯的错误事实，摆出我的错误思想，汇报我的初步认识，取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我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底，三十岁出头的最好年华停下了笔，荒废了五年之久，我是很痛惜的。于1971年5月又重回创作岗位，心里兴奋，劲头很足。当时书店没有书卖，读者没有书看，也激起了我的责任感。周总理支持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更加鼓舞了我，很想大干一场。我那时是怀着美妙的理想、用天真的眼光看待文艺界现实的，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了要安定了，文艺会很快地繁荣起来。社会上推广的所谓样板戏经验，我感到受约束，但却认为是
“党”提倡的，仍然用功地“学习”
和“领会”。报纸上提出不要写真人真事，我就赶紧放下了写了半截儿的王国福传记文学，把1962年夏天起草的一部旧稿拿出来，吸收传记的部分材料，重新写起。新的长篇出来了，又写了短篇集、儿童故事集，还整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本旧作。这时候，我的书出多了，报刊上对我的评论也多了，我经常在外事场所露面，又出席了党的“十大”。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更加猖獗。大批知名的老作家被禁在干校，有的同志写一首诗就遭到暗算，发表一篇小说就招来大祸。随后又是批“黑画”、反“黑线回潮”等等接踵而至。这些都对我起着“打骡子惊马”、“杀鸡吓猴”的作用。我左右前后一看，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心理，开始感到孤单，感到风险，害怕抽打别的作家的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叛徒江青向我伸出黑手——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她送来的两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两天以后，她又让《人民日报》通知我看电影《中国》。又过两天，我到一位业余作者家串门，接到市委通知，让我赶到天桥大剧场，说江青要“请”我看戏。这样，“四人帮”就把我抓住了。从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我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过四次面(每次都是七八个人以上，没有个别见过面)，被她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在天桥剧场第一次跟江青见面，她装出一副“热情可亲”的样子，开口就问，浩然，我过去是不是亏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说，你这么年轻啊！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周围有你许多崇拜者，他们喜欢看你的小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等等，把我大捧一通，就胡乱地谈论起《艳阳天》小说和电影。她还说，你的《艳阳天》我看过。请你原谅我，《金光大道》没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还指示在场的于会泳等人：你们以后有这方面的事情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请他看戏，不要怕人家批评，你们几个里边没有懂小说创作的，等等。
我是农村干部出身，过去对叛徒江青的丑恶历史一无所知，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导”，尤其错误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本来出于反党目的，是拉拢我，扩充“四人帮”的势力，我却误认为她这样对待我，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了，心里很高兴。可是，当她向于会泳等人说有“这方面的事情请教”我的时候，又怕这是让我“当官”的信号，很紧张。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只要不遭受打击就行，愿意踏踏实实地写作，别无企图。所以，最后江青问我，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赶忙说，希望党多给我写作时间，千万别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我水平低，连党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我只有用笔才能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她令人奇怪地回答一句，你这个人真客气。这次叛徒江青接见，我非常高兴，原有的恐惧心理立刻消失了，错误地认为这一回我的工作被“党”承认，以后可以安心地写作了。我当时这种怕挨整而喜欢被“拉”的思想状态，就成了我以后上当受骗被利用、犯下错误的毒害根苗。
果然，四天以后，也就是1月28日凌晨，我跟叛徒江青的第二次见面——在钓鱼台与另外两个人一起接受了充当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线送黑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务”。当时正是春节，客人往来，忙得报没看、广播没听，不知道西沙打仗的消息，直到进了钓鱼台都坐在会客室里，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们几个来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江青从另一间房子里走进来，说，西沙这次胜利，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很想去，脱不开身，请你们几位代表我去慰问前线军民。还说，你们回来，可以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散文，我等着看。
江青派给我们这个任务，是蓄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是干扰军队，为她当“女皇”捞取资本；在我个人来说，是被阴谋家利用，是充当他们搞阴谋的工具。我却糊涂地认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觉得很“光荣”。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去充当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干送信和散发材料的角色，而我却没有抵制，没有拒绝。可悲的是，我连抵制、拒绝的念头都不曾有，就乖乖地遵命了。
