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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甲申三百年六十年再祭（之六）
崇祯帝大错四：无情无义，虚荣苛暴，妄杀忠良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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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6日讯】 其三，在人事方面，他不知人，不善用，疑人而用，用人而疑，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偏听偏信，推卸责任，虚荣虚伪，苛暴凶残......几乎犯尽了用人待人之大忌，丧尽了士气人心。
在做人（己为君之道）方面：徒有小德而无为君之大德。
崇祯帝非常勤政，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办公，晚上批阅奏章直到深夜，他也没有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他在位期间，皇宫中很少举行宴乐。比起历代明朝皇帝，再吃穿住行方面，他都是最节俭的44。
崇祯帝的勤奋和节俭，在其即位之初，当然为大臣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但是当时明朝的腐化，奢靡，颓废的风气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而且，要在化解当时面临的危机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移风易俗。所以，崇祯帝以上作风之「德」，只是「小德」。能够化解危机，维护明朝统治之「德」，才是「大德」。崇祯帝恰恰是一个有小德而无大德的人。
表现之一：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明朝崇祯期间，时逢大饥荒，农民大规模造反和满清入寇，为应付危机，国家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崇祯时期，明朝由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百应两千万两以上（万历初年国家随处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45。由于财政困难和腐败，军饷不到位的问题当时时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宁 远这样的国防重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46。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 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 发「内帑」的建议。「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皇帝有没有钱呢？信史上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47。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的钱。
当时的危机，急需要崇祯帝挺身而出，果决慷慨的把皇家的钱拿出来救危解困。如果那样做，势必极大地鼓舞人心士气，皇帝以身作则，也会有效地带动百官为国家捐钱。
但是，对袁崇焕的建议，崇祯帝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直到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在即的时候他才拿出了一些自己的钱，但为时已晚）。
作为君主，国家危亡在即，应当倾尽所有的救国为先，自己破费又算什么？只要江山保住了，今后有的是聚财的机会。不知崇祯帝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退一步来说，爱财私心，人常有之，皇帝舍不得出钱就罢了，可是他又作出了更蠢的事情：他自己不肯出钱的同时，却再三逼迫大臣们出钱。为了逼出银子，他甚至把老资格的大臣投入监狱。直到李自成军兵临城下时，他一度还是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反倒发起了最后一轮逼迫官员捐银的「攻势」：48 他下令说，因外饷不至，太仓久虚，各官务必要捐赀助饷。最初的结果，应者寥寥，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曹化淳各捐5万两，大学士魏藻德竟只捐了500两。见此，崇祯帝竟顾不得自己九五之尊，向皇亲、太监讨起钱来。他派太监徐高去向嘉定伯、周皇后之父周奎求捐，诏云：「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倡自10万至5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周奎说：「老臣安得多金？」徐高一边哭，一边哀求，周奎还是那两个字：「没有。」后来勉强捐了1万两。太监王之心最富，崇祯帝面谕劝捐，王之心捐了1万两。
