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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8-4-18 14:10 上贴
文/魏英杰
北大教授张祥龙先生呼吁在北大立孔子像,期盼之情溢于言表。近年来拿孔子说事者渐多,挂羊头卖狗肉也不少,这件事情还算合乎本分,倒不必急于反对。
张教授谈到三点理由:其一,孔子乃至圣先师、大教育家,立像天经地义;其二,北大直接传承于古已有之的“太学”、“国子监”,非西方所定义的university,立像乃必要的正名之举;其三,既然北大现在有苏格拉底、塞万提斯乃至老子像,孔子像更不可不立。
除第一点不那么离谱之外,其他理由都过于牵强了。比如第二点,既然教授知道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始自维新变法,不会不了解当时创办的宗旨在于“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提出,教学内容应“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到了蔡元培先生手中,北大更成为一所典型的现代大学。实际上,京师大学堂及北大乃近代教育的产物,是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颠覆,而非什么“国子监的现代版”。张教授欲托古立像,也不必如此本末倒置。至于第三点理由,同样不值一驳。照教授的说法,孟子像该不该立?朱熹像该不该立?是不是该把所有中国文化名人都请进北大,给块地方供起来?
还要奇怪的是,教授在文章中左一句“北大不是一般的学府”,右一句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让人不知其真实意图。这个“最高”指的是学术地位上还是行政级别上?如果是学术地位,北大恐怕也不敢说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处于国内“最高”吧?若指行政级别,不知是拿北大校长“官职”衡量,还是以北大在全国大学中的“行政地位”为依托?前者不敢说,后者恐怕也没有什么具体标准可考吧?再说了,京师大学堂当年设计的具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功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更何况是现在。教授这番话,无论是为立孔子像开道,或者意在为北大抬轿子,我看恐怕孔子都帮不上什么忙。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不反对在北大立孔子像。但这尊孔子像不仅北大能立,任何学校都可以立——就是有人愿意在家里供着,我也不反对。孔子作为古代智者、教育家,他是全民共有的文化资源,并不专属于任何人任何机构。所以,北大为孔子立像无可非议,却也不必罗列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没有必要提什么“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免得让人误会只能北大专美。当然,也没有必要大作文章,将这件事情和北大“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联系到一起。拔高立像的神圣性和过于警惕同样不可取,不过立一尊孔子像而已,说明不了太多问题。
既然无非就这么回事,对此寄予厚望者最终难免要感到失落。比如张教授振臂高呼:“北京大学既可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此所谓大学之为大者也!”这幅图景固然让人不无振奋,但将如此宏大叙事寄托在一尊孔子像上,不能不说是一种乡愿。倘若立尊孔子像,文艺复兴就曙光在前,大概只有祈愿孔子显灵了。依我看来,不必说一尊雕像救不了陷入精神危机的北大,就是孔子活转过来,也难以重振传统精神。遑论今日北大更需要的是新文化时期的传统,而非孔子之传统。
所谓北大精神,张教授指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概不能没有,却更应指向蔡元培等老北大人所汲汲追求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后者,显然已为今日北大所遗落。文章中讲到,就立孔子像一事,张教授曾“当着各位校领导”的面在“校园规划座谈”时提过。这种论述,便可看作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注脚。仅此一端,又可约略看到如今高校种种现实与无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大学之道”,恐怕才是学术复兴、文艺复兴的大前提吧!
孔子救不了北大,为孔子立像更不必说了。设若此举意在重振北大精神,我看更有必要为胡适之先生立一尊雕像。记得李敖先生曾捐给北大35万元,用来为胡适先生立铜像。这件事情,似乎没有下文了?(文/魏英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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