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万恶之源ZT

(：政权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万恶之源)

权力这个东西，不好说。权力一般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能力，它“本质上意味着‘能够’或‘具备’做某种事的能力或‘产生某种结果’的能力”。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权力必须与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同任何事物一样，权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必需，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威胁，使权力为善而不作恶，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不然，后患无穷。权力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行为。人类进入物质文明社会、人际间的支配行为出现以来，权力就成为一种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人际的支配行为起源于人类早期，人类早期的群体生活需要组织和指挥，食物的分配需要制度规则，群体内的纠纷需要裁决，首领应运而生。首领决定食物的分配，指挥群体的行动。这个时候人们之间的物品交换行为还没有出现，即使有物品的交换，也只是偶然的。因此，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可以说是权力现象了，但是，权力“却是动物历史上随着性爱起源的最早的现象之一。不是资本，而是权力，一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亿万民众的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权力又是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现象都与权力有关。离开了权力，政治就无从谈起。
对于个人来讲，政治是用来维护或得到利益的一种手段。从团体（最重要的团体是国家）的角度，政治是谋取团体利益达到团体目的的一种工具。无论是通过政治手段维护个人的利益，还是达到团体的利益，都需要借助权力。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权力是利益的源泉。没有权力，利益无从谈起。政治上得权，经济上得利。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是政权。所以，政治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经济的统帅。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样，政权所有制形式也存在私有制、公有制之分。政权为全体人民所有的制度就是政权公有制，政权为某一个家族或集团所有的制度就是政权私有制。

自私的思想产生权力私有的制度，权力私有的制度产生私有的政权，私有的政权产生绝对权力。因为绝对权力产生一个"大皇帝"和无数个"土皇帝",必然迟早会导致他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产生无尽的社会灾难。立法、行政、司法权集中于同一之手，形成“万能”的绝对权力，极易产生暴政。执政者通过阻止以宪法或法律的名义来损害公众个人或其他集团权利的做法，来不断增强权力的绝对性，以彰显自己无所不能。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推论说：任何机构一旦被授予了某种权力，不论这个权力是否合理，它都有充分利用这个权力攫取更多权力和利益的自然倾向，防止自己的权力被分解分立，以凸现自身存在的绝对价值。这个趋势理论上说是无限的，直到遇上遏制的力量为止。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能确定唯一一个平面吗？一个平面是依靠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来支撑稳定，还是依靠相互独立的三个点来支撑稳定呢？行政、立法、司法三种国家的基本权力，处在同一领导下，能确定它的社会性质吗？根据三点稳定原理，这样的社会能保持稳定吗？这样一个单一走向的权力结构，既缺乏矛盾的多数支持，又缺乏矛盾另一方的制约，更使矛盾的双方地位不能相互转化，使得社会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它违背了对立统一定律，违背了唯物辩证法。但是，双向走向的多维权力结构，既获得矛盾的多数支持，又存在矛盾双方的相互制衡，更能通过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实现了社会合理循环，使社会可以避免为争夺政权而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维护了社会内部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即人权）得到有力的保障。

不受约束的权力，人见人爱。有权之人，大多爱耍无赖，喜欢垄断权力，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放手。政治人物的心胸狭隘，早晚会造成社会悲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去制造他人的悲剧，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分解，让它们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用权力来约束权力，以消除绝对权力，消除权力集中。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不但迟早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且会导致绝对的的谎言。政权私有制（霸权）体制下，使许多人对权力趋之若骛。因为权力，你可能拥有金钱、地位、名誉、美女、香车，可能名垂青史，也可能遗臭万年；因为权力，你可能最终一无所有、孤苦伶仃、身陷牢狱、丢掉身家性命，甚至家族后代被消灭。物质决定意识，没有权的人，千方百计想掌权，掌了权的人想掌大点的权，掌了大权的人还想掌更大的权，直至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权，以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从而让子孙后代稳定地继承这些特权，世世代代享受特权。为当官，不惜低三下四，行贿送礼，出卖人格。为的就是掌握权力，“一人当道，鸡犬升天”，那好处与回报将百倍千倍于当初的投入。一旦有了权，那就要充分利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一种“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社会末日心理，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缺陷的法治和孱弱的监督，丧心病狂地为自己敛财聚富，从而造成了人民深恶痛绝而有积重难返的全局性的大腐败。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正确使用权力，可以利国利民，造福社会；一旦缺乏制度制约，迟早就会产生权力腐败，祸害百姓,遗患社会,被人民唾弃。在官僚们的“精心共和”下,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制度,往往金玉其外,只是忽悠民众。这些人为缺陷、腐败的制度,对于权贵们来说，往往违法成本很低,甚至网开一面,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进步,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代价太高,往往倾家当产,以至家破人亡。几千年以来，旧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欲改造人民的思想，以让政权属于家族私有的统治代代相传，如愿以尝了吗？我们前些年“三讲”教育，这些年“先进”教育，教来教去，并且整党整风也搞了无数次，加强教育、严肃党纪不仅未能消除腐败现象，反而愈演愈烈，由此可见，导致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权力腐败直接危及和破坏法律和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也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更动摇着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权力需要监督、制约，腐败不能自我清除。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只靠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像再高明的医生,能割除自身的肿瘤吗?而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政治体制，只会害己害人，祸国殃民!

