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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8 1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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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特别强调，宣传要面对群众，要讲究艺术，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的艺术在于领悟广大群众的情绪性观念，通过正确的心理方式来发现一条吸引群众注意力的途径，从而直入广大群众的心灵。 ……一旦我们知道宣传面对广大群众这一点有多么重要，那么就会知道，使宣传象科学教导那样面面俱到，那是一个错误。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智力很低，可是他们的健忘性却极强。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事实，所有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极少的几点上面，而且必须以口号的方式不厌其烦地不断重复这有限的几点，直到大众中的最后一个人也知道你的口号想要他知道的东西。 当你舍弃这个口号，试图面面俱到的时候，那种效果就会荡然无存，因为对于面前那些材料，群众消化不了，也记不住。于是，效果也就减弱，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同上：第180－181页）
他举这个例子，极见政治宣传的本质：“举个例子，假如一个招贴是在宣传一种新的肥皂，同时又说别的肥皂‘好’，我们对这种招贴应当怎么看呢？我们只能对之摇头。政治宣传与此完全是一回事。举例来说，宣传的作用不是为了衡量或考虑不同人们的各种权利，而是完全着重在所提出来的某一个权利上面。宣传的任务不是做关于真理的客观性研究，那有利于敌人，他们以学术的公正态度把它提到群众面前；宣传的任务是为我们自己的权利服务，永远如此，坚定不移。”不求态度公正，不求言论科学，不求立场客观，效果上不能有利于政治对手，而是永远为自己的权利服务，而且需要片面、偏狭、急功近利，这些话语充分表露希特勒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政治宣传术的本质。懂得政治宣传这种实质，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几代专制者总要提出自己的一个标志性口号，以及毛泽东“大跃进”、“反右”和“文革”中那些吹牛撒谎、诬蔑诽谤等等本领何以大派用场，赫然出现在党报上，诸如亩产十万斤，某某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等等。为了欺骗民众，需要提出虚假口号；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手段都用，毛泽东及其后辈继承的原来是希特勒的衣钵和教导。
希特勒对民族的知识成分做的估量，是他的社会分析和宣传工作赖以建立的基石：“一个民族的大众，不是由外交家们或是政治法学教授构成的，也不是由那些能够独立形成理性观点的个人构成的，而是由那些头脑简单的普通民众构成的，这些人摇摆不定，倾向于怀疑和不稳定。一旦我们自己的宣传承认对方的权利，哪怕就是承认那么一点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权利产生的怀疑就有了立足点。”他的政治宣传，原来是怕知识分子，因此要绕过知识分子，走向头脑简单的草根阶层。
他指出，从事政治宣传多次重复最简单的一项或几项要点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不是常备不懈地把一项根本原则牢牢记在脑子里，那么即使有最出色的宣传技巧，也不会获得成功。宣传工作必须限于很少的几个要点上，而且需要反复多次重复。这里，为了胜利，占据第一位而且最重要的是坚韧不拔。”“宣传的目的不是为那些玩腻了的年轻绅士们提供开心果，而是为了说服群众。可是，群众是迟钝的，他们在有所举动以前，即使注意到一件事，都需要说服自己，只有把那些最简单的观念重复成千上万次，群众才能够记住它们。”（同上：第185页）
由此，我们看到了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所谓“谎言重复千次即成真理”原来是活学活用这位领袖的教诲。我们从毛泽东及其后继者制造的那些最简单的口号中也看到希特勒的这些宣传诀窍，诸如“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三面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指挥枪”、“反修防修”、“反对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反对动乱”、“保持稳定”、“三个代表”、“保先”、“和谐”等等，以及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取代“反革命罪”等等，不时地从他们的口袋里变戏法似地根据政治需要往外抛。
希特勒一针见血地揭露他的政治对手撒谎的本性：“我们可以对那些满纸谎言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印刷品不屑一顾，在他们那些人，撒谎就是他们的命根，就像猫要活下去就得捉老鼠。”（同上：第243页）“要看到这一事实：以狡黠手段并且坚持不懈地使用宣传，甚至能够对着人民，把天国说成地狱，把最悲惨的地狱说成天堂。”
他看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兴起与贫困落后血脉相连：“布尔什维主义浪潮的出现，一点也不偶然，这种浪潮从来没有找到比那片土地更佳的地方：那里的民众被常年的饥饿和贫困折磨而堕落，这些地方包括德国中部，萨克森，还有鲁尔。”（同上：第253页）这种邪恶宣传及其政治势力，最容易召唤来的，是那些小知识者、穷人和赤贫者。
马克思主义：迫使人民屈服于它的铁拳
