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妇敲了一次铜锣，被判11年徒刑

荆楚 · 发表于 2007-12-8 18:27:24

采录者：广西荆楚

                                    一

“一村妇敲了一次铜锣，被判11年徒刑”的原委是这样的。

因为朱鎔基很会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抠钱，就被邓小平说成是“懂经济”。乃钦定朱鎔基出任了国务院总理。

我在《李逵比朱鎔基更懂经济》一文中说过：“朱鎔基甫一上台，就睁着眼睛胡说：‘现在地方集中了过多的财力，致使中央钱袋空空，所以要适当上收财权云云。’”“于是，就有嗣后的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基本否定了胡赵体制之‘财政分灶吃饭’的地方利益，却保留了胡赵体制的框架结构。也就是把国税和地税进行拆分，把主要的税收项目全部收进中央的钱袋之中，而把边角零散的税收项目留给了地方……”

本来，在中共一党专制政体下，各地政权就是叠床架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粥少僧多。各地财政常常陷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窘境之中。各地政府为了拿到胡赵“分灶吃饭，超额分成”的好处，乃连年需要银行协助地方财政搞‘财政空转’。即通过银行的这种协助，进行掩耳盗铃的操作，才能拿到较高比例的分成。否则，各地财政就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窘迫之中。”

在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的巨大压力下，各地官员乃想方设法，“广开财源”。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来钱”，就是好猫。哪管他偷摸盗抢还是坑盟拐骗，只要完成创收任务，统统都是“能吏”和“好官”。

再经过朱鎔基的“经济改革”，各地财政的困难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弄得各地政府官员焦头烂额、心浮气躁，恨不得一镐子下去，就从细民百姓的头上挖出一大陀黄金来。因而，在那些年份中，苛捐杂税多于牛毛。常常发生“拆屋、牵牛、破仓、杀猪”的事情，并时不时闹出逼死人命的惨剧……面对这些“新情况”，有的官员还放出狠话来：如果刁民以死相要挟！要上吊，就给他准备绳子；要跳楼，就为他准备梯子；要跳井，就帮他掀开井口……

针对此况，1999年底，中央又出台了“三提五统”税费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但其执行的结果则是，不但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反而使辛酸苦难的农民雪上加霜。

笔者所在的全州县，地方政府借中央收取“三提五统”之机会。乃趁机组织干部和警力，并动员所有教师和公职人员，倾巢出动。浩浩荡荡杀向农民家中，去向那些辛酸苦难的农民收取“三提五统”，并搭车收取各种地方性摊派款项。如果干部和教师们完不成收款任务，就扣发工资，或给予出身于收不上款的村庄的干部以行政处罚……如果哪个村拒绝交纳这些税费，就提高该村在读学生的学费标准来弥补，或拒绝该村中小学生到校就读，或掐断电力供应……

在各种手段的综合作用下，各乡各村的农民，大多被整治得服服贴贴，乖乖交纳了名目繁多的“三提五统”。

                                 二

但在永岁乡慕霞村公所的慕道村中，“收费大军”却遇上麻烦——该村几个有见识的村民，与收费人员论理。收费人员被驳斥得理屈词穷。收款一事，自然是无功而返……

全州的蒋姓，据其家谱记载，乃三国时蜀汉丞相蒋畹的一支后裔，为躲避西晋皇朝的迫害，而逐步迁涉定居下来的。慕道村全村原来全村姓蒋。由于历史悠久，该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村庄。目前有村民2000多人。

永岁乡政府在该村收费不成，恼恨异常。认为是该村那几个有见识的村民从中作梗，才造成这样的局面。乃于农历1999年11月7日，派出警察和治安队员，于半夜三更摸进该村，企图将参予“跟干部论理”的那几个人抓起来。

但秘密抓捕行动，只抓住了该村的蒋士芬、蒋士行（音hang）二人。其他几个人，听到情况异常之后，乃顺利的逃脱。因为该村很大，房屋之间巷陌纵横，很容易逃脱。

永岁乡政府以为，抓住并关押了这两个“领头羊”之后，已经起到了震慑作用了，慕道村已经是“群龙无首”了。那么，再到该村去收款，应该是比较顺利了。

第二天（农历99年11月初8日），乃由永岁乡乡长唐、乡武装部长蒋、乡党委书记肖、派出所干事某、县工作组成员某等带队，“收费大军”浩浩荡荡杀进该村去收款。

他们的队伍刚进到村中祠堂里，就听到“咣、咣、咣”几声铜锣的闷响，并呼喊着“鬼子进村了”作为暗号。于是该村的男女老幼，纷纷从各家涌出，把收款的干部们团团围住。

这时，该村的蒋济松、蒋军球、蒋时斌、蒋士行等人，不由分说，先把那五个“当官的”捆了起来，并将他们捆在祠堂的柱子上（一人占住一根柱子，还有几根柱子空着。永岁乡一干部，被吓得忘记了羞耻，扯开裤头，当着众多男女村民和男女收款队干部的面，就撒起尿来，成为大家的笑柄）。村民们声言，只有把该村无故被抓的人放出来，才可以放他们回去。