物以稀为贵。政权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权。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人人都想掌握政权，个个都想当大官。一个社会核心的矛盾就是争夺政权的矛盾。客观决定主观，物质决定意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有权力才能真正保护富贵。若要获得大利，必须先获得大权，只有掌握政权，才能长久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才能掌控他人的富贵与贫穷的度。物质诱惑决定每个人都有想夺权当官甚至当大官的意识，只是有无天时、地利、人和之方便，有、无实力之差别而矣。一般说来，掌权者会是政权私有制的肯定方面，无权者会是政权私有制的否定方面；掌小权者是掌大权者的否定方面，无权者是掌权者的否定方面。有史为镜，有世界为镜。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遇到贤能的纨绔子弟当政可能产生短暂的盛世，遇到昏庸的纨绔子弟掌权就出现乱世甚至国家解体，政治体制弱不惊风。为什么旧中国内部纷争不断，国家时分时合呢？为什么我们历史漫长却落后呢？是因为：政治人物自私狭隘，死抱"打天下坐天下"的私念，建立的是私有的国家政权。这些野心家们相互恶性竞争，搞霸权主义，行强权政治，政权恶性更迭，最终掌权也不过几代，结果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小军阀割据一省便称王，大军阀割据数省便想武力统一中国以称帝。谁有能力组织“非法”的反政府的武装谁都可以打江山，谁打下江山谁就可以独霸并垄断政权。人民群众万骨枯却换来一个新的独裁者！正所谓：革命之前我们和他都是奴隶，革命之后我们成了他的奴隶。秦始皇带领一些人民侵犯六国主权并颠覆六国政府后秦家就上台霸占政权并殖民六国人民，刘邦领导一些人民打江山后刘氏就上台当家，杨坚带领一些人民打天下后杨家就上台作主，李渊带领一些人民不尊重祖国_隋朝的主权、不遵守祖国的法律以及颠覆隋朝政府后李家就上台垄断政权······。你方唱罢，我持枪登场。统治中国的权力成了某一个家族或某一个集团的私有权力，他们垄断着抢劫来的权力，似乎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推翻了“旧颜色”的专制，建立起“新颜色”的专制。这些“大盗们” 诱逼、恐吓百姓上前线充当炮灰，就是为了夺取政权以便自己当独裁者！政权被那些有枪杆子的人抢来掠去，导致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啊！如果争夺政权的几方势均力敌，国家就因内战而处于分裂动乱状态，直到某一方强大并征服他们为止，如周灭后春秋战国动乱551年，魏晋南北朝动乱389年，唐末动乱53年，南宋及辽金元动乱241年，等等。这些凶残的独裁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特权，奴役人民的方法和酷刑，纵观世界，举世无双，比如：把男人阉割成太监，强迫女人裹足，强迫三千年轻漂亮女人在他的后宫做性奴供他享乐，株连九族、五马分尸等酷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独裁不灭灾难不止。华夏五千年悠悠岁月，因为独裁这个社会毒瘤，内战了2600多年，共计20亿多人民牺牲!悲哉，政权的私有! 悲哉，绝对的权力!悲哉，官僚们的“共和”！悲哉，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

专制社会盛产混蛋、痞子，这样的政治人物持续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战国七雄逐鹿；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楚汉大战；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杨广不惜杀兄、杀父；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李世民杀兄、杀弟；为了夺得天下大权,三国演义；为了夺得天下大权,军阀混战···。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焚书坑儒（怕人民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血洗倡导戊戍变法的六君子；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闭关锁国，防止新鲜空气进来（想搞世外桃园，因为国外有些已不是霸权体制，怕国际社会存在决定人民意识嘛）；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愚弄教化人民···。蒋介石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偷天换日，将天下大权化为国民党的私权，然后又将一党私权化为一己私权，垄断政权，并且为维护据为己有的政权，悍然发动内战，可恶！夫妻争权，父子争权，手足相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利用武装掠夺上台，枪杆子出政权，政治人物们恶性竞争，政权恶性更迭，经济大崩溃,社会畸形发展，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领土也被掠，以及外蒙的独立。打得赢就上，打败了就被灭亡。政权之争，不是在演讲台上，公平竞争，接受人民挑选，而是在于你死我活的持枪抢劫,双方无规矩的恶性竞争，这难道不是流氓行为吗？人民牺牲千百万，盼来的却是“涛声依旧”。他们依旧搞政权垄断，排斥社会公平竞争，这是人民的选择吗？这样的人还有基本的良知吗？凭借武力掠夺上台，并一花独放一劳永逸地坐台，领导中国的权力被他们垄断，成了他们的特权。两千年多年前，古罗马帝国战功赫赫的凯撒大帝，受制于元老院，想要独裁连门都没有。而这里的独裁者，从古至今却可以凭借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自由地搞垄断，他们成了中国的“大老板”、“大地主”、“大资本家”，中国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
“私人领土”，国家成了他们奴役人民的工具，这纯粹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流氓政治。他们的一花独放给中国带来春天吗？为什么不建立政权公有制让风水轮流转进行民主选举以让国家和民族免受内战之苦呢？
他们后代那纨绔子弟们，由于没有经过公平竞争的锤炼，自古就少伟男，更多的是窝囊废，但是，天涯又何处无芳草!刘邦行，李世民也行；成吉思汗行，康熙也行；汉人行，蒙古人行，满族人也行。离开了谁，地球照样转。在政权私有的政治体制下，掌权者没有被弹劾而下台的压力，没有来自对手的竞选压力，想干啥就干啥，干好干坏一个样，能上不能下，想掌权多久就多久，根本不考虑年龄、能力大小，不见棺材不下来，不遵循自然规律。要知道：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来，推动社会进步,使人民免于暴政免于贫穷免于恐惧是执政者的基本职责，但是，他们有时尽点本分,却大肆地歌功颂德;一旦做得不好还不许别人批评并斥为攻击，还要粉饰错误。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人要有廉耻之心，更不能耍无赖，谁是真正的无赖呢？礼义廉耻，人之四维，四维不张，人将不人。小人治国，小人之“国”。在他们的领导下，对任何新政权建立起决定作用的人民群众，天下兴时也苦，天下亡时则更苦！悲夫，数千年来之中国，该公有不公有，该私有不私有，秦政也，皆大盗也！

专制是动物的野蛮传统，是动物的野蛮属性在人类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人类专制更广泛更野蛮而已。在动物社会里，解决权力纷争的主要方式是专制，比如对于猴王、狮王宝座的争夺,通过暴力来解决,不论是谁,成王败寇,胜者为王,并且,在新的强者产生之前,这宝座是私有的.它们争夺交配的权力也是如此，但是,作为从野蛮社会过来的人类,如果真是文明社会,能象动物那样野蛮吗?

