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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九年六月四日，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David Pilling
采訪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访谈中，黄亚生对中印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黄亚生在此特别反驳了"民主妨碍发展"，极权调控经济有优势的观点。
黄亚生认为，"民主妨碍发展"的观点得不到任何经验和数据的支撑，一个集权政府做坏的决策可以和做好的决策一样快速。民主政府做决策时慎重而缓慢，这才可以避免他们仓促地做坏的决策。事实证明与这种论点正相反，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总是伴随着政治的透明和开放。印度政治表现最糟的时候，正是她偏离民主的时候。
黄亚生的访谈简单易懂且说明问题。极权政府在调动国家资源时确实非常快速，它不需考虑保护人权，不需要虑保护环境；不惜浪费国家资源，更不惜快速做出坏的决策。这种快速动员和决策的背后是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浪费。中共极权政府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证实了这点，它的肆虐成灾的豆腐渣工程给人民造成的危害，以及中共极权统治的腐败造成的高昂的统治成本都说明了它的经济发展的效率的低下。中共极权经济的表面繁华是建立在对本国百姓的残酷压榨和抛弃百姓社会福利的基础上的。
什么是有效，通俗简单地说，就是避免浪费，不走弯路。
中国经济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屠杀以后就走上了不惜破坏环境、不惜破坏人权、不惜浪费资源的"三不惜"的歧途，而且已锁在这个歧途上难以自拔。
如果现在还有人说，极权制度可以快速发展经济，那只能说明他自己的无知。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先生在北京外语学院回炉培训时就听说了年轻有为的黄亚生，二十年后他果然不同凡响，在中国众多附庸的经济学家误导民众的危言耸听声中，发出他有理有力的独立声音。
二00九年六月十日于芝加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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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9 05: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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