大敌当前，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自乱人心。这是崇祯帝走的最后一步蠢着。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为凝聚人心，崇祯帝决不能再逼大臣们要钱，而应挺身而出，果决慷慨地将皇家的钱拿出来奖励士气，安抚臣下。如果他那样做，充分的调动起北京的人心和士气，凭借北京高大坚固的城墙和西洋大炮，守住北京城，等到吴三桂援军，以扭转战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事实上，李自成之攻取北京，使得自于明朝官员的献城。同样是北京保卫战，抵御满清时打得英勇顽强，遭遇李自成时却没有像样的战斗，这不能不说与崇祯帝的政策失误有关。
崇祯帝的劝捐引来一片怨声。大臣们纷纷的离弃了他，一些人投向李自成，平日里他最倚重的太监，几乎全部背叛了他。有的太监题诗墙壁，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有的太监甚至给农民军通风报信，另谋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监曹化淳还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49直指崇祯帝连魏忠贤都不如，是将大明弄到亡国地步的罪魁祸首。朱由检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曹化淳并不领情，暗地里却串通来日开门投降。国舅周奎，甚至不让皇帝进自己家。崇祯帝可谓是众叛亲离。
这时候他再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己所不欲，强施于人，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严重错误，使得他的最后自救变成了一场自我毁弃，皇帝自己一手把明朝灭亡的时间表，提前而又提前。
崇祯帝之无大德，表现之二：极度地虚荣诿过，为臣下的一点非原则性的过失严惩狠杀，一再上演自毁臂膀的蠢剧。
其中，最典型的是他枉杀陈新甲的事件。
陈新甲是崇祯帝在位期间，最后一位能干的，敢于任事的重臣。他颇有眼光，清醒的看到与满清议和是明朝最好的出路，因此力主议和，并积极的为皇帝着手议和之事。崇祯帝不管情愿不情愿，自松锦之战大败以后，明朝已无力对清用兵已成事实，因此不但同意议和，表现得比陈新甲还着急。
崇祯十五年，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复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陈新甲在外交上颇为能干，他很快设法活动到了皇太极那里，并且得到了皇太极的信任和积极回应。然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
至此，崇祯帝内心的极度虚荣虚伪仍至阴暗暴露无遗。作为大明君主，他既要和清议和，又不为议和愿承担半点责任。两国议和，一国的君主不承担责任，这算得什么议和？在崇祯帝这种极度虚荣诿过的做法下，作为办事的大臣陈新甲，议和不成功要负罪责，即使议和成功，也难免被崇祯帝诿过于身，杀人灭口。哪有这样混帐的道理？
接下来，陈新甲不服（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
应负全责。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新甲并非故意泄密。本来，崇祯帝在议和之前，对可能发生的泄密，应该拟定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即使泄密发生，也不是事关成败的大问题，这时候皇帝只要挺身而出，以君主的专制权力，完全可以把那些糊涂迂腐虚伪的官员们的指责打压下去，成功实现对清议和，力挽明朝于狂澜之中，这，并非不可能。同时，保护了为自己办实事的官员，这种言而有信，言行不悖，以一贯之的作风，又可以挽回自己的威信，大大鼓励朝臣中积极任事之风。
保护和支持陈新甲，本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崇祯帝却选择了杀陈新甲以维护自己的虚荣。陈新甲的无辜被处死，不仅完全堵死了明清议和之路，也彻底的除灭了还剩留一点的大臣们为皇帝效劳的兴趣，并且，崇祯帝这样的绝情和枉杀也丝毫挽回不了他自己的面子：皇帝在撒谎，朝臣们已经得知了真相，他们又不是傻子。相反，皇帝虚伪残酷的做法倒令他们寒心。