第三次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面，是从西沙回来的3月5日晚上，接到市委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当时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北影”、“乐团”和“八一”电影厂的十几个人分头做汇报。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个曾经受她重用的文艺界领导干部的政治死刑，当场让秘书取来那个干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离比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见上边写着人名和号码，心里不由得一惊，暗想：这样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准备着随时打击的材料，实在太可怕了。我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过，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我的那种“可以安心写作”的幻想开始动摇了。我强忍住惶恐，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她是中央领导，不会随便诬陷人的，自己往这方面想多了，倒会犯错误。我就这样压下了自己的波动。两天以后，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个诗作者的电话，说他写的“诗报告”不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发表。我十分紧张，因为我要写的作品还没有构思好。我唯恐落后，急忙追赶，拼命地写了两个星期，把《西沙儿女》全部起草出来了，同时打印，立即送江青审查。大约在三天以后，于会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首长(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处理，我们保留批评权。江青不看稿子，还要“保留批评权”，使我的精神有些紧张，怕被抓了小辫子而挨棍子，于是在修改的时候，越发向“诗报告”靠拢，认为那样保险系数会高一些。很多毒素就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注入的。在“奇志篇”中，我用了“庐山劲松”，是受“诗报告”的“启发”，很自然地因袭下来的。我当时甚至觉得用那张照片，比用一条语录形象，自欺欺人地认为有主席题诗，不会错。在修改定稿时，我又塞进了江青的一句黑话，即“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是我经过思考、自觉地这样做的。当时我在广州石岗修改稿子，军营里放大喇叭，正播“诗报告”。当我听到诗里边的那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动，想起在文化部“创办”讨论修改“诗报告”的时候，于会泳曾说他专门找江青核对过那句话。那句话既然是江青及其亲信所重视的，如果我在作品里不引用，很可能使江青怪罪，起码会有所不悦。于是，我就在校样中间找了个地方，把这句话填了进去。这样一来，这句黑话，加上“庐山劲松”的照片，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叛徒江青是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我给江青树了碑、立了传，这是在政治上犯的严重错误。
1974年是我被叛徒江青完全欺骗的阶段，除了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被她利用以外，我还按照她在一份简报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学参观，写了一首儿歌，我还自动地到过江青鼓吹的小靳庄参观，写了一篇散文。这些都直接地为这个阴谋家捞取了政治资本。这期间，当江青送材料给我或让我看了电影《中国》以后，我给她写过信，还向她汇报过《西沙儿女》的主题思想和写作过程(到1974年秋天以后，再没有给她写过任何信)。这些信虽然没有一封是“告状”的，没有一件反映别人别事的内容，却有不少“感激”她、恭维她的话，这些反映了当时她那假面具和特殊地位对我的欺骗很严重，也暴露了我把毒药当蜜糖吞吃的那种“得意”情绪。
1975年是我对叛徒江青的丑恶面貌有所认识的开始。1月初，我在密云县深入生活。有一天夜间，我跟县委书记何奇珍同志下乡回来，互相信任地谈起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何奇珍同志为一些好作品和老作家被压迫鸣不平，嘱咐我小心。忽然，他忍不住地当着我的面骂起江青，她算什么东西，信口开河……她一个人就代表党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样正义的声音。当时，我虽然只是点头，没有也附和他骂江青，但是，这声音对我的思想震动却是很大的。仿佛这是个信号，后来我在农村、军队，在一些文艺工作者和老同志那里，经常听到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的声音。这些启发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渐渐地看清了党心、民心和军心所向。我对江青开始反感了，怕她了，小心地躲避她了。到了7、8月间，关于江青的所谓“谣言”流行起来，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不再跟江青靠近的念头。9月16日，我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我到大寨去，我17日赶到大寨，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这是我第四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江青，也是最后一次。
在大寨，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的下流表演，她追查所谓“谣言”，疯子一般地骂人，逼《创业》作者给毛主席写信承认“错误”，说那实际上是反攻的信，还说“写了信别给我，直接送中央”。当时，我虽然对中央的斗争情况并不清楚，没有识别出江青跟王、张、姚等人搞的是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路线，也没看出江青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更难以辨别正在被追查的“谣言”是真是假。但是经过几次接触，逐步地有了一些实际感受，我感到江青这个人的灵魂十分肮脏，作风很不正派，反复无常。我对她的一些言行由不满到厌恶，联想到7、8月间我所听见的有关她的丑闻，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倒台了。我不仅害怕她，而且憎恨她，我告诫自己，今后决不能再跟她靠近了。