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疾病 (上)

QOQO0088 · 发表于 2009-2-7 11:40:40

[color="Black"]疾病与历史：古代世界的疾病 (上)
【文／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译／陈仲丹、周晓政】与文明有关的疾病其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因为这种文明在保存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已经存在。有关疾病及其某时产生严重后果的记录，在人类发展的相当早的阶段就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医学教科书──中国的《神农本草》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在韦尔科姆历史博物馆有一枚巴比伦的医生印章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

   在埃伯斯纸草书中提到过流行热病，这一纸草书是1862年格奥尔格．埃伯斯在底比斯的一座墓穴中发现的。纸草书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但大部分内容可能是更古老文献的抄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据记载有一种疫病在公元前1500年肆虐埃及，杀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长子，从在位法老的长子到地牢中囚徒的长子，以及所有牲畜的第一胎。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是上帝为劝法老允诺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的最后一个可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40年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瘟疫使雅典帝国垮台战争─瘟疫的序列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载。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人开战，被打败。之后以色列人带著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人开战，但又遭受失败。腓力斯人掳获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爆发了疫病。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伦，这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7个月的苦难后，腓力斯人得出结论，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被送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示麦人观看了约柜，因此遭到了一次大瘟疫的惩罚。
疫病似乎传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约5万人。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鼎盛时期。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和萨拉米斯的伟大海战中，这个希腊小国打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462年。在他统治时，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著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一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间的内部斗争。斯巴达是有优秀陆军但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军但陆军较弱的海上强国。

   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是攻不破的，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的供应，她就可以既不用在陆上交战，又不会因挨饿而屈服。在陆地上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她就能不费多大力气打败斯巴达。在战争的第一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她在陆上的防御政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墙里，受到包围。灾难在公元前430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传到埃及，再由船经过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虐了很短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或许是2／3。更可怕的是灾难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崩溃，在疾疫大流行时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修昔底德描述了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

      对神，他们认为敬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对于人为的法律，没有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时。」修昔底德还提到，即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攻占斯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军刚扬帆时──准确地说是刚划桨时──瘟疫就在船上流行开来，来势之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及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瘟疫不仅夺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

   伯里克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他被认为在公元前429年死于疫病。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症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包括富人和穷人。医生们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大批因此而死。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是的疾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种已消失了很长时间的疾病。但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一疫症也就特别有爆炸性。

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倖存下来的人已逐渐增强了抵抗力，所以这一疾病也就不再那么致命。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这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27年，直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告终。雅典的海军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卫生条件不够完善成为致病主因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马帝国的复灭。对帝国复灭的原因，历史学家过去论了许多年。我们在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300年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再次发展到这一水平。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Cloaca Maxima）在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动工，发挥著现代下水道的作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掉的庞培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各喷水柜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统。

约在公元70年卫伯乡皇帝统治时，在罗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硬池的建筑，人们进去要付一点钱。与之相比，伦敦直到1851年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年，在贝德福街为女士、在舰队街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收费为「如厕」（lavatory privileges）2便士，一条热毛巾4便士，建造费用花了680镑。尽管这些厕所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但在5个月内上厕所的收费就有2,470镑。清洁依靠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312年就有了第一条将洁净水送进城中的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6条水道，到100年后有10条水道，每天供应2.5亿加仑的水。公共浴场用去其中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200万居民，每人50加仑。这一数量是今天伦敦或纽约一个市民的用水量。

   1954年，这些水道中的4条得到维修，被用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200年起就可一次供1,600名浴客使用。80年后戴克里先时建的浴场房间超过3,000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伴随著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播，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今天仍以疗养温泉享有盛名。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的房屋肮脏的城区，其中几乎有2/3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

比1666年大火后的伦敦幸运的是，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一座有著笔直、宽敞的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政官监督公共道路的清洁工作，他们还负责控制食物供应，制订条规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和优质。其他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这就使罗马人普遍采用更卫生的火葬制。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与中世纪的巴黎或十八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水方面，罗马与二十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个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容忍一个十七世纪的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看来是洁净的人，假如恰巧来自一个污染的水源，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漫长的遭受瘟疫肆虐的衰败年代，这种缺乏基本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有关卫生的措施全然无效。可以把罗马想像为坐在网中央的一只臃肿的蜘蛛。

   在罗马扩张的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又从东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濒临海洋，南面和东面临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著不太开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战略要地的驻军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军团修筑的笔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马。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著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军队也遭到当地居民的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著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的防治传染病的手段。

假如相关的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一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安东尼疫病在公元前一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似乎在罗马附近的低湿地区流行，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造成大流行。传染范围好像侷限在义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整个地区都被抛荒，成为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直到十九世纪末情况才有所改观。虽然同样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疟疾，一度在整个被征服地区出生率不断上升时，义大利─罗马人胎儿的存活比率却在急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的疟疾引起了人们身体长时间患病和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使得国力衰退。到四世纪，有强大战斗力的军团不再由义大利人组成，不单是士兵，连军官也来自日耳曼部落。

   可能是疟疾而不是传说的从东方进口的堕落奢侈品，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疟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个危险却来自遥远的东方。公元一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们压迫居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阿兰人的日耳曼部落、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发动了一场不留情的西迁运动，最终复灭了罗马，将帝国分解为一批相互征战的国家。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种他们不知道的欧洲疾病。

   451－452年间，在阿提拉率领下，他们向西远达高卢和北义大利，但在入侵罗马城前就退了回来，其原因显然是遇到了传染疾病而不是防御战事。安东尼疫病，有时又称盖伦医生疫病，164年初次在共治的皇帝卢西乌斯‧维鲁斯驻紮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两年中，这一疾病侷限于东方，给阿维狄乌斯‧克劳狄指挥的一支军队造成极大破坏，这支军队是被派去镇压叙利亚的一次叛乱的。这种传染病随著这支军团传回来，传遍了乡村，166年传到罗马。很快它又波及到已知世界的各个部分，使得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以致从罗马和其他城市中不断运出一车车尸体。这次天灾很著名，因为它使罗马的防御线出现了最早的裂缝。罗马帝国直到161年一直在继续扩张并确保其边境。在那一年，一支日耳曼游牧部落进攻义大利东北部屏障。畏惧以及涣散使得罗马军队在8年内都没有反击。169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被派出去对付入侵者。入侵者被打退，但看来是军团带来的疾病起了作用，因为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未被发现身上有伤。瘟疫一直蔓延到180年，最后一批受害者中有一人是高贵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绝看儿子以免儿子也得病。这一瘟疫在短时间的缓解后，189年再次发作。这场病的第二次流行范围没有那么广，但对罗马城影响更烈，在高峰时一天就死了2,000多人。医生盖伦的名字与164～189年瘟疫相连不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瘟疫，还因为他留下了对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乾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地方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并且使人的皮肤化脓，这就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病是天花流行的最早记录。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恶性的天花疫病出现在蒙古，这种病迫使匈奴人西迁，传给日耳曼部落，再传染给罗马人。但与这一观点不合的是，后来罗马人发病的后期症状与十六到十九世纪欧洲人得天花的后期症状毫无相似之处。

   但正如我们要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看到的，一种疾病第一次出现的形式和过程常与人们熟知的这种病大为不同。【本文摘自历史月刊2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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