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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邓颖超(前排坐者右一)同何香凝(前排左二)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居中老夫人为赵洪文国。
赵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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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回忆录》,《八路军第一二零师暨晋绥军区战史》里连作战的部队番号都写得清清楚楚:一二零师独一旅二团,步兵第2师在其《师大事记》里也收录了,《王尚荣将军》也有记载。
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贺龙接见受阅部队代表
(一)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沈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 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著,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却都保留著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般规律而外,邓颖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间即将我认出,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著,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著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镟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 艺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著女学生情人的——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噎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情。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著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噎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调用了参政(总参政治部)前往调查。他们约谈与调档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比的,最后结论是“康生下令”,于是打算以“恶攻”将我送上法庭。
"当时有个文坛朋友往来传话。我说“有了确切结果真好。贺龙下令与康生下令,从我写这个故事初衷看,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法办作者,随便。但我余下的生命里边一件大事,就是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你们都知道他临死时候如何为滥杀而痛悔。”
"我当时确切知道的一个案子是: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我对中间传话人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贺龙没杀王实味,也没杀别的无辜么——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后来没见薛明有什么动作。估计贺捷生反对也起了作用。"
这段折冲,本来也没打算公开说——不料互联网的出现,将贺薛氏率队挺夫的段子,变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续篇。可怜的薛明:拼却性命为先夫,本数我中华民族光荣妇德。问题是,要爱对地方。如果薛同志调用参政,一笔笔查清冤案,代夫向亡灵谢罪,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
附记:发在微博上后,有网友跟帖如下,不知是否确凿:
马天仁 戴晴说的东北学生,是赵侗将军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赵将军与日寇苦战7年,没有死在日寇手里,却被CCP偷袭,其妹赵理智也一同罹难。其母赵洪文国,是著名的“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为抗日殉国,而赵老太和幸存的四子赵连中亦也因戡乱而牺牲。满门忠烈,千古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