愚昧的客观环境决定主观的愚昧，愚昧的主观能动地反作用于愚昧的客观环境。由于意识的能动作用，愚昧的人群可以把客观世界改造得更加愚昧，把自然环境改造得体无完肤。无知是我们的敌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给人民无穷力量。读好书使人聪明，读谎话连篇的坏书使人愚蠢。愚蠢的思想产生愚蠢的行动。大官者们自私、愚昧的主观能动性对制度的建立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官员主观的愚昧自私导致愚民的制度和 “理论”，愚民的客观环境又导致官员主观的愚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环境塑造人，愚昧的人民产生愚昧的官员，愚昧的官员建立愚昧的制度和理论去愚弄人民，被愚弄而变得愚昧弱智的人民又产生愚昧弱智的官员...。政权被无休止地抢来抢去，导致愚昧的"真理"和"真相"层出不穷，旧社会的中国人民就这样长期被愚弄来忽悠去，主观能动性大大下降，智力不断退化，愚昧代代传承，如此恶性循环，这些广大的弱智队伍还能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吗？我国能不大大落后吗？偶然出现发明创造，也是屈指可数，仅仅是在放松思想管制的战乱年代里的极个别人意识的能动作用使然。中国历史悠久，比西方早出生了几千年，按理说，方方面面应该比人家领先几千年才对，起步早反而大大落后，这是谁的罪过呢？商鞅说：“民不贵学问”。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绝圣弃知”，“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政治人物耍小聪明犯大糊涂，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祸患不浅。近墨者黑,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上行下效，跟谁象谁。上梁不正，下梁才会歪。人民愚昧，谁之过？官员愚昧，谁之祸？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枪杆子出的"真理"和"真相"导致人民愚昧，禁止言论自由致使人民愚钝，愚昧的人民，产生愚昧的力量。聪明的人民群众，推动社会正确前进；愚昧的人民群众，推动社会错误前进。聪明的领袖，带领人民推动社会正确前进；愚昧的领袖，带领人民推动社会错误前进。谁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政府的是非曲直，人民当然可以自由辩论。人民群众，在辩论中一点一点地成长，在辩论中一天一天地成熟。在自由的辩论中，人民才会变得机敏。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之语：“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群众自由地思想是科技的源泉。人民自由的正反辩论，观念的碰撞，才更容易产生智慧的火花。统治者啊统治者，科学技术是智慧的结晶，不是愚昧的结晶，愚民弱智的环境能产生甚至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吗？统治者既希望人民在政治上愚昧以方便统治，又希望人民在科技上聪明于他国，以便独裁在世界上畅通无阻，这可能吗？哪里有思想，哪里就有威力。充满智慧的大环境才能塑造聪明的民族，聪明的民族才可能塑造具有发明创造精神的人。有众多智慧的人民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长此以往，功到自然成，何愁不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呢？何愁不产生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呢？何愁不能获得诺贝尔科技奖呢? 何愁不领先世界呢？

知出乎争，尽信书不如无书,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疑则不进。胡适说：“少谈点主义，多讲点实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为什么马列主义政党在政权公有的民主国家不能获得多数人民支持？为什么“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可以建立多个政党进行公平竞争，而自称“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建立多个政党比如工人党、农民党、社会党进行相互竞争呢？

马克思（其实是斯大林）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将人类社会分为私有制社会和公有制社会，是极其错误的。
首先，儿女们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被父母以“公有制”的名义“共产”过去，由父母来管理、支配、处置；父母也不愿意在生前把财产“共产”给某一个儿女，让他以“公有制”的名义来管理、支配、处置。在一个个家庭、家族内部通过“共产”来实行所谓的“公有制”，多数家庭成员都不接受，更何况把众多人民的土地、财产交给不知道其底细、也不公布收支账目以及明细、也不实行人民多数表决等原则、人民也不能撤换他的不受大家约束的外人来当掌管呢？这“公有制”，这样的共产主义，能推广到一个国家吗？其次，奴隶主是天生的吗？地主是天生的吗？资产阶级是天生的吗？人是有差异的，有高、矮、胖、瘦之分，能力更是有大小，有人勤奋，有人懒惰，有人奢侈，有人节俭。十个指头有长有短,它们能一样长吗?政治地位的不同，劳动力的强弱不同，家庭人口多寡不同，以及受到天灾人祸等灾害的影响的程度不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贫富不均。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不受约束的权力就是官吏们取之不尽的财富，资本剥削可以创造财富，其剥削多少可以受到政权控制，但是，无处不在的掌握权力的官吏巧取豪夺，不仅野蛮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如强征、强拆，美其名曰共产），还可以草菅人命，既要钱财又要人命却无法制约，悲剧不可避免！因为掌握权力，可以运用暴力工具剥夺他人的财富，使其一无所有，因为取得权力，自己可以从无产阶级一举成为资产阶级。因为掌握着权力，就变成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因为依靠官吏的权力作为保护伞，运用潜规则发家致富，就渐渐成为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如古埃及的材料叙述一次奴隶主政权被推翻的情形：“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变成了财产的所有者，财产的所有者变成了没有财产的人，大地似陶轮一样翻转起来”。而中国唐代的一次农民起义后，一名逃亡的旧政权官员则哀叹“扶梨黑手翻持笏，吃肉朱唇却吃齑”。并且，马克思的阶级划分不能包含社会的所有人群，具有重大缺陷，比如：奴隶主与奴隶中间的人群，地主与农民中间的人群，又属于哪一个阶级呢？按照矛盾定律，既然大家都是无产阶级，那么谁是资产阶级呢？另外，一个人拥有多少资产，才能算无产阶级呢？既然国家庞大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那么谁又是无产阶级呢? 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财产，还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一位重病缠身而又无钱治疗的孤寡老人,却没有权力领用国有资产创造的红利和转让以变现他拥有的“那一份国有资产”为自己治病和维持生存,只能等待死亡，那么,这生产资料属于“公有制”吗? 对于他来说，这“公有”其实是什么都没有。政权私有，生产资料能真正的公有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农耕社会，土地是国家主要的生产资料，是政府的主要经济基础，奴隶主、地主阶级上缴的土地税在国家税收中占绝对地位，帝王怎么可能把辛辛苦苦通过战争掠夺来的土地傻乎乎地私有化给他们，从而断了皇子皇孙们的财路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奴隶主、“地主”从帝王手里获得的是土地的可以继承和买卖的使用权，并定期向国家缴纳税收，然后让自己的奴隶耕种，或者出租给农民耕种；王侯将相、皇亲国戚们顶多是获得国家减免租税而已，而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在帝王手中。如果帝王一不高兴，就可能没收你的土地使用权，不让你这个“地主”耕种，甚至抄你的家充公。王侯们可以随便剥夺百姓的财产，这是百姓私人所有吗？所以，奴隶、封建社会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对于皇帝来说，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他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来说，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更何况，掌握生产资料，它本身也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政治是统帅，主宰社会的一切，当然包括生产资料，马克思们怎能舍本逐末呢？在过去，帝王正因为是首先对政权的占有和垄断,才有对土地等财产的占有与对人民的统治。赫鲁晓夫对她的女儿说：“什么共产主义，那是用来骗老百姓的。”马克思还宣扬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物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无限美好。试问：物资能极大丰富吗？譬如：水能极大丰富吗?水的总量是一个常量，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水量会越来越少；石油、煤炭、矿石只会越用越少。怎么可能极大丰富而按需分配呢？更何况，光经济“共产”，处于社会核心地位的政治不让社会来“共产”却“私产”，社会多数成员不能“拿主意”，只见官僚们大声吆喝的官僚霸权主义，该公不公，该私不私，这还是社会成员都拿主意的社会主义吗？这分明就是共人民财产建立官僚垄断的共产主义，与过去帝王建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共产主义有区别吗？人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一个国家“共产”的主张经过他们多数同意了吗？将人民的财产强行全部“充公”“共产”“国有化”到“国家”，国家成了史上最大的资本家。他既不给人民红利，又不保证人人有工作，还不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还把人民当廉价劳动力来使唤，这甚至比帝王只“共”农民的“土地”这个“财产”，让其租种土地还不如？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吗？这与土匪抢劫有何区别？把众多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到政府手里，掌握政府的独裁者成了史上最大的地主，而小地主们被迫成为无产的农民。把众多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没收到政府手里建立所谓的国有（官有）企业，掌握政府的独裁者成了史上最大的资本家，而小资本家们被迫成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被消灭了，产生了一个极其富贵的独裁者家族。对于人民来说，无非是小地主与大地主、小资本家与大资本家的区别而已。但是，这样的大地主，这样的大资本家，无论好坏，人民还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它是这里的唯一，而且它还掌握着任何小地主没有的暴力工具，它坏起来更可怕，危害的范围更广。这个大地主、大资本家，把地主庄园和工厂通称为国家，这样的“国家’值得热爱吗？