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我被于会泳等人伴随着的江青拦住，她问，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我回答她说，没有听见。她用不相信的眼神盯我一下，我赶紧说，不信您去调查，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我跟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脱都推不掉。江青跟于会泳还分别三次宣布纪律。江青布置所谓创作的“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经过思想斗争，第二天终于向组织做了汇报，并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艺工作的书记表明不愿意执行江青交给我的这个写作任务。那位书记说，拖拖看。我就藏到军队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刘庆棠让人通知我，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我为了逃避，又通过市委领导在初二躲进军队的三一医院，继续偷偷写小说。领导、周围的同志，以及三一医院十三病室的医务人员，不畏风险地支持我这一行动。我之所以不像接受西沙之行差事那样热心积极地接受写《井冈山》的任务，是因为四点：第一，我对江青这个人有了看法，过去认为她代表“党”、代表毛主席的这种糊涂观念已经破灭了；第二，我听传说《创业》作者那封告江青的信，是邓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支持了《海霞》，江青才打击这部电影的编导，感觉到这里另有斗争；第三，写毛主席革命实践的《井冈山》创作，为什么保密，使我怀疑；第四，毛主席那个矛头直对江青，关于《创业》的批示，给我壮了胆，开始觉得江青不得人心，她再要胡闹下去，早晚得被批评。可是，1976年2、3月的形势，又使我糊涂了：不得人心的江青通过组织手段疯狂地追查“谣言”，越来越得势。江青所仇视的邓小平同志反而成了“右倾翻案风”而遭到批判。我对真相不了解，又不想无根据地胡乱猜疑，心里十分害怕。这时，我从个人安全出发，心想，如果得了势的叛徒江青发现我对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制她交给的任务的事情，知道我底细的渠道很多，难以保守住秘密——我必须改变躲避她的策略，免于暴露、免于毁灭。因而，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怀着沉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长沙，追上了2月9日就开始工作的“井冈山”剧组。
这部作品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写成出笼，在创作活动中我一直托病没有执笔，但从思想本质上看，参加《井冈山》的写作比写《西沙儿女》的行动本身，错误更为严重。因为写《西沙儿女》时，我对叛徒江青确实还没有什么认识，完全被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所迷惑。到了写《井冈山》时，我跟她有了接触，有了一定认识，却没有舍得一身剐地斗争到底的勇气，我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写作权利，怕影响儿女们的前途，怕株连朋友，等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暴露。因此，我的教训也是最沉痛的。
我在工作上受了“四人帮”的利用，首先思想上受了“四人帮”的毒害，而思想受毒，远在叛徒江青拉拢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四人帮”鼓吹的一套反动文艺理论，我在思想上接受了，并在创作上实践了，在言论中大量传播了。那几年，我在各种场合、许多文章里说过不少错误的话、过头的话、无知的话。我毒害了青年业余作者和读者，伤害了老作家，也危害了党的事业。我一想到这里，便悔恨不已。
“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我第一次接触林彪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时，并不理解。因其属于中央文件，是上边批发下来的，对“文艺黑线专政”这句话，在理论上并没有怀疑。我1964年10月一搞专业创作，就是“文艺整风”，贯彻毛主席对文学艺术的两次批示，我觉得那批评是严厉的，文艺界的问题是严重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接触到实际问题，眼看着把大批作家打倒、把大批作品封禁，我从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我被选为市文联“文革”负责人以后，跟同志们一起，对大多数作家和干部采取了保护态度。后来由于刘少奇1、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和一些同志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不得不强制自己承认错误，承认保护了“黑线”、压制了向“文艺黑线造反”的革命群众。不久，文联被“砸烂”，我和全体同志被当作“黑店”的伙计赶出大院，接着挨整，肃“黑线”的流毒，最后灰溜溜地下放劳动。这一切，留给我精神上的创伤是深刻的，对我的思想影响是严重的。重新回到写作岗位以后，正赶上“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疯狂时期，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文艺黑线”，今个反
“复辟”，明个反“回潮”，“四人帮”制造起来的这股子“文艺黑线”的旋风，时时处处地吹刮翻卷。久而久之，就把我吹迷糊了，林彪、“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理论和他们对付所谓“文艺黑线”的残酷现实，就互为作用地使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界“一团漆黑”这样一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战线像其他各条战线一样，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上，被《讲话》哺育起来的一大批老作家，从战火纷飞中磨炼过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丰富的生活积累、纯熟的艺术修养。建国后，他们深入社会主义火热的斗争生活，写出大量受工农兵欢迎的优秀作品，这是铁的事实。对这些作家和作品，我没有一概否定和一概打倒的思想，也没有具体地参加过“四人帮”的任何砍伐活动。但是，已经被林彪、“四人帮”那股邪风吹糊涂的我，不仅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当“老保”，反而跟在“四人帮”的喉舌边，喊叫“十七年被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政”的口号。尤其严重的是，把业余创作的活跃，看成是所谓“文艺革命”的成果。我把“帮气”十足的文学作品、电影、会演一度增加，自欺欺人地说成是“文艺春天的来临”，替“四人帮”粉饰了悲惨的现实，麻痹了广大群众。这是我的又一严重错误。特别是北京市的业余文学青年，他们信赖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正确的帮助，我在主观上也想热心地给他们一些帮助，可是中了“四人帮”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当作糖灌输给他们。他们的健康成长受到妨碍，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
