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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天，在野的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左舜生，接到蒋介石来自杭州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当年暑假上庐山一叙。在中华书局做了10年编辑、在复旦大学教过4年书的左舜生，虽然早年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因为信仰国家主义，而投身这个被外界叫做“醒狮派”的青年党，但始终只是一个书生，最后的归宿也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人物。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行事仅限于远距离的观察，对蒋的为人也都是来自于传闻，所以在直接见蒋之前，他希望多一些了解，所以就登门拜访了熟悉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方震）。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近代军界的前辈，在日本留学时，曾与蔡锷等并列为“士官三杰”，深受梁启超的器重，因为他做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门生遍及全国，对后起的浙江老乡蒋介石当然有很多了解，因为与吴佩孚的一段关系，曾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疑虑。左舜生希望他能抛开个人的恩怨，客观地评价一下蒋介石其人。
蒋百里在自家的客厅里点燃一根烟，徐徐吐出一串烟圈，然后很从容地说：“您这个问题很好，我从来不讲所谓个人恩怨，您知道我认识南北的高级军人很多，有少数而且是我的学生。以我观察，在今天全国高级军人中，遇着一个相当严重或复杂的问题，能以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当机立断，似无一人能出蒋先生之右者，今后只看他统筹全局的方略如何。”停了一会，又接着说：“一个人很容易为历史所支配，尤其容易为自己成功的历史所支配。蒋先生崛起黄埔，黄埔生在北伐一幕，因为主义的熏陶与精神教育的收效，表现很不错，但这究竟是打国内战争，今天一个现代的强国，对军事教育的水准，提得很高，日本一个师团长，除必须在陆军大学毕业以外，还要积有长期的资历，才能得到这样高级军职。以黄埔的课程而论，要学生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师以上的军，甚至十万二十万的方面军去从事国际战争，我还是希望蒋先生出以审慎。”他的这个判断当然是站在军事学的角度上。
随后，左舜生又去拜访了蒋介石留日时的结拜兄弟黄郛。一个偶然的机会，1934年春天，黄郛因为签定《塘沽协定》，受千夫所指，黯然自北平南下，准备返回莫干山隐居，在火车上他意外地读到了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短评，对他却有持平之论、同情之理解。他一路打听这个署名“仲平”的作者是谁，直到后来从上海一个亲戚那里才得知这是左舜生的笔名，便托亲戚邀请左上莫干山一游。左舜生知道黄、蒋是昆季之交，于是在黄的一个旧部陪同下，上了莫干山。黄郛健谈，从上午9点一直说到下午四点以后，将一生风云、黄蒋交谊说了个大概，特别讲到当年协助蒋介石击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劲旅，北伐初成，蒋政权在握之后，他辞归莫干山隐居，临别之际，蒋曾单独问他：“今后我所应持的态度怎样？”黄郛回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弟于‘毅’字之一字，已足够足够，今后只当在‘弘’字上多下工夫。”这是朋友之间的临别赠言，是真正的肺腑之言，不是官场的虚应客套，所以话说得直白，没有遮掩。亲耳听到这番话的历史学家左舜生，一直记得很清楚，连语气都记得。可以说，蒋始终少了一个“弘”字。十年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观察蒋的为人处事之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量”和“胆”，都与一个“弘”字连接在一起。
黄郛当年的声音谈笑，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这位做过北洋时代的摄政内阁总理，国民党时代做过上海市长、外交部长的政要，没有留下回忆录真是太可惜了，好在他的爱侣沈亦云有一本《亦云回忆》。莫干山上的黄郛别墅名为“白云山馆”，“白”取自他的字“膺白”，“云”取自沈亦云的名字。在一个纷乱的年代，他们有幸抛开俗务，在山上度过一段宁静的神仙眷侣生活。上一次，我上莫干山，看见白云山馆后面他们手植的山茶花犹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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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7 08: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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