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可能变成可怕的怪兽。公权力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和苛政，资本不受制约，可能会残忍无道地侵害劳动力。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掌握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搞双重标准，对百姓是专制主义、霸权主义，对自己则是自由主义。在自己统治的国家里，他拥有“无法无天”的自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决定法律、制度、文化。政治由统治者选择，产生官僚世袭的专制统治，而不是由社会来“共产”。法律没有在多数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制定，只不过是少数人意志和利益的体现，绝非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权力就是法律，官员就是法律，他的自由、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这里的权力成了受“恶法”的严格保护和没有制衡的权力，资本成了受“恶法”放纵的资本。这里的资本如果依附权力可以走遍天下，没有权力的纵容他寸步难行，甚至被权力吃掉。政府有选择的立法，有选择的司法，有选择的执法，有选择的行政，故意制定让官僚可以随便钻空子而不违法的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性腐败使官僚及其家族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也是社会腐败、黑暗、万恶的直接原因。如果有人去了解这些真相，专制政府就会认为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专制的现实利益诱惑，也使得官僚们没有健全法治促使“恶法”向“良法”转变的动力。这些缺乏良知的统治者，牺牲大多数人的人权，以维护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特权，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不公。这些官僚的自由、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的同级官员大了许多，而责任义务少了许多许多，并且其权责严重不对等。政府变成了地主变成了资本家，人民变成了农民或者工人。官僚成了百姓的主人，人民成了官僚的奴仆。只要官僚大大的自由，人民就会有大大的不自由。权力是获取利益、维护利益的根本手段，人民没有权力，怎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普通大众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迫，随时提心吊胆，既忧财产被共，又怕性命被取。人民既无权选举政府，也无权改革政府，更无权制定法律，来约束官员和资本的行为。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上级，各级长官独揽当地一切权力，其任期也由上级决定。下级官员们巩固权位并获得升迁的唯一途径是讨好上级。这种上级决定的任命制度，容易产生卖官买官、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历史上这种情况简直是数不胜数、罄竹难书。官场近亲繁殖，社会何来公平正义？他们执政出现错误，上级包庇下级，下级维护上级，上下串通一气，官官相护；父辈包庇儿孙，儿孙维护父辈，一家人串通一气。他们善于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好话说尽”，台下“坏事做绝”。上级“尽说好话”，下级“做尽坏事”。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选择性地有法不依，有选择性地违法不究，有选择性地执法不严，制造更多的社会罪恶，民众对此上诉无门，苦不堪言！他们用谎言和暴力解决社会出现的矛盾，用谎言和暴力维护政权的垄断。这些官僚们的后代虽然是极少数，极少数不等于是精英，历史已经证明：刘备的后代阿斗，皇帝的后代虽然是极少数，并受到良好教育，但是没有成为精英，更多的是孬种，是窝囊废，只能躺在长辈们编织的摇篮里依靠长辈们授自己以鱼的制度来安排他们出入政界、商界，并在他们主要经商领域实行高度垄断、特许经营，使其利益最大化（比如房地产、外贸、媒体、烟草、工程建设等等）。这些害怕国内竞争的只想自家端“金饭碗”不顾他人死活的官僚及其后代主导的国家，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崛起吗？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吗？把本国人民当奴隶、奴才的国家，谁会相信一旦他强大起来反而从良了他不会侵略外国并把外国人当作奴隶？！而在政权公有制国家里，民主负责政权的归属，法治负责政权的实施，宪政负责对政权进行制约。民主是法治、宪政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宪政的保障，宪政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没有民主，所谓法治、宪政就会挂羊头卖狗肉。没有法治、宪政，民主避免不了社会的局部混乱、腐败，但与政权私有的专制社会的混乱、腐败相比，那只是小巫见大巫。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出政治。通过民主程序和人民同意基础上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也集中体现了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它对政府权力加以具体限制，并进行违宪审查。民众享有政治权利，政府权力的行使由人民授予，并受人民制约。立法权也掌握在人民手中，行政司法行为公开透明。资本成了受“良法”严格约束和制衡的资本，权力成了受“良法”严格约束和制衡的权力。不同权力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官员的权责在法律上有十分清晰的界限，他不依法定的程序办事就会犯罪，出现重大的损失就得下台为民，各种官员有任期界限的。人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民主社会里没有特权，人人平等，大家公平竞争，接受人民群众的挑选，上为官，下为民。政治统治经过多数人民选择。人民既定期公开选举政府，又可以改革政府，更有权制定法律，来约束官员和资本的行为。政府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人可以批评政府，人人可以起诉政府（这符合矛盾定律）。官员普遍授自己的后代以渔，让他们勇敢面对社会的竞争。