我在“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旋风里迷失了方向，承认了十七年文艺界是“黑”的，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就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十七年是“黑线专政”，那么我这个十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又如何解释呢？我觉得自己不是“黑线人物”，我当时是不受重视的、是被“黑线”压制的。我把自己初学写作时，一些作品没有被发表，牵强地说成是被“黑线”压制；把没让我参加文代会说成是不受“黑线”重视；甚至把一些同志出于爱护而对我的批评和指教，也曲解为“黑线压制”，这是极其荒唐的。我向这些被我伤害了的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因为接受了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的谬论，我就不能不承认自己这个从十七年走过来的人也中了所谓的“黑线流毒”，在一些场所，把自己过去接受的一些艺术上的问题，也作为“流毒”来清理。同时，用“四人帮”的艺术标准，特别是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模式“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以及写矛盾冲突的一套谬论来衡量自己的旧作，就觉得有些东西不够标准了。编选“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的时候，我把曾被一些同志肯定的作品，如《晌午》、《蜜月》等，视为是有“毒”的作品加以删除。搞新的创作，我使劲地学习样板戏的经验，明明感到是框框，强硬着往里钻，我对长篇作品必不可少的成长人物、被争取团结的人物，抱着极小心的态度对待，尽可能少写，怕犯“中间人物论”的错误。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没办法加进“阶级斗争”的线索，宁肯放弃，也不写，怕蹈“无冲突论”的旧辙。我机械地强调创作为政治服务，不多谈创作技巧，怕触犯“为艺术而艺术”的禁条。我尤其把“四人帮”那个“根本任务论”当作自己认识上的一个“提高”。总之，我把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所否定的，都当成“错的”、“旧的”，而把“四人帮”鼓吹的一套“样板戏”经验，都当成是“对的”、“新的”。所以我就声称跟“黑线”决裂，走“新”的，也就是以样板戏为榜样的创作道路。我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否定了自己过去十七年曾经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所走的道路，而把自己禁锢在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框里”，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必然铸成了写出《西沙儿女》这样的错误作品。
我出生在北方农村，成长在北方农村，一直用笔反映北方农村生活，对西沙生活没有任何积累，对处理战争题材没有任何经验，只凭着一个“大人物”派给的任务，就靠着临时采访的方法写起小说，这本身就是违反创作规律的。我这样做了，还扬扬得意地认为，自己积极地写了不熟悉而应当熟悉的生活，是及时地为“政治”服务了，是我所走“新”的创作道路的一个标志。实践证明，我这个创作活动为“四人帮”阴谋家服务了。所谓“新”路，正是旧路，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深入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以及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一个违背，是我对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正确道路的一个否定。“黑线专政论”、“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毒害，导致我的某些创作从为工农兵服务而变成为党内野心家服务，为阴谋文艺服务了，这个教训是多么沉痛！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制造争端、挑动派性，分裂了文艺队伍，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不堪回首的。就我个人的错误来检查，因那时运动的反复，我与本单位的几位作家伤了感情，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尽管我没有利用后来我自己的所谓得势的地位加害过任何一个作家，甚至没有对任何一级领导汇报过他们的情况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情况，但是在内心里我对他们有排斥情绪，不愿再到一起工作。我对他们遭受“四人帮”压制的痛苦没有切身体会，对他们不下乡、不写作品是受“四人帮”压制的结果没有认识，尤其对一些同志不下乡、不写作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抵制这一点，更不理解。所以在1974
年以前，我在跟业余作者谈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带着感情说过，有些作家拿着高工资，不下乡、不写作品这些错误的话。我伤害了这些同志，我在这里道歉。1973年冬天文化局创评组搞所谓反“回潮”。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开始以后只参加半天会，进会场之前，文化局一位领导才在门口把会议的内容告诉我。我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凭过去的主观印象发言表态，支持这个会。我把这些同志遭到不合理的批判，看成是这些同志本身不好好地深入生活写东西而胡闹应受的处罚。我还从“重新组织队伍”这个错误观点出发，说市委能让这些同志回到创新岗位上来不简单，我让这些同志感市委的恩，不应当再给市委“惹祸”。我还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要离开创评组，搬到农村去。我以一个最“革命”、最“合格”的作家的神气“教训”别人，给那些受冤挨整的同志增加了精神压力。我要向这些同志承认错误。
