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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在即,上海或跃在渊。
类似奥运之于北京,上海亦欲以世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的奠基礼。
遗憾的是,历史曾经给予了上海机会,但上海没有抓住。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来说,上海离中国经济中心和远东经济中心,已渐行渐远。
上海对于"远东经济中心"的记忆,更多的应源自民国时期。不过,这种地位,乃是特殊时势造就。
由于港口位置优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成为对英国通商口岸之一,后来,列强相继在沪设立租界。租界的存在使其未被战火所波及,并享有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中心。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超越香港及东京,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
同时,上海离民国时期的首都南京很近,当时民国政府实际实行双都制,南京为政治首都,而四大家族所掌控的几大银行的总行无一例外的都在上海,上海是事实上的经济首都,集合了当时的全国经济资源。
但是,随着时世的变化,上海逐步失去了优势。
新中国将都城由南京改为北京,且以天津为其屏藩,上海不再有民国时期独大的地位。而在毛泽东时代,上海虽仍被"计划"为中国经济第一重镇,但中国发展遭遇长期停滞,矮子丛中,岂有巨人?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GDP排名中,东京高居全球之冠,首尔、大版、京都、横滨、名古屋、北九州、香港等亚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中国台北,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事实上,随着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上海逐步衰落。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东京逐步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首都,其国际影响力远超上海。2008年,东京经济总量几近十倍于上海;70年代之后,韩国汉城(今首尔)逐步崛起,直到80年代借奥运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重要的自由港,其地位远非上海可比;随着台湾经济腾飞,台北、高雄等也成为亚洲重镇。
20世纪之初,亚洲唯东京、上海、香港;21世纪之初,却已是群雄竞起,上海虽被着力打造为东方之都,但其中心地位被稀释殆尽,光芒逐步暗淡。
在国内,上海的影响力亦被日益稀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均已启动发展步伐,而这种自发的、内驱式的发展,其动力和持续性,远胜于行政力量的计划安排。
在改革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机,直到1992年才开始真正改革,不仅落后于深圳及珠三角、长三角其它城市,甚至滞后于一些内地城市。珠三角的崛起,使当时的经济中心从上海转移到深圳、广州等城市。
而长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上不仅没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强,反使上海的区域性中心地位有所降低。从1978以来,上海在长三角中的经济份额,从近一半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而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却发展迅猛。以苏州为例,其占都市圈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
12.19%,经济总量上仅次于上海。而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其它区域更全面超越上海。
中国区域经济的群体性崛起,以及条块式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亦制约上海成为经济中心。
虽然最近上海被中央批准为中国金融中心,但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心、央行、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均在北京,上海并无号令天下的优势。同时,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银行运作按区域进行,上海市的建设银行,并不比内地一省的建设银行级别高。
上海在今年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仅列第31位,大幅落后于中国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金融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世界上众多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均为10%以上,中国香港为14%,而上海金融业员工约20万,仅占1%。
在上海宣布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先后有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大连、武汉、西安、杭州等宣布要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
这种条块分割模式,使上海无法完成对于全国资源的吸纳,不具备利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相较上海,深圳背靠香港,未来的省港一体化,将给深圳带来巨大的机遇。使其战略纵深远超上海。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后,深圳拟将特区扩大到龙岗、宝安及光明新区,如此,深圳特区的面积将放大到现在的五倍。目前,深圳特区以全市面积的五分之一,却创造了52%的产值。以前,深圳特区有限的空间被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业区等重重分割,各地区经济模式相对独立,产业无法有效整合。一旦深圳扩区,其未来释放的能量将是庞大的。
目前,香港与深圳两地面积3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多万,两城联合,将解决彼此战略纵深问题;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的金融业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已达9%,深港在金融方面合作前景广阔;香港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90%,为全球主要城市中占比最高的,而深圳发达的制造业与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产业,与其正好形成产业互补;深圳的企业在国内富有竞争力,而香港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深港一体,将使深圳更具全球性的影响力。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将使深圳成为物流中心的设想变为现实。
在软件方面,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誉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拥有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自由港的身份与体制,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人员自由迁徙,全球资讯无障碍流通。深圳一直在管理模式上向香港学习,是内地在管理模式上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这种优势在全国独有一无二。一体化的深、港比上海更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分庭抗礼。成为新的特大国际都市中心。
珠三角9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份中,不仅地域连接,发展水平接近,而且有较相近的产业基础,最容易实现一体化。而长三角16个城市分布在江、浙、沪三大省级行政区域,行政协调成本相对偏高,甚至很多城市与上海之间充满同质化竞争,部分中心功能被分流。在引用外资方面,苏州直逼上海,宁波则一直希望在港口航运方面与上海平起平坐。在对民营企业的吸附能力上,长三角城市远超上海。从上海迁走的众多民营企业,大部分搬到这些周边城市,杭州、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其省域中心地位,亦将削弱上海的影响力。
某种意义上说,深圳不仅与香港之间存在互补,亦与珠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的东莞、惠州形成互补。而深港中心,与广佛中心,珠澳中心形成的珠三角中心,又形成了全国的辐射与产业互补。如此,则深圳形成了三重战略纵深,在全国的自由经济竞争体系中的作用,非任何城市可比。
不过,正如日本抓住欧洲短期衰落而美国崛起的机会,以融入美国经济体系而崛起一样,中国的崛起,亦将使一大批城市成为潜在的中心,而上海作为呼声最高的城市,其空间巨大。
上海的未来发展,除建成金融中心等发展大战略外,更需要是"软"略与远略。
如在城市定位上,上海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社会及经济综合改革受到制约,未来或可通过主动降低城市行政级别,获得相应活力;而在社会流动性、活力与创造力方面,上海亦可部分趋近深圳,在全球及中国范围,无论美国当年的崛起,或者深圳的崛起,大量的移民以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都将培养一种多元而广博的现代文明,对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起到巨大作用。民国以前的上海,同样也是一个移民之城与活力之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突破,无论是成为金融中心,还是解决"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的困局,市场化都是上海未来久远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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