希特勒在德国从事政治运动时，面临的最大政治敌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士、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非常活跃，而且依靠团伙暴力，在俄罗斯这个贫穷的国家夺得政权，开始它的残暴统治。希特勒以他独特的政治敏感和出色的洞悉力，在很短时间里就非常深刻地看破他的这些政治对手的全部残酷和卑鄙，对之做出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揭露。这种头脑和眼光，远远超过当时人和后代人的 智力水平（包括英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哲学家、作家、教授在内），甚至连英国作家奥维尔（《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那时都没有这种眼光，他要等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遭受苏联特务秘密追杀时才对共产党专制的残暴性及其理论的悖谬性获得深切认识。中国的托派领袖陈独秀对共产党暴虐本质的认识，是在他的晚年即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共产党统治的前南斯拉夫，后来也出现德热拉斯（《新阶级》一书作者）那样的独立思想家和政治异见者。
中国人对于异化问题的探讨，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那是以怯懦和羞怯的方式谈论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严重罪行问题；问题的提出者和讨论者们仍在宗奉或表面支持那种理论学说，他们从马克思早期的一本笔记草稿《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寻找蛛丝马迹做理论依据，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身，自以为这部经本来好，只是和尚们念歪了。这些异化论者，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家门的一些原教旨主义者而已。这些异化论者虽然看到这一理论和学说对人类造成的严重政治灾难和社会苦难，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显示出理论上的弱智和思想上的讨巧，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正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和学说给人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政治黑暗和无数的社会悲剧。显然，这些学者及其所持的所谓异化观点不能彻底地思考问题，即缺乏理论的彻底性，遑论粉碎谬说、拯救人类？
这些理论工作者们不能把问题直接引向卢梭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理论，更不敢把社会的救治和政治的出路直接引向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因此，他们的所谓异化论，很快丧失存在的价值。然而，民主自由、权力制约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却松柏常青，是一切追求出路和光明的个人及其民族都向往的人类共同道路。
对照上面所述世界许多民族的优秀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以及对各国共产党罪行做的批判性揭露和思考，希特勒早在20世纪20年代透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做的深刻揭露而表现出来的政治透视力和犀利眼光，是极少有人能及的。他不是理论家，却有着比那些理论家更出色的感悟力和洞察力。他的言论，实在是把那个对手的三层皮都扒了下来，还它一个赤裸裸。希特勒这种犀利眼光及其对共产党的认识，使人不免感到，再说什么似乎都有点多余，那不过是为他的揭露和结论增添无数事例而已。
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深刻洞悉，并不说明希特勒伟大，而是见出希特勒极端狡黠和机智（他的那些共产党对手同样也具有希特勒的这种极端狡黠性）。他这种超凡的狡黠和机智，还在于他接过和利用这个极端邪恶的政治对手的那些卑鄙手段，施行同样野蛮的政治迫害、种族屠杀以及背信弃义、发动战争等等，正如毛泽东接过和利用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和斯大林30年专制统治手段。他们都不佩“伟大”二字，只能称之为狡黠和卑鄙。伟大，用于人格的肯定；而狡黠 和机智，不过是用于对恶徒犯罪智能的衡量。
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后辈，都侈谈无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对无产阶级专政却看得极透。他一针见血指出：“在政治上，他开始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民主观念。他利用马克思主义把群众组织起来，他发现这是一件武器，可以免谈民主，从而使他以专政的、野蛮的拳头来管制人民，使人民屈从。”以专政的观念取代民主观念，从此免谈民主，同时以拳头来管制人民，迫使人民屈服。这一点，所有来自共产党专政国度的有良知者，都会深感其言之深刻。许多人生活在这种专政下，一生受尽苦楚，却说不出这样的话，达不到这样的认识。许多人还以为，毛泽东死了，后继者必有智慧，一切会好，于是后来又接连不断出现天安门大屠杀、民主人权人士受迫害、普通维权民众和民族惨遭镇压等等悲剧和黑暗事件。
