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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29日，中午过后不久，我和几百名劳教丶劳改犯一起在农场收割小麦。骄阳似火，汗如雨下。忽然，值日队长通知我去和一名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我心里有点打鼓:人事干部找你往往没好事。来人是一个中年男子，身穿短袖白衬衣和草绿色军裤，蹲在打谷场边上的树荫下。他用近乎正常的声音招呼我：
"巫宁坤吧？你生病了，对吗？现在怎么样？"
"好一些了，"我含糊地回答，还不知他的来意。
"那就好。农场领导决定让你回家，保外就医。革命人道主义
，你明白吗？"他用官腔宣布。"你现在就回队部去，先把帐结了，然后收拾行李。明天一早，总场有大车送你，还有其他几名保外的，一起去火车站。明早八点整，你在分场大门口等着。人事科有人来发给你一张火车票。保外期间要好好表现，明白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什么话要说，只含糊地说了声"谢谢"。事情的变化来得突然，虽说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却也简单得不可思议。复杂的感受让我不知言从何起。"你回家，保外就医。"那么简单，那么说一不二，正如当年不经审判一下就罚我无限期的劳教。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听任社会主义政治风云的摆布！自从那个四月十七我被押上囚车之日，三年多的黄金岁月被糟蹋了。我无日无夜不梦想释放回家。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亲人身边，可是又觉得前途茫茫。会思想的芦苇连思想也不会了。我疲惫不堪，连怨恨的力气也没有。我只想摆脱几个月来如影随身的死亡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同班的难友，爬上大车，从人事干部手里接过一张硬席火车票和保外的文书。我必须在天津换车，于是我下车后坐上一辆三轮车直奔幸福里岳母家。熟悉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似乎不真实。我真的是在生者当中吗？在胡同口，我撞见了怡揩的一个侄儿，四年前最后一次见面他才六岁。他没认出我，正如不久前一丁来探监时背给我听的那首唐诗里说的，"儿童相见不相识。"他一定给我的囚首垢面吓坏了，一认出我来就飞奔回家，用最大的嗓门儿喊道："老姑父回来啦！老姑父！"我的岳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泪流满面，马上就去给我泡一杯热茶，老人家知道我爱喝茶。我告诉她我是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家，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怡楷的众位兄姐看到我的惨状都流泪了，但庆幸我活了下来，又放了出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说大家给我送去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救了我的命，想让老人家感到欣慰，反而又引她流泪。当时一毛住在大姨家，就在附近，三姨去领她回来。我女儿起初不认识我，过一会突然想了起来，一下扑到我怀里："你是爸爸，妈妈带我去那个好怪的地方看你。噢，爸爸！我不让你再回那个可怕的地方去！"我答应她我决不回去，姥姥听着又流泪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给怡楷发了个简短的电报，告诉她我四号到家，然后就先搭火车去北京看望老母和妹妹。那天正好是"七一"丶中共的四十大寿。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相形之下，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国的侏儒。我想起五年前我从观礼台上遥望他踌躇满志向广场上狂呼"万岁"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又想起一年后他用"阳谋"坑害了无数知识分子，两年后又搞"大跃进"，不知又害死了多少人。一座座新建的高楼正面悬挂着红彤彤的条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伟大丶光荣丶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和公车上面有菜色的乘客丶沿街食品店里空空如也的橱窗，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想起十年前初次来到这座古城新都时犹如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土的感受。现在我觉得更像一个从死亡归来的游魂，我口袋里的保外文书把我和首都的芸芸众生划清界限。这些好人会怎么想，若是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件？他们会不会，像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那个小城镇安分守己的居民看到新释放的犯人华尔让的黄护照时那样，吓得退避三舍？或者，他们会不会，像小说中那位慈祥的主教那样，为一个"危险的犯人"提供食宿？幸好我不需要到一个小旅店去求宿，而受到老母和妹妹泪如雨下的接待。
我们之间没有多少话要说。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活着来到她们面前，这就够了。其余的就意在不言中了。下午，他们陪我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去散步，离半步桥也不远。我一点也不"陶然"，只能和亲人一起欢庆我从死亡的阴影里归来，明媚的阳光闪耀着新生活的希望。