去慕道村征收“三提五统”的行动，闹出了如此激烈的反抗，让全州县政府官员很是紧张。生怕粗暴胁迫征收“三提五统”的事情穿帮露馅。乃紧急磋商应对策略……

嗣后，县政府官员遂紧急出动，派人到该村，与村民谈判。谈判很快取得了结果，并由县政府官员唐继雨、蒋时秀执笔，写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的大意是（因为村民所持的《协议书》，后来在2000多人的军队包围该村时，被永岁干部抄走了）：

1、三提五统按政策收取，不加码；
2、该村就读的中小学生，按政策收费，不与三提五统挂钩；
3、双方放人，被抓的两个村民由政府送到村里后，才放出五个被扣的干部；
4、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概不追究。

村民与政府顺利“交换人质”之后，诚实的村民们，相信了政府的《协议》和承诺，乃安心下田忙自己的农活去了。

                                          三

但是时隔不久，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黄沙河供电站却将该村的电费标准提高了差不多一倍。于是该村村民向永岁乡政府的干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派人去与黄沙河变电站协商吧！

于是该村派出蒋济松、蒋济能、唐福元、蒋军球（系蒋济松侄儿）等人，到黄沙河供电站去协商电价。他们正与供电站人员协商电价的过程中，永岁乡政府已经派人将供电站包围了起来。蒋军球因为年轻，眼快身捷，从供电站后门逃脱。其余四人全部被抓。

后来，县公安局又受命派人半夜后摸进村去，再把蒋士斌、蒋松英（蒋济松之妻，敲了一次铜锣）、蒋军球、蒋步宽、蒋本燕抓住。还有二人“漏网”，即蒋士行、蒋士芬没有被抓住。警察们顺手牵羊，将该村20多名比较敢言的妇女也抓走。逮捕这20多名敢言的妇女，没有任何手续，就一直关押了40多天。直到春节前几日，才将这些她们放出。

由于“供电站事件”之后，政府紧接着又进村抓人。村民们再也不敢相信政府的《协议书》和承诺了。而官员们也感到，两次行动，村民们已经被“打草惊蛇”了。于是再派出全副武装的2000多人的特警部队，于村民半夜三更的睡梦之中，将该村围了个严严实实。“只准进不许出。”并带了很多狼狗，打了十多颗照明弹，把全村照得如同白昼。然后派警察进村搜捕。但该晚没有抓着他们要抓的人之后，乃匆匆撤兵而去。

后来，蒋士行到附近的港地村亲戚家办丧事时，被乡政府侦知。乃于“当大事”的丧堂上将他抓走。

2000年3月6日，全州县法院对慕道村村民进行“开庭审判”。县城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进行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慕道村村民赶去旁听，但法院却阻止他们进入审判庭。村民们感到万分冤屈，乃在庭外大声呼喊“冤枉、冤枉……”后来，有关官员横蛮下令：“谁喊就抓谁。”当天，该村又有40多名村民被抓，关押了几天（有很多人被野蛮殴打）后，才放出来。

当天，“公开审判”的宣判结果是：

蒋济松，有期徒刑23年；
蒋松英（蒋济松妻子，只是敲了一次铜锣），有期徒刑11年；
蒋军球，（蒋济松侄儿）有期徒刑13年；
蒋时斌，有期徒刑15年；
蒋士芬，有期徒刑13年（今年双抢前回乡办身份证时被抓）；
蒋士行，有期徒刑14年；
蒋世军，有期徒刑13年；
蒋本燕，有期徒刑10年；（交钱保释，提前出狱，现在外打工）
蒋步宽，有期徒刑1.5年（已刑满出狱）；

当时，村民们这这个判决不服，乃上诉到桂林中院。但桂林中院对于这桩案件，既不驳回，也不受理，让该村村民的上诉“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四

蒋本燕之父蒋加东，对于如此荒唐苛重的判决不服。以为这是下面的官员一手遮天造成的结果。乃卖掉九条耕牛，卖掉6头生猪和1窝母猪加上猪崽，筹资上京上访和申诉。但他们夫妇通过七年多上访和申诉，几乎把家中一切值钱的东西卖了个精光，最后是讨饭回到家中。

通过他们夫妇多年的上访，确实也曾感动过“上苍”。有一次，农业部派员来桂，企图来全州慕道调查此案。但他们到了桂林，就被有关官员拦截了下来。乃在大酒大肉招待之后，外加桂林如画山水的游览。酒足饭饱之后，农业部有关人员就回到了北京……

