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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加深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钟书算是一个。
《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钟书写到：“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
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钟书编造的，都是钱钟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钟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写小说不同于做学问，都是信手拈来，不必时时查书。
《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钟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钱钟书在蓝田国师教书的时候，储安平也在那里，他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来还根据当时的讲义出版了一本《英国与印度》。储安平在英国学习时，最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到了他办《客观》和《观察》时，在英美政治学思潮中，他也最欣赏拉斯基，他前后办过两本周刊，其中对西方政治学者介绍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国的学生，如吴恩裕、王赣愚等基本都成为储安平的撰稿人。
为解读《围城》的这个细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胡适对韦莲司提及“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联想到我之前在翻译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环境》序言时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对此解。胡适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 By
Gilbert Murray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与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丛书所属。”
周质平的《不思量自难忘》常在手边，但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现在我把这个材料和《围城》里提到拉斯基的情节联系了起来。钱钟书《围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学丛书”，大概这是欧美老牌政治学一类的丛书，希望以后能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以常识判断，钱钟书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书，说明他对这套丛书很熟悉，不会只读拉斯基这一本，比如伯林这本，应当也是知道的。
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钱钟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片断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钟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黼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了解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钟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本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
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钟书在小说中描述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钟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钟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本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份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92页，三联书店，2006年）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钟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很不感兴趣。钱钟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钟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本文已刊2008年7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转自谢泳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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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1 00: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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