7月2日，我搭一班早车回天津，当天又搭夜车去合肥。那是我先母的故乡，我仿佛又要回到黑暗的子宫，从头开始生活。7月4日中午到达，我走进候车室，拖着我的行李和两条浮肿的腿，汗流浃背，倒坐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等了几分钟，只见怡楷急匆匆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是你终于回家了，我太高兴了。小丁丁着急等着再见大爸爸哩。"我盼星星盼月亮等这个团圆的时刻，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年离别，受苦受难，我们俩又在一个新城市来到一起。我心潮起伏，如果我开口说出我的感受，我一定会放声痛哭的。我只轻轻地说："终于回家啦！"怡楷见我热得累得不行，又跑出去给我买了两根冰棒。然后又跑出去雇了一部双座的三轮车。等我吃完冰棒，我俩就坐上三轮，在灼热的阳光下前往安大校园。一路上，她告诉我，她好不容易才请下假来接我，部分原因是我的电报没有签名。我咕哝道："省几分钱买根冰棒。"她说："我理解。但是他们看事情总不一样。我的顶头上司‘小辣椒'质问我：‘你怎么知道电报是你爱人发来的？他在接受劳动教养，是不是？他怎么可能突如其来就来这里？逃跑还是什么？你不能借口有一份没签名的电报就请两个小时的假。上个月你刚去看过他，超了假。上次小组批评会上，你答应弥补损失的时间。现在你却又要去逛荡了。'我走投无路，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一个党员干部求情，答应他如果接不到你我晚上加班。他们处处给我颜色看。但是我真开心，我那次深入虎穴不是劳而无功。"
两间小屋子比"栗子壳"大不了多少，但是我自视为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因为我又和妻子丶儿子在一起了。不过，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上午，怡楷带着我的保外就医证件去保卫科给我报户口，却被复员军人史科长拒绝了，他说材料不够，必须有更正式的文件和我的人事档案才能申报户口。如果月底以前收不到材料，我就得回劳改农场去，否则就作为逃犯送交本地公安部门。怡楷问他公家是否可以给农场发个电报索取有关材料，史科长驳斥道："难道你认为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专门发电报帮忙把一个罪犯留下来？"外语系领导的意见也一样。走投无路，我只得起草一份给农场人事科的电报，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又不得不写长一些，由怡楷自己掏腰包去发了，希望能让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主义挪动得快一些，不致误了史科长任意规定的期限。在等候发落的期间，我常做恶梦，或是被当做逃跑犯五花大绑押解到一个边远的新劳改营，就像兴凯湖放猪的小陈那样，或是用华尔让的黄护照到了一个法国小城镇被赶进狗窝。这种提心吊胆的等待毒化了我们团圆的喜悦，直到月底最后一天，保卫科科长才不经意地告诉怡楷我的材料都到齐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材料早在我到达后几天之内就寄到了。可是科长大人故意把我们蒙在鼓里，作为对阶级敌人进行的无止无休的神经战的一部分。
每想到华尔让出狱后处处受到歧视的悲惨遭遇，我就很不愿意在安大校园里抛头露面，只得"深居简出"。后来，经不起怡楷再三再四催我尽快去看病，一周之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到卫生科去求医。一路上，对面走过来的人瞪眼看我，满脸惊愕的神色。到了卫生科，一位医生轻而易举就诊断我患有严重浮肿和肝肿大，随即开了处方：维生素乙1一瓶丶白糖一斤丶黄豆一斤。我向医生致谢，因为我知道这些正是我需要的，而到黑市去买要花很多钱。不料，等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女药剂师盯了我一眼，跟我要医疗证。她轻而易举就弄清我的身份，顺手把处方撕得粉碎，扔进字纸篓。
为了补充我配给的山芋乾丶玉米面丶高梁面，怡楷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市内的食品黑市去找便宜货。当初关在农场，我还能靠自己劳改所得养活自己，每月还能省下几块钱。现在说起来是"自由"了，其实只是挨饿的"自由"。我成了怡楷"养的汉子"。要养活一家三口，她不得不计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钱。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除去房租丶粮食定量丶水电丶家具租金丶幼儿园学费丶一丁医疗费丶工会会费等等，就所剩无几了。靠宁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我们可以从黑市补充一些植物油丶鸡蛋丶红糖丶大米，和少量猪肉。鸡蛋一般要卖六毛钱一个。有一个星期日，怡楷从外面采购回来，用一条手绢包着四个小鸡蛋。她高兴地说："一块钱四个，真便宜！丁丁，今天中饭可以吃炒鸡蛋啦！"一丁高兴极了。没想到，她把鸡蛋往碗里打的时候，一股臭气冒了出来。一丁大叫："好臭！好臭！"他妈急忙走出去，把臭东西倒进垃圾桶。"你这坏蛋！你这坏蛋！"她咕哝道，仿佛在责备一个看不见的人影。
后来，我稍好一些，可以骑我们当年在天津买的那辆旧英国自行车出去，我也偶尔去逛食品黑市找便宜货。看到白面花卷和熟肉，我馋得口水直流，可是我只买得起一毛钱一根的小豆冰棒，在寒风中解馋。还有一次，碰上一个小贩兜售一筐又大又红的苹果，我马上想起在北京动物园一丁被大象卷走的苹果。小贩叫卖道："大苹果一元一个，又脆又甜，真便宜！"我对自己说："你一定得给他买一个。别舍不得！"这价钱让我发憷，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掏出了一张一元的票子。一丁一拿到苹果就欢喜得直喊"大红苹果！好香啊！"他咬了一口，我急切地问他："甜吗？"他咕噜道："甜倒还甜，就是味道好像棉花一样。"显而易见，没有什么法子补偿他失去的金苹果了。
我的病体逐渐复原。为了减轻怡楷的负担，我也学着做一些家务事。最难的活儿是用旧报纸和劈柴生煤球炉，需要的时候把火搞得大大的，晚上把火封起来过夜。我往往要搞两三次才能把炉子生着。做饭需要好火的时候却往往看不见火苗，不管我怎样用我们的破巴蕉扇拼命煽。有时，一早起来，发现炉子没有一点热气，我的心也就凉了，如同在劳改营发现一个长期挨饿的难友在夜间熄灭了生命的火焰。碰上这种情况时，一丁就从他每月半斤的"儿童饼干"定量中带上几块去上幼儿园。怡楷干脆"枵腹从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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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4 2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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