崇祯帝极度的虚伪与不义，在自己和大臣们之间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每人再敢跟他接近，因为这已经不是「伴君如伴虎」的问题，而是根本「伴不得」的问题。
陈新甲死后，朝臣中终于再也没有任事之能人。皇帝咨询再大的事情，群臣们多是「相顾不发一言」，即使发言，也是讲套话，不能献一策，不能定一筹。
这种消极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崇祯帝一手造成的。崇祯上任之初，有众多的能臣积极为皇帝办实事，可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罢官是最轻的，被杀，被流放，被迫投敌或与敌硬拚送死。这些皇帝的实际效忠者，反而不如袖手旁观者来得安稳，更不如那些正事做不来，专以指责别人为能事的人更受皇帝宠信。
这样混帐久了，谁还愿为皇帝一心一意的效劳？赏罚倒错，薄情寡义，虚伪残暴，极度漠视臣僚的利益，甚至视大臣生命如草荠，代表大明江山的崇祯皇帝，不仅不再是支撑明朝的官僚集团的利益所在，反而成了他们的利益的祸害：保护他们利益无方，损害他们利益有劲。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昏聩失策，愚蠢的砸毁着自己赖以为君的统治机器。
2004年11月
（注：索引出处将在正式出版时注明）(http://www.dajiyuan.com)
11/26/2004 9:03:51 PM
曾节明：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七）
崇祯帝大错五：猜忌自用，背信弃义，刻毒残忍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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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6日讯】在用人方面：
一是用人取向昏聩，轻浮，混乱，而又剧烈摇摆。崇祯帝在位期间，时值乱世，急需任用敢于任事的，能干的办实事的官员，崇祯帝却重用王永光，闵弘学，高捷这样的忌功妒能的空谈之辈，特别是宠信温体仁这样一个一件实事干不成，惯以妒贤忌能中伤为能事之徒为首辅，重用其长达八年之久53，其例在崇祯朝竟空前绝后，可见其用人取向的极度昏聩。在人才选拔方面，他对考察对象，「一言和则加诸膝」54，委以重任，限时责成，稍有失误，则重刑惩杀，以至于「诏狱累累，犯者不绝」。崇祯帝用人的急乱和苛暴，把明朝自嘉靖以来形成的积极任事敌不过消极议论的歪风扇动到极致：一方面大臣们越来越不敢任事；另一方面利用皇帝的刚严苛暴，进谗言打击政敌异己的做法大行其道。崇祯帝用人的严重错误，使他自己成了大臣们内斗中打人的棍子。
崇祯帝因为用人的昏乱，造成了他在调查，考虑极不周全的情况下，他轻率地将明朝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作了许多改动，结果不仅解决不了原有的问题，又衍生出许多新问题，吏治更加混乱。时值国家危难之秋，明朝国家机器不仅发挥不出救急的功能，反而又生出内耗的危机，进一步自损元气。
二是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崇祯初年，山西造反农民的势力并不强大，农民领袖那时也不可能有大的野心，此时采取招抚政策，如果处理妥当，是完全有可能在早期以较小的代价，化解农民造反的危机于雏形。崇祯帝也采取了招抚的政策，但他却任用杨鹤为招抚事宜的负责人（三边总督）55，力主以招抚解决农民造反危机的杨鹤是文人出身，满腹经纶，座谈论道是一把好手，但是他不会用兵打仗，也没有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经验。起初，他虽然招抚了大部分造反农民，但却没有下一步安置措施，以致「招而不抚」。他书生气生气十足的在城楼上设御座，令受招的农民跪拜发誓，然后宣布赦免其死罪，令各归故里，非常的迂腐和荒谬56。因为实际情况是：农民正是在家乡没有饭吃，才聚集起来造反。受「招抚」后依然没有活路，农民必将再次造反。接下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招抚的越多，造反的越多，「招抚」对农民失去了吸引力，更因其「招而不抚」，是本来是「德治」的招抚措施，反而变成了纵虎归山，养寇为患，大大增加了今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可见，丧失化解农民造反危机的最佳先机，不能不说和崇祯帝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有关。
三是重用自己更本不了解的人，甚至用这些人负责重大的关键性事务。历经洪承畴，卢象升，王家桢及杨嗣昌数年的运筹及围剿，到了1637年，明末造反农民军已濒临绝境，照此惯性下去，这时皇帝即使不问不管，王家桢彻底肃清农民军也只是时间问题。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候，崇祯帝却等不及了，又要换人。收了贿赂的杨嗣昌向皇帝举荐两广总督熊文灿。
