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知道存在一个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但是很少认识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其中一个人的面庞,没有与他们握手、交谈过。赵亮这部拍摄、制作持续了十二年的纪录片《上访》,将这些人带到我们面前。在某个意义上,这是中国自有影像以来,最为有力的一部。
赵亮最初将镜头对准这些人们的时候,他们还栖息在北京南站附近,住在自己搭起的简易房屋或窝棚里,火车从他们面前隆隆驶过,远看就像一群沉默凄惶的鸟儿。他们当中什么人都有:教师、律师、村主任、工厂代表、煤矿老板、前代理县长,来自部队或平民,来自乡村或边陲,北京市民或家在千里之外。
就像我们当中什么人都有一样。有兄弟也有姐妹,有父亲也有儿女,有年轻的妻子也有白发苍苍的祖母。还有一对来自江苏的母女。最早十四岁的女儿趴在膝盖上写作业,后来结婚嫁人,抱着孩子,寻找失去联系的母亲。原先她生长的、熟悉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
有人声称自己已经上访几十年!都是一些咽不下去的事情。房子被拆,人被打伤,无辜被抓、冤狱,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排着长队,向某个窗口领表、填表,递交,等待回复。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那是一条渺茫的、没有希望的道路。
上访的行为本身,构成了新的、另外的不幸。被截访、推进车里、关押数日、挨打,送回老家。然后再重来一遍,按这个顺序吃二遍苦,受二茬、三搽、四茬的罪。这期间有人在逃避截访的逃跑中,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死。
这是干什么呢?是怎样的一种人?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心里不停地会冒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就此罢休,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那毕竟还是生活,还有一段日子可过。“忍”字头上一把刀啊。
来自西部的这位女性,看起来三十多岁。她丈夫坐了八年半的牢,人已经提前释放,但是她依旧不依不饶,抛下家中一切,仅仅是要个无罪的说法。谁都可以一眼看出,这样做会把她已有的生活全都毁了,也会葬送她的未来。
农民张伟业,1998年与村里一共31位兄弟同时被抓,因为交征购粮、卖余粮的事情。抓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人与他们打过招呼。事后县公安局法制科干部对他说,你的问题单独解决。甚至后来一度给他安排了工作。他完全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起点。如今蓬头垢面的外表下,这位老兄仍然说话稳重清晰,是个当领导的料。
显然导演赵亮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跟踪最多的那对母女,给出了一部分的答案。当年她年轻的丈夫在例行体检上班的时候突然身亡,当时被告知“脑溢血”,她坚称丈夫没有此病。之后尸体被单位强行火化,也给了她疑惑的理由。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进京多年,女儿因此常年失学。相貌姣好的她本人,也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相依为命的女儿最终选择离开了母亲,她有自己前面的路要走。
然而另外一部分答案,刻在这些人布满皱纹的面容上,藏在他们凌乱不齐的头发里,体现在他们疲惫执着的身影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讲道理的地方?这是不能接受的。在一个没有道理的世界上,如何能让人活下去?
那个最初的起点让他们过不去。最初的那个简单事实,如同巨大的雷声,不停地在他们心中回响。他们就想不过来,无法说通自己,那本来也无法说通任何人。你可以张口而来说他们“偏执”,但是回头想想,这个世界,不正是应该由一些基本事实而组成,不是应该由基本道理、基本底线所组成?难道不是吗?
我们这些看起来活得好好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为若干次地丢失了那个最初的起点,放弃了对于基本底线和框架的坚持,才变成了今天这个这副德性,也把世界弄得如此糟糕。在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有过多大虚空,有过多少妄言,我们在虚幻的道路上曾经滑出多远?谁能够衡量因为这种放弃而遭受的巨大损失?难道会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建立在“昧着良心”的基础之上吗?
他们就像那个神话中的主角西绪福斯,推着一块大石头走向山顶。抵达山顶之后,石头再度滚落,他们又继续推着石头往山顶进发。加缪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认为他们站在山顶看着滚落的石头时,会有一些自豪感和英雄的感觉。这些人们同样如此。至少在今天(也许向来如此)的中国人中,太缺少这种执着的精神了。这些苦难的人们送来了他们的真实和真理,我们应当能够听到。这是赵亮这部片子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启示。
张伟业说:“我们31个人都是受害者,让我扔掉他们我办不到。”那位年长瘦小、戴眼镜的女性,身后是西安某整流变压器厂在改制中受损害的100多位工人。如果我们将这些艰难的人们弃之脑后,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完整,这个世界的根基会缺了一块。
文章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