由于官与官之间、官与民之间不能公平合理地流动，所以在政权私有制国家，为了争夺政权，先下手为强，子杀父、弟杀兄、父子相残、兄弟相残的事件层出不穷，充满了各种阴谋、分裂和流血政变。时而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战乱，付出数百万甚至千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代价，通过暴力才完成新旧政权更迭。这些缺乏良知的政治人物，煽动并挟持广大的无知民众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抢劫执政权，穿着"皇帝的新衣",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继续制造社会的悲剧。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他们纯粹就是一股最大的反华势力和汉奸！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是流氓混蛋逻辑。甚至一些野心家们为了自身利益，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宁做鸡头不做牛尾，在国家遭受侵略、国土被占领的情况下，在外国分裂势力支持边疆地区独立严重干涉祖国内政的情况下，置祖国主权、法律、领土完整和民族利益于不顾，把恩人当仇人，把仇人当恩人，认贼作父，出卖民族利益，在国外势力、侵略者的策动、支持下，打着推翻反动独裁、腐败统治的旗号，组织“非法”的反政府武装，以武力拒绝统一建立国中之国搞独立，企图颠覆当时的国家政权，严重破坏了当时社会的稳定，发动内战，把祖国搞成一盘散沙，与侵略者的侵略行为遥相呼应。大敌当前，是同仇敌忾上前线抵抗侵略重要，还是颠覆腐败独裁、反动统治重要呢？他们用暴力反对政府的维稳，严重践踏了国家的法律、严重侵犯了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人权，世界上还有大得过这些野心家的自由吗？他们有爱国主义精神吗？他们这样是在热爱人民吗？他们的身上哪里还有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点影子：放弃个人得失，维护民族利益，全心全意地精忠报国呢？

在政权私有制的专制的国家里，统治者一元领导，个人独裁，权力自上而下安排，上级任命下级官员，并且在事实上排除了所有体制外的有效监督，体制内更无任何有效制衡。这样一来，官员在上级的主子面前是奴才，在下级的奴才和人民面前是主子。他们只对上级表忠心，不会对人民宣誓效忠，即使他违背对人民的承诺，也不会自觉下台。权力不受约束地主宰社会的一切事物，以国家的名义不断地创造官僚资本和巧取豪夺民间资本。统治者凭借手中的绝对权力，使用自己手中的立法、行政、司法、经济等手段来强制剥夺和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使人民的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义务却多了不少，而且不时地侵犯人民的私有财产，比如强征、强拆。芝麻大的小官就可以踏平人民群众的房屋，这里哪有欧洲中世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故事可以传说！独裁者还把国际上提意见的人叫作国际敌对势力，把国内提意见的人叫作国内敌对势力，并作为妖魔化和打击的对象。他们严密地控制着社会的一切，并不时地迫害人民，以维持执政的稳定，但是“好景”不长。并且，伴君如伴虎，参政如履薄冰，除了那个独裁的统治者，其他的官僚时刻生活在潜在的危险之中，因为社会没有明规则。更害怕老独裁一命呜呼之后，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被小独裁潜规则，失去自由、尊严、财富乃至生命。这就加剧了官僚们了变态的权力欲，不断讨好上级，企图趋利避害。而参政的成功，可能是个人和家族鸡犬升天的开始。官僚们授后代以鱼，他要让子孙后代养尊处优地垄断权力和福利，即使他们不学无术。并且，他们意见不合则先下手为强，刀枪相见，拼个你死我活，把阶级敌人都消灭光了，咱就说话算话，爱干嘛干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内战打它几十年稀松平常。统治者随意残虐人民，而他及其后人也随时可能被人杀害，甚至受到新专制的杀戮。人民生活在痞子、混蛋当道的恐怖主义社会里，能不恐惧吗？他们能幸福吗？

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蚀性，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危险。无限制的权力必然趋向腐败，而人拒绝诱惑的能力是有限的，智力是有限的，决策必须民主化程序化法制化。因此，任何官员都能腐化堕落。为防止腐败，在政权公有制国家里，有良知的决策者们根据三点稳定原理，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分权，由平行的机关分别独立行使，各自对宪法负责，它们互不隶属、以相互牵制制衡。这对防止独裁、腐败起了重大的作用。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愚者千虑，终有一得。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三百个臭皮匠议员就抵100个诸葛亮。当然，这300多个来自不同阶层的臭皮匠代表组成议会进行民主决策出现错误的几率远远低于专制决策，并且民主决策的健全性科学性远远胜过专制决策，而且更不会犯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这是毋容置疑的。民主政治的决策、选举等一系列的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定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由宪法和其它法律来决定。多数人的意志要得到表现和社会承认，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民主决策，以法律、法案的形式推出，它具有强制约束力。政权公有制国家以良法治国，按法制程序办事，并且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仅仅掌握在议会手里。人民的私有财产更受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随便进。”而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多数必须服从少数，法律打击多数保护少数，占社会少数的官僚专制决策，故意共和出各种有利于腐败的诡谲的规矩，共和出漏洞百出缺乏正义的恶法，不断扩大权贵们的自由和权利，以便持续掠夺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恰恰违反了矛盾定律，社会随时存在爆发冲突和分裂的风险，而且，这些规矩不是以法律的形式推出，而是以政策或者规定的形式推出，经常朝令夕改，被他们有选择的执行。按照统治者意愿“共和”出来的法律基本上是“恶法”、 “王法”，并且，治理权贵的法制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管治百姓的法制却多了不少。有效执行治理权贵的法制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甚至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制定法规，即使相互抵触也不会被追究责任。百姓的自由、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义务却多了不少。权贵的自由、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多了许多，而责任义务少了不少。渐渐地，这些权贵们的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家族化，家族利益法制化，以这些恶法治国，社会怎能不黑暗、腐败，又怎能不祸国殃民？他们制定的凡是约束权贵的法制,不是长久不出来，就是姗姗来迟，更是漏洞百出以给权贵有机可乘，甚至只是忽悠群众的摆设，凡是约束百姓的法制出台得既快又严厉，执行往往更是从重从快。并且，由于人们之间在政治地位上不平等，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最后导致人们不一样的贫富结果，这几乎逐步地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于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官僚的私欲不受限制，随着他们私欲不断地膨胀，导致权力不断地膨胀和被滥用，潜规则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上行下效，官欲带动民欲，人民跟着学样，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罪恶。