熊文灿在任上时，曾用招抚的办法解决了沿海的海盗问题。但是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根本不会用兵打仗。更何况，对明朝，农民军的力量和威胁远在海盗之上，已经不是用招抚之道就可以轻易解决的。
本来，崇祯帝对这个熊文灿也是既不了解也不放心。按照「疑人不用」的古训，这样的人最好别用，更何况是用在这样关键的位置；实在要用，事先也应该尽可能仔细的调查了解。糟糕的是，考察熊文灿一事，崇祯帝一不亲自面试；二不委派如洪承畴，孙承宗这样的老成持重，才识卓越的大臣代为考察；三不多听取熟悉熊文灿的其他官僚的意见，而是仅仅为排了一名太监进行暗访57。
由于生理上的缺陷，太监们往往心理和人格不健全，再加上太监往往文化素养很低，因此太监的调查是非常不可靠的。
熊文灿虽然好吹嘘，却并非无自知之明，得知皇帝的意图后，他慌忙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全力进行推托，明摆着一副不能胜任的狼狈相，崇祯帝却硬要勉为其难的让这个「疑人」去担此生死大任。
其实，如果恨其吹牛，完全可以另外责罚。这个昏君脾气却大得诡异，为了与一个庸臣斗气，似乎毁掉大明江山也在所不惜。
第四，崇祯帝用人上荒唐失策，又突出表现为「用人而疑」。相比较而言，洪承畴是最受崇祯帝信赖，且信赖的时间最长的一位任事的大臣。洪承畴老谋深算，老成持重，战功卓着，且谨小慎微，因此他避免了众多的猜忌，中伤（就像袁崇焕所遭受的那样），并且深受皇帝的信任。仍至在其被俘投敌之后，崇祯帝仍坚信其阵亡，并一度亲自为之主持祭祀仪式。可见，皇帝对其宠信之深。
可是，崇祯帝对这个自己最信任的人，他的信任又到什么程度呢？
1641年，清军围锦州，崇祯帝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赐以尚方宝剑，统帅北方八总兵的十三万军队，救援锦州。这次会战，明廷倾尽了能征善战的军队，满清更是空国而来，双方谁都输不起，明朝的形势还好一些，因为满清非胜不可，明朝只要不输就行，只要不输，满清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洪承畴很善于用兵，他非常清楚双方的强弱点：明军野战能力差，但配备有先进的火器，防守能力强，粮草补给较好；清军凶悍善战，机动性强，但火器少，攻城能力弱，粮草补给较困难。因此，他将大军集结一处，以重兵护卫粮饷辎重，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稳步向锦州推进。洪承畴打算以逸待劳，把清军拖的疲惫，挫其锐气，在伺机进攻。因为清军经不起持久战，所以洪承畴这种打法是最令满清绝望的，在多尔衮的打援攻击被明军强大炮火击退后，皇太极急得吐了血58。敌人无计可施，一筹莫展。
这时候，崇祯帝制要放手让洪承畴去干，自己哪怕不理朝政，在宫中寻欢作乐都没有关系，明军击败清军，至少迫使清军从锦州撤退，只是数月可待的事情。偏在这时候，崇祯帝怀疑起洪承畴来了，似乎认为洪承畴有畏敌避战的嫌疑，总之是认为他这样打不行。他听信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意见，以为再不速战，粮饷的筹措将发生困难。
其实，筹措粮饷主要是陈新甲的责任，陈新甲有怕但当负责任之嫌。崇祯帝一边倒的听信了陈新甲，他也不想想：明军的粮饷困难，清军的粮饷更困难。彼起决定性地击败满清这一重大目标，筹措粮饷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在关键时刻，这个昏君对洪承畴大力掣肘，他严限催促洪承畴速战速决59，去走那条与清军硬拚送死之路。他似乎觉得自己比久经战阵，功勋卓着的洪承畴更高明。
洪承畴本是个谨小慎微，老于世故之人，又有袁崇焕惨祸之鉴，对暴君的命令哪敢不从？
崇祯帝的用人而疑，愚蠢地处处掣肘，多次断送着明朝的生机。
崇祯帝「用人而疑」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冤杀袁崇焕。这个残暴的事件，不仅给明朝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充分表现出崇祯帝在待人方面的轻浮，狂躁，极度的昏聩和无分寸。
崇祯元年，刚刚即位，年轻气盛的崇祯帝重新任命袁崇焕为辽东经略，并赐给他尚方宝剑。袁崇焕没有忘记此前熊廷弼孙承宗（一死一遭排挤）的前车之鉴，请求皇帝不信谗言，疑人勿用，用人勿疑60。崇祯帝站起来严肃地说：「你不要疑虑，朕自有主张。」
袁崇焕又耐心地向他讲明：以臣之力，戍全辽有馀，防众口不足。因为臣一离京城，就无异于在万里路外，最怕有人嫉能妒功，那些人即使不以权力掣臣之肘，也将以一轮乱臣之谋。愿陛下任而专一，信而不疑，只要看大局是成是败，不必指摘一言一行。须知，守边将官责任既重，别人对他的私怨亦多，所说的事愈是有利于国家，往往就于是不利于他个人。陛下需要特别防备敌人施用反间计，这是最叫守边将领畏惧而又无可奈何的61。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袁崇焕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从自己被阉党排挤的教训中，觉察到了明朝的一个重大政治弊端，即做实事的人敌不过袖手指摘的人。他有言在先，要求皇帝做出「用人勿疑」得承诺。对此，崇祯帝慨然应允。从表现来看，崇祯帝对袁崇焕十分信赖，俨然一幅豪爽重义的英主姿态。
