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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音歌尽扇底风 重温古人优雅情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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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8 00:12: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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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棋书画、梅兰竹菊、松荷酒茶、剑玉扇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古人把玩艺术、闲适生活的标志,更是古人从容潇洒精神品格的再现。本书撷取传统二十种文化生活经典象征进行考辨源流、品赏内涵,引导现代人进入古典优雅生活氛围。



抚琴 高山流水与文人情怀



  琴,亦称古琴,以琴身多镶以美玉为饰,或云王母娘娘曾邀诸神抚琴于瑶池,故又称瑶琴,是我中华最为古老的乐器之一。古人以琴棋书画为四雅,而琴居其首;文人又终身与琴剑为伍,有“琴心剑胆”之称。



  关于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之首篇《关雎》,其中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之句,然其出现则远在《诗经》成书之前。据《史记·五帝本纪》“尧妻舜二女,与琴”,《礼记·乐记》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记载。由此可知,早在尧舜时期,便有琴的存在,甚至有人将琴的发明人附会成神农或伏羲。



  先秦时期,古琴主要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之演奏,“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所以仅流行贵族阶层。随着雅文化的传播扩展,秦以后流行于民间。



  周代,等级森严,礼乐乃国家重典,十分庄重而严肃。《礼记·曲礼下》就有“士无故不彻琴瑟”之记载。时至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奴隶制逐渐衰亡,许多宫廷乐师自谋出路,开始广收门徒,传授技艺,使琴艺传入民间。孔子的琴艺,便学自鲁国宫廷乐师师襄。《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且终生“弦歌不辍”。后世文人士大夫倾慕仿效,诸多贤士名人均长于琴艺,如三国时周瑜和诸葛亮,便都是精音律、擅鼓琴者。



  古琴曾为交友之纽带。据《列子》载,楚人钟子期乃伯牙之友。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后世遂有“高山流水”之典,用以形容心灵相通之至美意境。



  琴音亦可传达爱慕之情。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以文章名汉世,而少善鼓琴,尝客游临邛……相如且弹且唱:“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氏女文君窃从户窥,心说(悦)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纳之,遂成千古佳话。



  诗人骚客亦将情感运诸笔端,以文字颂扬古琴之魅力。诗仙李白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将古琴之雄浑描写得淋漓尽致;“ 纤手怨玉琴,清晨起长叹”,又写尽绝世美人的孤芳自叹,寂寞怀春,琴思琴意,流露无尽感伤;“风吹缘琴去,曲度紫鸳鸯”,将浪漫禾农丽之情,寄予琴曲,感之甚深;名篇《长相思》之“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又道出柔情婉转,枯肠寸断,寄相思之情却又因无人倾听的怅然。



  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曾填《小重山》词一首,中有“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句,借瑶琴以表达自己欲伐金而不能,虽冠盖如云,却知音难觅的惆怅。



篆刻 方寸之间大精致



  篆印之滥觞,当不晚于周代。当前所发现实物之最早者可确定为东周遗物,学界亦普遍接受“我国篆印源于春秋而盛于战国”之论断。篆刻艺术成熟,非一蹴而就,此前当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商周时期普遍应用之甲骨文,即是以刀为笔,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成,广义而言亦可归入篆刻艺术之内。河南安阳殷墟之中,亦曾出土过颇似当今印章之铜玺,且其字迹清晰,斑斑可考,亦可视为印章艺术之先河。



  古人崇尚诚信,因而对作为诚信物证之印玺十分重视。其类型大致有四:



  一曰官印,乃表权力身份之信物,如“勿(物)正官(玺)”便是。



  二曰私章,可作为个人交易凭证,如“左盲”、“乔倚”等。



  三曰成语印,多镌儆语吉言,如“富昌”、“正行亡(无)私”等,多用以相互砥砺,或自明其志。



  四曰肖形印,以刻人物、动物形象为主,图形画影以托物抒怀也。



  先秦时期,古风犹存,等级观念尚未严备,无论官印、私章,皆可称“玺”,且样式五花八门,美不胜收。而至秦汉时,专制制度正式确立,社会等级日益森严,“玺”成为帝王印章之专用名称,其他各人之印信只能以“印”、“章”、“记”等名之,且尺寸、样式亦有严格规定。