希特勒看到，他的政治对手们抛弃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败坏文学艺术，把民族引向毁灭：“在政治上，他把民族的一切自我保存和自我保护的基础悉加毁灭，把对领导层的信任悉加毁灭，嘲笑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过去，把一切伟大的东西统统丢进垃圾桶。在文化上，他污染艺术、文学和戏剧，嘲笑那些心地自然的感情，推翻一切美和崇高的观念，推翻一切高贵的善良的东西，从而把人们拉进他自己的卑鄙性格中。”（同上：第326页）人类最美好的理念和感情，包括真、善、美在内，都遭到那伙政治骗子们的嘲弄、玷污和否弃。这一点，经过野蛮的50年代、黑暗的60年代、残酷的70年代、血腥的80年代、腐败的90年代、 绝望的新世纪初年的人们，都会深有感触。那些政治骗子批判人道主义，批判人情味，批判父子母女之间的亲情，批判男女之间的爱情（常常冠以“资产阶级”或 “小资产阶级”情调之类帽子），讥笑人间真情，批判一切属于真、善、美的东西，代之以所谓阶级立场、阶级斗争、阶级警惕性、无产阶级感情和共产党专政概念，提倡检举、揭发、背对背出卖或面对面批斗、乃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等。
马克思主义给人类带来那么深重的苦难，希特勒对它的揭露犀利而准确。对这种政治势力的痛恨、揭露和抨击，是他的自传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他未能把主义和种族分开，而是把这种仇恨与他对犹太人的仇恨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谬误。因此，希特勒的反马克思主义，成为反犹太种族（马克思是犹太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党派的仇恨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种族仇恨，直至后来大规模迫害和屠杀犹太人。
他对斯大林政权统治下的苏联做的揭露和批判，亦颇有洞见。他指出那伙人是人类的渣滓，是满手沾血的罪犯。他深知这个政权毫无信义：“苏俄当政的统治者们加入联盟时，它心里没有任何信义的概念，更不要谈什么遵守条约了。决不要忘记，苏俄当政的那些统治者们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决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人类的渣滓，这些家伙们得益于环境，在这个悲惨的时代，掌握着偌大一个国家，他们以野蛮的嗜血欲望，屠杀和消灭掉数千名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到现在，几乎有10年，人类历史上这个最残酷、最暴虐的政权一直在干着这种事。而且，不要忘记，这些统治者属于这么一类人，它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把兽性的残忍和无法想象的撒谎才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它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它需要用血腥手段来镇压整个世界这一使命。”
这种认识，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出现在他脑子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这种认识，甚至连当时许多苏联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没有象他那样清楚、深刻地看透自己国家的真面目。英国有几位知识分子看到这一点，奥维尔是10年后才看清这一点。“兽性的残忍和无法想象的说谎才能结合在一起”、将以血腥手段镇压整个世界，这些话显示希特勒对苏俄政权罪恶本质的非凡洞察力。大约正是基于这种洞察，他在1939年毫不手软地发动对苏联的闪电战，以求将这个罪恶的共产党政权从地球上抹去，把斯大林一伙罪恶势力彻底消灭。在与苏联制定和平条约后干这件事，恰恰见出希特勒对这个政权的仇恨和他的特殊心态，那就是，与其你不义，何若我不仁？基于这种认识，希特勒需要尽早消灭苏俄政权这一未来的大敌。50年后，苏俄自身垮台了，它当年那套政治遗产和手段却被中共全套继承。中共签定了国际人权和自由条约，却如一纸空文，继续在国内秘密迫害和镇压民主人士和不同信仰者，而且不断有人喧嚣要发动核战争或“超限战”等等，向这个政权所仇视的民主世界挑战和叫嚣。
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希特勒洞悉并仇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种种罪恶，可是他得权后接过那种手段，依然走那种道路，即运用暴力，制造谎言，施行残酷的政治和种族迫害。这是研究其政治信念和心灵弊端最应注意的一点。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自己应当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党派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都是人类的罪恶势力，都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希特勒明知共产党势力的种种罪恶，却张大这些罪恶，这显示希特勒势力心性狡黠、眼界狭隘、着重实用，特别善于从恶学恶，抓住人类心灵弱点加以利用。因此，纳粹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同样卑鄙、同样残酷、同样邪恶。人类想有光辉未来，必须根绝这两种思维和制度，否则别谈什么光明和伟大。这是一切批判和研究前人过失者最应注意的事。邓小平批判“四人帮”，却接过他们的专制衣钵而重蹈覆辙，制造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血案。他批判“四人帮”迫害他人，没有民主，他同样残酷迫害民主人士，继续制造冤假错案，制定荒谬的“四项基本原则”。凡此种种，都见出他们身上的豹斑。
人类的善良是相似的，人类的邪恶也是相似的。为了民族的光明未来，我们需要对法西斯和马克思主义有彻底思考和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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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8 12: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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