他们夫妇经过长期的申诉和上访之后，最终使他们获得了一个“倾家荡产、一贫如洗”的结果。

现在，71岁的蒋加东老人，经过长期奔波劳累，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变卖的东西可以去换钱了。只好“心灰意冷、徒叹奈何”地放弃上访和申诉。而回到家中，安心田作。期待通过自己的艰辛劳作，改善一下家中一贫如洗的困窘状况。

蒋加东老人还告诉我：“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于抗日战场上。母亲不久就改嫁了。年少时，孤苦伶仃，很造孽的（本地方言，很可怜的意思）。也没有上过一天学……”老人一生不识字，但很勤劳。笔者见到蒋加东老人时，只好劝劝他：你老年纪大了，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象年轻人一样劳累……

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蒋士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八年了，且现在执行的农业政策，已经远远走在了他们当年所提出的要求的前面。自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了。乃于今年年双抢前回乡办身份证。但全州有关官员却没有忘记他。于是，蒋士芬就在办身份证的地方被捕。

我问该村村民：“那些为了全村的利益而坐牢的人，村里的人对他们的家人有所关照没有？”村民们纷纷诉苦说：“谁敢公开地表示关心呀？这不是与政府对着干吗！是要抓人的。再说村里的人都很穷，是泥菩萨过河。在桂林和雒容服刑的，有人以个人名义去看望过他们。但远一些的，就没有人去了……”

当年判处上述村民如此重刑，由于没有适当的法律条文，而难以罗织成“有期徒刑”。这却难不倒全州有关官员。他们灵机一动，就以政府调动军队包围该村时，附近村民纷纷自发前往探询和观望，从而阻断了桂黄公路双桥段的交通为由，说他们“聚众闹市、阻断交通”、“煽动颠覆某某专政政权”云云，来“依法判处”上述村民的重刑。

对于这桩“葫芦官乱判糊涂案”，素来甘当“驯服工具”的法院院长，都感到荒唐透顶。乃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画押。但这丝毫不影响有关官员的“严肃执法”，而把这些可怜的村民投入大牢。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是党权高于一切。依法判案，仅仅是一个黑色幽默。

现在，蒋济松被关押在桂林第六监狱，蒋松英被关押在南宁某个监狱里。蒋士行、蒋士斌被关押在雒容监狱六监区……

                                    五

笔者之友桂林李志友君，因践行中国宪法之“结社自由”权利，而于一九九八年参予组建中国民主党，却被中国刑法以“煽动颠覆”而判入狱三年。他曾与蒋济松是同监舍的难友。前段时间，李志友告诉我说：“蒋济松现在很可怜，他们夫妇双双坐牢，家也破了。而监狱的饥饿和劳役，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他已经两耳失聪了。要不了多久，他会死在监狱里的。他的孩子现在怎样？你是那里的人嘛，能用什么办法帮帮他？……”

受朋友托付之重，再说帮助这些悲惨的村民，我责无旁贷。但自我失业之后，过着“粗茶淡饭甘之如饴”的生活。从2006年开始，才偶尔从海外渠道拿点稿酬来贴补一下自己。而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帮帮他，这使我感到内疚和不安。

中国监狱的惨无人道，中国监狱的黑暗残酷，国人是有目共睹的。服役犯人成了监狱管理者无需支付工资的奴隶，这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识”。

判处这些村民如此重判，让当地的很多人都愤愤不平。当年，我虽然听说过此案的大致情形，但对于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情况，则不甚了了。乃应朋友之托，专门抽出时间，一路询问找到该村。

找到慕道村之后，在两千多人的大村庄里转悠，问了许多村民，当问到其他事情，他们都乐意跟我聊聊。当我把话题切入这桩案件时，村民们则纷纷缄口不语，并面露惊惶之色。后来，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一位比较有见识的老人，为我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今天，我把他们的悲惨遭遇记录下来，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以供海内外的热心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并在此强烈呼吁——尽快释放这些被地方当局构陷罗织的不幸村民！！！还他们的人身自由！！！并给予他们国家赔偿。

回来的路上，回忆起村民们提到此案时惊恐神色，回忆起村民们一张张屈辱无奈的悲凉面孔，我在心里流泪。

一般人用“魔鬼来了”或“老虎来了”之类的话语，来吓唬小孩，使之不吵闹。而这件事情之后，该村有不少妇女用“解放军来了，牵着很多狼狗”来吓唬小孩，比魔鬼和老虎都管用的。可见该事件给该村村民投下的心理阴影。

写于民国96年11月10日
修改定稿于主后2007-11-11

注：蒋济松夫妇有一个儿子，自其父母去坐牢之后，他外出打工谋生。现在慕道村的村民们，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实图景。

首发于《人与人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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