阳光可以杀死病菌，路灯可以提防小偷。政权公有制国家的财政，掌握在议会的手中，政府和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并且，各级官员的待遇和各种税收的增减，以及任何政策、法律、协议、税收等都是由议会代表们讨论多数决定，并晒在阳光下，这样以来，谁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维护政府运转高成本或者侵害人民利益或者不守信用的党派和代表将会下台，克己奉公的党派和代表才会得到群众支持而上台，通过定期选举发生政权更迭，流水不易腐。各级政府的长官手中掌握的对上级、对下级都是有限权力，官员发生暴政和造成经济损失和浪费的情况就很少见，同时，这样的政府，不易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他们上为官员，则享受官员待遇，下为百姓，则享受普通待遇，民选产生官员当然就避免了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社会腐败，所以，政府财政用于官员的支出就少，全体人民的相对负担轻。而政权私有制国家的钱袋子，掌握在官员们的手中，一切开支，由官员说了算。并且，政府试图严密控制整个社会，以防范民众造自己反、维持自己执政的稳定为核心目的，就需要一大帮人制造很多的"真理"和"历史“来掩盖错误并树造自己各方面的“英明伟大”，必然需要比开放的政权公有制国家更多的机构来维持手中的绝对权力。由于官员大部分由官僚组成，他们授后代以鱼通过制定各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自己的后代曲线做官，实在无德无才，就依靠父辈的特权从商，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投机倒把，强买强卖，欺行霸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权力不受约束、腐败和为了官僚子女就业，必然导致政府机构非正常膨胀。官僚们以个人努力最小化实现了个人及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大部分由官僚后代组成的政府，当然爱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很难及时改正错误，甚至还长期掩盖（父辈们的）错误，以维护他们的“光辉形象”。而各级政府的长官手中掌握的对上级是有限权力、对下级是绝对权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既使上层清正廉明，但是，中、下层官员发生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以及侵害民众利益甚至苛政还是很普遍。同时，由于绝对权力，对于国家的各种税收，官僚们既有征收权，又有管理权，既有处置权，又有领取权，当然就会巧立名目地侵害公众利益降低公众福利来随意地静悄悄地给政府官员增加各种收入和福利，可以说,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世界最高, 在职时享受官员待遇，退下来依旧享受官员待遇，财政用于官员的支出就大，所以，政府运转的社会成本很高，人民的负担相对很重。并且，由于不受约束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单单是各级官僚们在执政阶段的错误政策这个内因所造成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又何止百亿、千亿和万亿？这又是何等的残忍和昂贵的制度啊？所以，这样的政治，既是“流氓”政治，更是昂贵的金钱政治！

政权公有制是一种社会平衡的机制，政权交替，左派、右派政见纷争，反政府情绪，全部的社会震荡，都被吸纳和溶解在平衡各社会阶层的政权公有的机制之中。表面看起来闹哄哄的议会，意见不一的报纸社论，争论不休的电视公开辩论，熙熙攘攘的公民普选，你方唱罢我粉墨登场的党派政权更迭，正是民意获得正当发泄的、社会冲突消解于无形的正常平衡机制，它使矛盾的正、反两方面在对立中通过选举、议会、监督等形式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政权更迭中相互转化，避免了“王朝”循环，从而稳定地推动社会发展，促使社会不断发生质的飞跃。按人民意愿产生的不同党派的代表们在议会中自由辩论、争吵甚至讽刺、谩骂以致摔跤比赛，但不会出现战争。执政者出现错误给百姓带来损失、造成伤害就会自觉下台。人民的不满和愿望得以表达，暴力因素不被淤积，权力相互制衡，法治健全，政权按照程序和选民的意愿进行更迭，而不是战争,因此，这是一个多赢的社会，它始终处于良性的运转之中。

政权公有的社会制度是人类进步的社会历史产物，是社会阴阳(反对派、执政派)平衡的制度，是公平正义的制度，是社会普照阳光的制度。它体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种天才们设计、蠢才们也可以运作的政权公有制的社会官理制度体系，不管谁上台，那怕是阿斗，由于有一百多个“诸葛亮”不得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民主决策，都不致于发生重大的偏差，不致于发生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最多干一段时间不能让多数人民满意被弹劾或者选举下台，他没有机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下台。它就像傻瓜相机，人人可以使用，照相的效率高且质量不差。民主决策保证执政者不犯常识性的错误，不犯低级的错误，不犯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方向性错误，从而避免出现社会大动荡。而政权私有的专制主义制度是只有执政派（矛盾的正方）没有反对派（矛盾的反方）的违背矛盾定律的制度，是公私颠倒的野蛮的制度，是人民万骨枯换来一个独裁的制度。它是邪恶的制度，是社会遍布乌云的制度。并且，天下之大，维持专制主义制度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如果统治者能力很差，他手握枪杆子、笔杆子死皮赖脸地赖着不下台，群众的觉醒如果唤醒不了他们的良知，人民除了革命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这个坏制度，通过“恶法”将官僚的私欲最大化，将百姓的私欲和财产最小化。这个制度，是实现官员私欲最大化的最佳途径，它早晚会淘汰掉能人、好人。而政权公有制是将私欲一分为二的来对待，用法治将危害社会的私欲最小化，把促进社会进步的私欲最大化，社会通过“良法”遏制人们不正当的私欲。

