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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常有这样一个观念，即文人是清高的，而商人是唯利是图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从历史上看，文人阶层往往是非常污浊的，文人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的是集宦官、小妾、看门狗为一体的角色。从诗经《颂》的诸多作者，到文革“梁效”等御用写作班子，及现在的许多御用作家学者，文人其实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坐台者；也有部分文人，由于时运不济，作了陈阿娇，又买相如赋不成，便作出不与当政者同流合污的假象。前者如郭沫若、余秋雨、王兆山之流，后者若李敖等人，这些人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其文的价值又何在?社会养活他们又有何用？无论他们如何装扮自己,当局又给他们多么高不可攀的礼遇,事实上，社会正义与他们无关、国家进步与他们无关，有关的只是官场的厚黑、市侩的流俗------
反观商人，却给人的感觉要实在许多，从灭吴不居功的范蠡，到近几百年的晋商、徽商，以及清末民国以来诸多实业救国的商人，还有此次四川地震中组成抗震救灾队，从江苏、安徽日夜兼程，几乎与军队同时到达灾区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商人一步步将中国引向商品经济的社会，而许多无耻的文人却死死地守着专制衙门或衙门文化不放。
分析一下，商人的清高，在于能够光明正大的求利，而文人的污浊则在于既求利、还要求名，多有庙堂之想，但却要极力作出淡泊名利，高雅脱俗的样子；商人在利己的同时能够利益社会，是一个独立的进步的阶层，而文人却一直是专制团体的依附者，寄生者，但又时时以公正、中立的学者专家的身份出现，欺世盗名，起到政客无法起到的作用。郭沫若、余秋雨们的随波逐流，连后宫张丽华都不如，简直就是一个个风尘男子，王兆山更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李敖在台湾半生撒泼，本想歪打正着，先哗众取宠，再求龙颜大悦，不意运交华盖，屡受牢狱之灾，幸亏后半生在大陆有了一席之地，一条台湾的疯狗，一旦跨过海峡，踏上红地毯，很快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哈巴狗。
当然，有人会觉得我以偏概全，其实，陶渊明不愿作彭泽令，如果让他作晋朝皇帝，恐怕也是求之不得的，只是当时的县令，远远不及现在中国偏远山区的村长，所以还不及回家隐居过得自在，故才会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李白其人实际上既无人格，也无节操，一贪官场，二贪女人，三好游山玩水，不顾儿女，没有家庭观念，先娶宰相的孙女，又去搞皇上的妹妹，以女人追名逐官，由于最终被统治者唾弃，反而落了一个伟大诗人的美名！
陶渊明、李白尚且如此而已，一般的文人呢，也就不过如此而尔！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文学史专拣文人的好处写，实在是误人不浅！
相对于文人，我真的觉得商人要清高得多，因为商人比较不虚伪，能踏踏实实做点事情，也不刻意求名！
身边常见许多文人，藉着社会的误解，或假惺惺地“爱国”，或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作高人状，似乎情操高尚、学富五车，其实差不多都有寻找终南捷径的精心算计，听到他们的自我标榜，想笑，又不好意思，便写下这点文字，很乱，但也不想改，能挣点稿费就算了！
－－原载：《北美时报〉2008-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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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12 0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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