  汉代时,篆刻印章兴盛达到顶峰。考其原因,乃由于秦代实行“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字,独行秦国创制的小篆字体,而晚出之隶、草、楷、行等诸字体,或未尝出现,或未大行于世,故而篆文居官方正式字体地位,因而大盛。这与当今因楷书乃官方正式字体,一般印章皆以正楷字体刻之道理相同。另,两汉时社会稳定,冶炼业和手工制作业发达,使得汉印艺术取得长足进展,水平空前,成为历代篆刻家尊奉临摹之良范。



  至北宋时,书画大家米芾等少数文人墨客开始参与印章制作,略显文雅之气;元代文人制印之风渐盛,赵孟兆页、吾丘衍、吴睿又辈皆尝试亲自操刀,印章之匠气渐脱;至元代后期,王冕首创以花乳石(又称花药石)为印材,而此前印料多为象牙、犀牛角,为需特制刻刀及用专门技巧方可雕琢。因花乳石质软易刻,且价廉物美,以致自明代起文人治印之风大盛。



  明代形成的篆刻流派,大致有文何派、泗水派、娄东派等。时至现代,最具影响者当属吴、齐两派。



  吴派(海派)创始人吴昌硕。初学浙派,继学邓石如、吴让之,融浙皖两派之长,归本秦汉,且喜籀文。以钝刀入印,秀丽苍劲,流畅雄浑。后有黄宾虹、陈师曾、潘天寿承之。



  齐派(京派)创始人齐白石。早年受赵之琛、吴昌硕影响,后宗秦汉古风,篆法王莽《嘉量铭》、《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衰年变法,卓然屹立,自成一家。




执扇 入诗入画入戏之飘逸



  欲谈扇文化,必先谈扇子。扇子之用,起于远古。可以想象,炎炎盛夏,烈日喷火,我们的祖先无奈之馀,为避煎熬炙烤,只得随手取树叶或禽羽,进行简单加工,以障日引风,故扇子最早有“障日”之名,这便是扇子的初源。



  随后,扇子不断发展完善,种类日趋繁多。最早的文字记载,则有“成于商殷”之说。据晋崔豹《古今注》载:“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雉尾扇用五光十色的野鸡毛制成的羽扇,称之为“障扇”,扇柄细而长,并非用来拂凉,而是一种仪仗饰物,由持者高擎为帝王蔽日障尘。后皇帝和高官出行的仪仗中,皆配有大障扇,以显示其排场与威风。由此可见,羽毛扇至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于扇面题诗作画之记载,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有曹孟德与主簿杨修“画扇误点成蝇”的故事,而《晋书·王羲之传》中亦记有一则王羲之为老妇题扇的佳话。当时有“老母”持六角竹扇,求书于王羲之,“羲之为书五字”,她售出时便由十二文涨至“百文”。今浙江绍兴蕺山街有“题扇桥”,相传便是王羲之题扇处。



  扇子折射出人的心理状态。西汉成帝妃班婕妤曾写过一首《怨歌行》: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处她借咏团扇表露受赵飞燕嫉妒排挤,恐受君王冷落的复杂心理。由此,古人便常以“秋扇”来形容妇人因年老色衰而见弃。南朝梁刘孝绰《班婕妤》云“妾身似秋扇,君恩绝履綦”,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旨在抒发自己不被君王重用的失落心态。



  古代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咏扇也一直是诗人骚客的一个重要题材。杜牧曾以“轻罗小扇扑流萤”来描写少女们的活泼姿态和欢乐情绪;王建在其所作《调笑令》中以“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来描写美人以扇遮面的悲凉心境;苏东坡曾用“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来描写周瑜的风采。而《水浒传》中所引“夏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民谣,则用扇子反衬出贵族子弟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可憎面目,真可谓入木三分。



  在文学作品中,扇子还可以承载悲欢离合,苍凉苦恨。清初文人孔尚任曾写成传奇《桃花扇》,描写明末贵族公子侯方域送秦淮名妓李香君“宫扇一柄”,“永为定情之物”,通过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恋爱故事,反映了在历史变动的重要关头,中华儿女高贵的情操和气节。



  香君地位卑贱,但品德高贵。她深爱方域之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为了忠于爱情,她历尽艰辛,舍身忘死。清兵南下,方域却经不住功名的诱惑,降清而应乡试,中副榜。香君坚持民族大义,愤而与之决裂,继而出家,血染扇面,含恨而死。后由杨龙友点染,画成桃花扇一柄。“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一把香扇,寄托着无数人的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可见扇文化内涵之丰富,意境之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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