印尼在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之后，统治印尼达三十年多年之久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抗议声中退出权位。可见，过去若干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并不能使把印尼政权私有化的独裁者具有合法性,也没有能使印尼免于动荡。而在政权公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等虽有经济危机，却无经济崩溃，更无政治大动荡。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中国唐、清王朝的盛世也没有让民众觉得实行权力私有的家族政权具有合法性，其后期的动荡反而说明：船到江心补漏迟，以追求安定的名义靠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来拖延政治改革只会让增长误入歧途，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给执政者及其后代带来更多的人身风险。所以，决定一个国家是否稳定的根本条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政权公有制。（在独裁者的眼里：独裁者的土地和工厂就是为国家）政权私有制国家实际上就是独裁者的私人领地，国家只不过是独裁者手中的工具而已。独裁者利用国家这个工具来“共”人民的财产和奴役人民，人民并没有摆脱当奴隶的命运。正所谓：“革命之前我们和他都是奴隶，革命之后我们成了他的奴隶。”政权不公有，其它“公有”都是浮云，纯粹扯蛋！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维持了持续不断的高速经济增长，却有若干国家维持了不曾中断的政权公有体制。身贵自由, 国贵自由, 成败在于人民自由不自由。没有政权公有制，就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政权公有制，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没有社会的公平，社会也就不能长治久安。

如果政权私有，国土、生产资料等就不可能真正公有，一切只是统治者私有，国家不过是他奴役人民的最佳工具而已。统治者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可以随意将国土、国库银子、优惠等好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不时向外国出卖本民族的利益，这是大家“公有”吗？举一国之物力，慷人民之慨，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巴结讨好，打了胜仗，国土可以让给他国。且用不着象李鸿章那样讨价还价，批个条子就得，卖起国来暗箱操作效率最高。敌国是政权私有的专制国家的好处是，由于只与一个对手谈判对话，很多东西独裁者一个人私下在台面下就可以拍板算数，卖起国来很容易，比如签定《马关条约》、《XX条约》、《二十一条》、《XX协定》。如果放在政权公有的民主国家，任何协议、提案更不用说重大问题必须提交这个院说三道四地讨论多数赞成，那个院闹哄哄地表决多数同意甚至人民公决才能通过，最后元首签署才能算数，这样一来，谁能无法无天，谁能分裂国家，谁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是学生和群众知道了，可能议员们还没讨论，他们早就已经涌到政府门前示威了，还有议会那些平时就天天骂政府的家伙们，不拍桌子才怪！在中国实行政权公有制有利于消除国内腐败，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一个政治黑暗腐败的中国，对美、俄、日的强大和全球利益有很大好处。敌国内部腐败，是每一个强国极力追求的目标。古代周文王资助腐败无能的费仲，去扰乱纣王的朝政；金国资助宋朝的奸臣贪官，让其虐杀忠臣，历史证明了都是有莫大“投资回报”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中国的腐败“反”而不死，越反越厉害，越反越兴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所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早晚使人绝对的腐化。”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们内心深处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权私有制的权、利缺乏监督和透明，在专制极权统治下，在一个特权集团除了它自己之外不受任何外力约束、限制和制衡的政体里，“根除腐败”很大程度上只能冀望特权阶层能够正确及时地健全法治和内部竞争上岗，而不仅是“自律”和提高“思想觉悟”之类的让世界人民贻笑大方的“弱智”的治标之策。

权力不是贪婪的，掌握权力的人是贪婪的。资本不是贪婪的，掌握资本的人是贪婪的。政治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经济的统帅，私欲是民间万恶之源，将权贵私欲最大化的政权私有制当然是整个社会万恶之源，它里面没有公平和正义，只有谎言、暴力和掠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统治者是人民群众的榜样，上行下效，官员的私欲带动民间的私欲，从而产生更多的罪恶。因为小人物对他人有危害的私欲是小隐患，即使缺乏制度制约，也只是危害社会少数个体，但统治集团的私欲是社会的大隐患，对社会的危害大，一旦缺乏社会制度制约，转化为行动，使社会朝着满足一己私利的方向发展，危害极大，会祸国殃民。当然，时位之移人，小人物变成统治者的时候也一样能置民众于水火。大人物一人腐败，导致众人贫困。大人物一人愚昧，导致万民遭殃。为什么不以民族大义为重，跳出历史的怪圈，建立政权公有制, 以彻底制约权贵们的私欲，让人民民主选举使他们和平地上台、下台呢?谁上谁下，人民当家作主。谁优谁劣，人民心中自有杆秤。谁是谁非，人民群众心眼明亮。国家因此避免为争夺执政的权利而发生内战，人民也不会被阴谋家、野心家们拉去当炮灰，投个票就行了。人们与其说是需要好的官员，还不如说是产生好官的制度。因为，再好的官员, 他的生命也是有限的，而好制度的生命可以是无限的。好的制度，能够流行世界，流芳千古，万人敬仰，人民趋之若鹜；而坏的制度，只会臭名远洋，被人们抛弃，惹不起躲得起, 人民会想尽一切办法离开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会使社会道德沦丧，逼“良”为“娼”，使劣币驱逐良币，使好人无法做好事，以至于使人变成心胸狭隘、自私、缺乏良心、无耻的人，甚至坏人。好的制度让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让人变成鬼。总之，坏制度盛产痞子，政权私有的专制制度盛产混蛋。好制度体现了决策者们的良知，坏制度体现了决策者们的邪恶。制度的真正作用在于把权贵之人作恶和不作为的机会，减少到最低。制度的主要作用不在于约束人民，而在于约束权贵,让他们循规道矩，遏制他们贪污腐化，防止他们为官不仁，防止他们为富不仁，防止他们胡作非为，防止他们狼狈为奸，防止他们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防止他们武装夺权，以致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制度这个源头没有活水从上面流下来，社会何以清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人为缺陷的政权私有的制度便于官员不受约束地行使权力，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的暴政更是空前绝后，在他独裁统治的三年多时间里，以肃清克格勃间谍、美国特务、外国代理人、异己分子和社会改造为借口，使得全国700万人大约就有200万人死于他的恐怖政权之中，整个国家遍地是灾，生灵涂炭，经济全面崩溃。原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领导也可以假借肃反和群众运动之名造成千百万人无辜受难而不受法律制裁，这些难道不比总统偷情的罪过大吗？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国家对党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改革社会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外国社会制度能通过不断趋善的改革去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制度反而不能呢？为什么外国社会的坏制度能经过和平改良变成好制度，我们的社会却不能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国家的任何议案，必须全部提交国会这个大集体经过一段时间充分讨论多数同意通过形成法案才会生效，而领袖无权单独决定。毛泽东他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权力制度问题，依旧利令智昏、独断专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和大跃进等重大社会悲剧，并且，滑天下之大稽，中国没有战败，他就像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随意把藏南大片领土、西南边疆江心坡/南坎/果敢地区、隶属海南岛的位于北部湾中间的白龙尾岛（夜莺岛）和附近海域以及长白山天池一半和附近三座山峰让给邻国，严重损害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的这些作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却没有被问责、问罪，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这样是在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在宁愿大量援助外国让三千万本国民众活活饿死的情况之下，他更死死地抓住七千万人民币存款于不放，这样的人算得上热爱自己的同胞吗？所有这些，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深地反思吗？