真是这样吗？
非也！实情完全相反，不到一年，崇祯帝即自食其言，完全抛弃和否定了袁崇焕，其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做法，令人膛目；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内蒙古入长城，连下京东四城，直逼北京62。探得军情，袁崇焕率两万关辽军千里驰援，他正确预判了皇太极的进攻路线，因此得以率九千骑兵抢在后金军支前抵达北京，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以化被动为主动，更有效地迎击凶悍的女真铁骑。
按照明朝的制度，北京不是袁崇焕的防区，要移军北京需事先奏报皇帝，可是事情紧急，要完成报批的手续再发兵救援，至少得拖延一星期以上，届时，北京城恐怕已被女真军攻破了，危急时刻，袁崇焕凭着尚方宝剑所赐予他的先斩后奏权力，「擅自」入援京师，可以看出，他这样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冒险做法，完全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
崇祯帝是怎样信任袁崇焕的呢？
袁崇焕军到时，一些正事干不了，惯以妒贤嫉能，说三道四为能事的大臣，乘机散播袁崇焕通敌的谣言。对这样的一面之词，崇祯帝居然越来越相信，他拒绝了远道而来的袁军入城修整的请求。
皇太极来攻时，袁崇焕在广渠门外早已严阵以待，他披盔戴甲，亲自冲锋陷阵，率军与后金军激战大半个白天，自己险些阵亡，但终于打退了敌军。
袁崇焕为国家浴血奋战，可是崇祯帝又如何「信任」他呢？广渠门之战的第二天，崇祯帝下令开德胜门，让明军满桂部入城修整，却拒绝袁崇焕部的入城休整请求。
如果说，崇祯的第一次拒绝袁崇焕入城是出于谨慎，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袁军以实际行动英勇抗敌之后，仍然不信任袁崇焕，就是一种偏听偏信，判断力昏聩的表现了。
关于袁崇焕军队投敌的指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破绽，那就是：一支已经叛变投敌的军队，怎么还会同敌人殊死搏战呢？这几乎是一个小孩都能明白的常理，不知崇祯帝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
偏偏在崇祯帝对袁崇焕失去信任的时候，皇太极因为屡屡受拙于袁崇焕的军事才干，在战场上对袁已无计可施，恼羞成怒，使出了反间计的最后招数。
八旗军这次入关，在北京附近抓获了两个明朝太监，皇太极决计利用这俩名太监。一天夜里，皇太极指使两员部将，故意在关押着这两个太监的营帐外面用汉语大声「私语」：袁崇焕是我们的朋友，他和皇上（皇太极）早已商量好了，这次要逼迫明朝皇帝在北京城下屈辱订盟。然后，他又授意部下，故意纵容这两个太监逃出军营63。
崇祯帝听了这两人的急报，完全信以为真了，他认为：袁崇焕投敌叛国已经铁证如山。
这两个太监的情报及来历，不可靠的地方同样是明显的：
其一，若袁崇焕真和皇太极定有密约，当属最高军事机密，部将怎么会知道这个机密？
其二，以八旗军军纪之严明，怎么会在俘虏营外谈论军事机密？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怎么能够从军营轻易走脱？
其三，当时的八旗军几乎清一色的满人或蒙古人，通用满语，两个汉人太监怎么听得懂后金军部将的议论？如果他们是用汉语在汉人俘虏营外议论军事机密，这不是很蹊跷吗？
「袁崇焕投敌」问题上这些明显的，重大的纰漏和疑点，居然丝毫没有触动崇祯帝（哪怕能使他耐心一点也好）。下一步，他就迫不及待地以商量粮饷的筹措为名，骗袁崇焕脱离部队进入北京城，就在皇宫中将其抓住。
抓捕袁崇焕的经过，本身就有一个与袁崇焕投敌说相悖的重要细节：奉皇帝之召后，袁崇焕只带了祖大寿，立即入宫觐见。在召见袁崇焕之前，崇祯帝针对袁崇焕军队，已经有两次拒开城门的行为，其怀疑态度是很明显的。要是袁崇焕真的已经投敌，一个心中有鬼的人，怎么会在皇帝已经明显对自己表示怀疑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防护地去到那锦衣卫遍布的皇宫中直面皇帝呢？以袁崇焕的出色才干，他要是真的投了敌，这点防范之心都没有吗？
这又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常理，不知为什么它又未能打动崇祯帝，哪怕是使他就此多问几个大臣，多问几个勤王军将领也好。
至此，崇祯帝完全毁弃了当初对袁崇焕的「用人不疑」的承诺 ，也全然不顾当初袁崇焕要他提防反间计和身边小人的提醒，在只有不可靠的「人证」，全无物证并且有诸多相悖事实的情况下，判了袁崇焕大逆之罪64。