1975
年春天开始，随着我对叛徒江青这个人反感、憎恨萌起，对当时受“四人帮”摧残的农村生产，也有些不满意和担心。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华主席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我是从心里拥护的。10月里，根据我前一段的生活感受，写了中篇小说《三把火》。我想形象地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配合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以“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作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斗争核心。主人公杨国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土改以后当过干部的老同志，把他们团结起来，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稿子打印后要在《北京文艺》上连载，已到1976年春天。那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接着批判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我的《三把火》被揭发为是写“三项指示为纲”的，是宣扬“举逸民”，搞“复辟”的。当时我想不通，觉得用作品体现主席的精神没有错，可当时是有理没处讲的，不免又很紧张，怕被文化部抓了典型而遭到迫害。所以，第一次修改，也就是在《北京文艺》上连载的稿子，主要更动是消除“三项指示为纲”的痕迹，例如把女主人公访问、起用老干部的情节，改为访问“老贫农”等。在连载过程中，社会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的口号喊叫起来了，从市委有关部门到文化局各方面向我提出按这个口号修改作品的要求。特别是剧团要把它改成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调演，领导向我提出，全市只有这一个戏，参加汇演必须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只能搞成。搞成搞不成，关键在你协助。在当时那种压头盖顶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我从勉强到自愿、从别扭到顺手地按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调门，一遍一遍地加码，改写了这部作品。因为要遵照领导关于避开“三项指示为纲”、“三上桃峰”这个“三”字的指示，还把书名《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不管这个作品的修改过程如何曲折，但它是通过我的头脑思考、通过我的手完成的，要由我负全部责任。
所谓“写与走资派斗争”是“四人帮”一个重要阴谋。他们借着这套诡计，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这股风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医院。我又一次错把“四人帮”的诡计当成了党中央的号令，唯恐因住医院对文艺问题比较闭塞而落后于“形势”，我就从报刊上几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论的文章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二十三条”、“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以及毛主席当时的新指示开始学起。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不是系统的而是割裂的来学习，所以辨别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伪，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属于坏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谬论。我兼收并蓄地“学”了一通，又被从医院里叫出来参加一次文化局创评组召开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座谈会，听了一些发言，立刻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其结果，使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我把《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三把火》的素材是生活中来的：起用老干部问题来自通县的富各庄、果上山粮下川来自怀柔县蚕坊营；杨国珍这个人物来自密云县新农村的杜常珍等几位同志。到了改《百花川》，就完全按照上边，实际上是按“四人帮”的“要求”
和“指示”图解了，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人物的原则。这也是林彪、“四人帮”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流毒和表现。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5
月里路过南京师范学院时，在一个座谈会上大谈“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体会”，替“四人帮”扩散了毒素。我这方面的创作和言论不自觉地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他们效了劳。十年间，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事业的紧要关头，说错一句对革命不利的话，办错一件对革命不利的事，都是罪过，何况我说错了那么多、做错了那么多！我认账、还账、决不赖账。我的心情是随着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加深的过程而加重的。我十二岁成为孤儿，十四岁参加革命活动，十六岁加入党组织，十七岁开始一边识字一边学习写作。是党把我培养成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犯了错误，我怎能不认错、不改错呢？我是一个自认对党有感情、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为什么会犯下这样有害于党和革命的错误呢？为什么从懂事起就立志在私生活和在社会上都当个正派人的我，却在人生的途程上留下这样歪斜的脚印呢？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关键在于我自己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造成的。