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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剑中
毒打、电击生殖器、用牙签捅生殖器、在头和脸上撒尿，《高智晟律师公开信（2008年11月28日）》记录高智晟律师被绑架后受到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在在表明：反人类、人权、人性的中共之彻底兽化。
中共自创立以来，即高扬恐怖主义的大旗：1931年5月，周恩来夫妇和康生亲自带队，用绳子勒毙原中共特务头子顾顺章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十几个亲友，[1]连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及顾家佣人、保姆都未放过。[2]
1930 年，为肃清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施行名为“打AB团”的大清洗，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3]
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有一个县，用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睾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4]
在毛泽东掀起的这场红色恐怖的浪潮中，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惨遭杀害，更多的人落下终身残疾。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59 年初，毛泽东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就此拉开序幕。如安徽凤阳县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5]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发生的血淋淋事例：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 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被干部用斧头砍死；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6]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7]
据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和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认罪书吐露，信阳事件直接打死逼死8万余人......[8]
贵州湄潭的反瞒产、反盗窃运动，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9]
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 ”。为了逼问出粮食，干部们采取的刑法有捆绑、毒打、灌屎、穿糖葫芦（用削尖的木棒从人的屁眼捅进去）、活埋、点天灯、放起花（在妇女阴部插上震天雷，点燃爆炸后血肉飞溅）、五马分尸......对“不老实”的干部群众，使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捆绑、吊打、人撞人、火烧、锄把捅进阴道、刀砍、活埋等几十种刑罚！[10]
一般而言，对于中共这样野蛮、卑劣的恐怖主义组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出来的。《光明日报》总编穆欣回忆，中共监狱的监护人员“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引诱某些人自杀”，甚至经常给人服用各种药品，“折腾我们的头脑，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有的出现恐怖感，有的服后话特别多，自己无法抑制，还有一种药品，导致一切记忆中的事物性质完全颠倒。”[11]
在中共号召“依法治国”的今天，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仍然是普遍现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透露，1998年-2002年，检察机关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27416件，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7760件。[12]
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共大佬被残酷迫害致死，证明极权制度对每一个人（包括体制中人）都是巨大的威胁。1998年4 月，云南警察杜培武遭到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宁兴华、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等人的刑讯逼供，手段包括：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覆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13]
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无疑是对中共的强烈控诉，在没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下，独裁政党不可能洗心革面，其反动本质不可能动摇。高律师说得好：“我想提醒今天共产党在全球的那些‘好朋友’、‘好伙伴’们：共产党对国内人民愈发蛮横及冷酷的十足底气，是被我们和你们一同给贯出来的。”
与中共狼狈为奸的国际奥委会，对六四大屠杀态度日益暧昧的中华民国和国际社会，以及得过且过、闲事少管的大陆民众，难道真的要等暴政的铁蹄落到自己的头上，才知道人权和自由的重要性吗？
注释：
[1]王力《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10。
[2]周宗奇《三个红色殉道者*25: 水有多深》，溪流出版社，2005。
[3]高华《对“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总第54期，1999.8。
[4]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9。
[5]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道》，sd9710c。
[6][7]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
[8]余习广《庐山会议后“反瞒产”三部曲与大饥荒》，凤凰博报，2007.7.12。
[9]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炎黄春秋》，2007.11。
[10]余习广《大跃进～大饥荒：历史真相、过程与断代史探究（6）》，凤凰博报，2008.12.30。
[11]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4。
[12]陈杰人《中国公民冤情分析》，《凤凰周刊》总第131期。
[13]黄广明《不愿穿警服的警察》，《南方人物周刊》，2005.7。
──转自《自由圣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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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2 22: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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