接下来，崇祯帝没有给他非常可能的判断失误留一点补救的馀地：他丝毫不记念袁崇焕创设宁锦防线，两败后金军（击毙努尔哈赤），在明军对女真人战绩一败涂地的晦暗当中，独创了光辉的功绩，他在奸贼温体仁的盏惑下，竟然残忍骇人地将袁崇焕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千刀万剐处死！
史料记载，袁崇焕在被押解刑场的途中，竟然被残忍疯狂的北京民众（被以崇祯帝为首的朝廷误导所致）蜂拥而上，「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真是残忍至极，背信弃义，刻薄苛暴昏聩到了极点！
笔者相信，如果上苍有灵，因为袁崇焕的惨死奇冤，一定会抛弃崇祯帝和他的明王朝。
事实上，袁崇焕以赤胆忠心反遭惨杀，对明朝士气人心的打击非常严重。
当时明廷的众多大臣，并非都和崇祯帝一样头脑不清不楚，孙承宗，洪承畴，华允诚等人都是能够审时度势的明白人。对于袁崇焕的被定罪，绝大多数大臣都缄默不言，声言袁崇焕有罪的主要是温体仁一人。
这表明，大多数大臣并不见得认同袁崇焕有罪说，之所以他们不敢公开为袁崇焕辩护，很可能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奸贼温体仁身为首辅，又深得皇帝信任；崇祯帝惯以猜忌自用为能事，且已经先入为主，认定袁崇焕有罪；
冤杀袁崇焕，等于是彻底杀死了大臣们积极任事的风气。袁崇焕被错杀后，明廷的有才干的大臣再也不敢积极任事：孙承宗心灰意懒而辞职，洪承畴因拘谨而才干无所施展；杨嗣昌因畏惧责罚而自杀身亡65。
崇祯帝虽然昏聩糊涂，老百姓也容易受蒙蔽，但对于袁崇焕的忠勇和睿智，一线的军人们不可能毫不知情。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李自成等「流寇」的骨干。最清楚袁崇焕为人的，当然是他亲手打造和统帅的明朝关辽军，这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史料记载，袁崇焕被抓的当晚，城外其所部将士哭泣怨愤声彻夜不绝，有些兵将还望城上扔石头，骂奸臣，接着，他的助手，关辽军的副总祖大寿悲愤得带兵奔山海关而去，拒绝为昏君卖力66，后来还是靠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劝慰，才勉强继续效忠明朝，但他从此队皇帝失去了信任，后来崇祯帝数次叫他到北京面君，他都推脱不去，生怕这个昏君加暴君会拿他作袁崇焕第二。67
袁崇焕的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明末，能征善战的兵将十之七八出自关辽系部队：祖大寿（吴三桂之舅），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满桂，赵率教，曹文诏、曹变蛟、等都是。都是能战善战的将领，麾下都是令清军头痛的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亲手，或其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明朝所有军队中，也只有这些军队，能够与与满州人（女真人）正面搏战。这些部队军心动摇和叛降，对明朝的军事实力的严重打击，可想而知。
总之，崇祯帝在做人，用人上的严重错误，严重地打击了的官员的积极性和对他的忠心，使得他和臣属之间日趋离心离德，统治集团的人心，士气，凝聚力，迅速瓦解。
综上可见，崇祯帝以其在执政上的全面失策，亲手将明朝推向了灭亡。由于他愚蠢的拒绝迁都，而且他在自杀前，对接班人的问题，以及对身后的明朝问题，没有任何交待，因此他的「殉社稷」实际上变成自暴自弃，在还有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愚蠢地自杀，这等于是帮着敌人走捷径地消灭明朝。因为崇祯帝的不负责任，当时还领有关内大半河山的明政权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抗击满清的南侵（这是南明不能像南宋拖住金国那样拖住满清的重要原因）。
可见，崇祯帝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造就了成全甲申大悲剧的完备的现实条件。因此可以说，崇祯帝是甲申大悲剧的头号责任人。
2004年11月
（注：索引出处将在正式出版时注明）(http://www.dajiyuan.com)
11/26/2004 9:00:0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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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30 20: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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