第一，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学习得不够，更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下过工夫，缺乏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主要凭着对党感恩的思想、凭着热情工作，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盲目性。“文化大革命”前，因多年当基层干部和从事新闻工作，养成一种偏重于当时的政策学习和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比较注意政治理论学习了，却赶上林彪、“四人帮”干扰，他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主义横行、形而上学泛滥，把我的思想搞乱了。这两点的直接后果是，当上边领导出现了坏人，又跟他们发生了工作关系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地被利用，当了他们的工具。第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大的挫折，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学习写作以后，一下子酷爱文学创作，不顾一切地为“创作”而奋斗。这里边既有新生活的鼓舞，有革命事业心，又有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顺利了，有成绩了，就扬扬得意，骄傲自满；有了困难，就急躁悲观；遇到风险，就总想保住写作权利；越有点名气，这个包袱越重，于是就有了怕字，不敢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低和一切围绕着“写作”，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字转，是我犯了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内因。
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把步子迈正，把创作搞好。我现在虽然身体不行了，但还年轻，还能为党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党和人民给我的笔，写出较好的作品，以功补过，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誓言，更是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要求和希望。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大跟斗跌得很重，是损失，也是收获。如果能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会成为宝贵财富，使我受用终生，我将变得聪明起来、坚强起来。光明的中国，自有每个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进！
我的检查很不深刻，我愿意继续检查，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这篇思想检查实际上是大会召开后，我以会议发言为蓝本写的。主持会议的是市委文教组的王利民，他说我很真诚，说的都是真心话。他说得对，我的确没有半点隐瞒。但那是70年代，写什么都要加一大堆套话，所以今天读来好像是在敷衍。当时刘少奇还未平反，我将他和“四人帮”、林彪并列在了一起。这篇文章本来是给《北京文艺》写的，但市委看了不同意发表，认为没必要把我的错误大肆宣传。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惨、需要帮助的。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
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那次被市委从延庆叫来，就是让我去开会的。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我走进会场，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儿。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别人刚扫完，他又扫，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后来，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非常紧张。听说他后来曾送进精神病院，前些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联系。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我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我写井冈山。我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我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我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一医院，躲在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之时，我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我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
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领导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
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是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我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文章摘自《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作者：浩然 郑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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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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