日尔曼民族在被美、苏人为分裂成两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的艰难情况下，人民的觉醒带动了统治者觉醒，使之深深地认识到:民族统一利益高于自己垄断政权的利益，谁霸占政权就是霸权主义、流氓主义、野蛮主义，况且霸权只能一时，绝不可能长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政权当然属于人民，谁上谁下，应该由人民选择；不能一错再错，否则，会遭到历史的审判，遗臭万年。于是，统治者改正错误，将垄断的政权归还给人民群众后，就实现了德国的和平统一。德国统一，俄罗斯高兴吗？德国统一，美国乐意吗？德国统一，内因才是根本。德国统一，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李大钊曾说过：“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1、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2、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3、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4、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一些人自私自利，还煞费苦心地阻扰在一个民族内部实行联邦制的民主统一！看看欧盟这个不同民族的全欧联邦的雏形吧，其货币已经统一，欧洲议会已经开始运作，《欧洲宪法》也在欧洲人民的酝酿之中。由此可见，欧洲会民主统一,亚洲也会民主统一,万物归一，人类也终将会民主统一成一个国家而完成世界大同。虽然会遭到独裁者们的阻扰，致使世界统一的道路曲折，但是政治文明势不可挡。因为，只有世界民主统一, 人类才不会有领土、领海争端，才不会有战争，才能真正长久和平，才能将用于国防的开支全部用于人民的福祉。（如果世界民主联邦统一，中国人最得利，因为华人最多。）

解铃还须系铃人。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完成祖国民主统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政权垄断事小，民族统一事大，中华民族的大好前程不能耽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国家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国家立刻就统一了。”言必行，行必果。一诺千金，言而无信，百事皆虚。官者无信,人民不幸。人无信不立,地位显示人格。荀子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中华民国的右派大佬，上台后华丽转身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左派大佬，大肆诱捕、打击曾经跟班的右派，这样的变脸着实令人唏嘘！由此可见，政治人物既要有好的良心，更要有远见卓识，才可能建立好的制度。在野时武装争民主，执政时就要搞民主，不要时位之移人,不要自食其言，让全世界笑谈!真金不怕火炼，有本事的人怕什么？不会那么窝囊，怕竞争，怕下岗，不敢接受人民挑选？毛泽东带领部分人民从国民党手里武力夺得政权，那么多人崇拜他，如果实行民主选举，人民肯定会选他，而不会选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面对遭受几千年政治灾难的中华儿女，面对世界政权公有制的浩荡潮流，君子坦荡荡，执政何须霸王硬上弓？！真经一幅字，假经万卷书，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爱因斯坦说过：“在真理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为了“金饭碗”，不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她。待到秋后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断送了国家，直接出卖了民族利益”。普京曾多次指出:“我们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俄罗斯人民的选择是最好的回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国民党为维护政权的垄断而发动内战的悲剧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霸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迟早祸国殃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人们最崇拜的是一个良好而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们最向往的是一个文明而强大的国家。否则，劣币驱逐良币，良“禽”只能择木而“栖”，富人与高学历的人才就会逐步移居到对内文明的国家，而该国内部只会越来越贫穷落后！骗得了一时, 骗得了一世吗?骗得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骗得了整个世界吗?你可以在一个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某些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所有的人。存在决定意识，说一套做一套, 地球人不是不知道!

不丹在幸福指数上排名世界第八,令世人惊叹的是, 人民对于国王有充分的依赖和信任，并不要求实现民主制度。但是，治国之道，存乎在辛格·旺楚克国王的一心，他主动放弃权力，推行全民选举的民主制度。他说:“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而民主制度则可以保证人民有权让不善的国王下台，从而维护民众的利益。”由此可见，专制与否，民主与否，政权私有与否，政权公有与否，仅仅存乎一心，哪里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海上升明月，百年待此时。成功始于觉醒，行动出于智慧。有智者，事竟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总有值得中国学习的老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山之石，也可攻玉。在国际上，我们要努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批评那些既不拜师又想学师傅先进的手艺既不尊重师傅忘记师傅恩惠还常谩骂师傅还想在师傅那里买他最想要的东西便于自己以后打倒师傅的人，特别是批评那些把恩人当仇人、把仇人当恩人的人！中国可以批评世界，世界同样可以批评中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则改之，无者加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近朱者赤，近强者强。科学没有国界，真理没有国界。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幸福的国家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于“个人”，不能因为有些学生“学而不诚、学而不全”造成一些错误，就去怪罪和否定“老师”。金无足赤，不能求全责备。但是，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世人不可欺，优劣自分明。

知识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使得人类智慧傲世群雄，使得人类可以主宰世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不改邪归正，路见不平，早晚必将引起他国人民拔刀相助，甚至群起而攻之。一个民族想要改变命运，崛起于世界，那么他的思想绝不能落后于世界，他的制度必须令世界人民神往。相反，一个常犯低级错误又容不下他人批评的公私颠倒的社会制度，一个在自己国家内部搞霸权主义的制度，一个只符合统治者权利的社会制度，一个损害本国绝大多数人民权利的社会制度，违背本国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社会制度，一个违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意愿和价值观的社会制度，不尊重知识，不吐故纳新，固步自封，把谬论当思想，劣胜优汰，社会严重不公，以为拥有了核武就可以把人民的自由、民主挡在国门之外，甚至与野蛮为伍，与世界政治文明为敌，图谋野蛮征服文明，以剥夺世界人民的自由、民主，把官僚“无法无天”的自由权利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来实现所谓的“民族（实际是官僚集团）崛起”，不过是痴人说梦，只会独立寒秋，招到世界人民的群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