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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每10年为一个阶段，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犯罪，都会从局部开始一次质变。“在我记忆里，‘文革’后最早提到黑社会的是彭真。”上世纪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的董仲行，这样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SIZE=-6](博讯 boxun.com)
70年代末，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曾经因高压管制而稳定的社会治安迅速恶化。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万起为基数，至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10万多起。城市中的团伙犯罪尤其突出，多次出现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1979年9月9日，数十名犯罪分子在上海控江路当街抢劫打砸过往车辆，随后攻击民警并将一名女青年的衣服扒光。
两天后，40多人在天津窜扰32条街巷，封锁道路并实施打砸抢。30周年国庆后的第9天，数名犯罪分子在北京核心城区连续抢劫3起。针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刚刚复出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在1980年前后的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小型会议上指出，当时的犯罪团伙就是黑社会。
与今天不同，80年代初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经济利益结合得并不紧密，“还是以流氓团伙为主，抢劫也是出于经济目的，但还是有很大不同。”董仲行的同事、曾任负责经济犯罪的刑侦局副局长的刘德仁告诉本刊记者。为解决80年代初严峻的治安形势，1983年，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要求下，全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严打”。其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
在运动的第三年，即1986年3月，公安部明确把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列为最主要的三个打击重点之一，是为全国一次打黑行动。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在锦州破获了一个5人犯罪团伙，其中4人是铁路公安民警和保卫干部。8年时间内，这些人结伙作案38起，单位领导全然不知。它预示着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中，存在警匪勾结这样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每10年为一个阶段，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犯罪，都会从局部开始一次质变。“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何秉松说。
“黑社会”的提法太“大”
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了一段黑社会犯罪的空白期。一方面由于物资匮乏，遏制了以攫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在普遍贫困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缩小了人们之间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消除了人们结成犯罪帮派、谋取非法利益的动因。此外，强有力的管制，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发生，“应当强调，当时干部和官员的廉洁，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性，对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产生，也有不小的作用。”何秉松说。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治安形势也在变化。仅在1979年8至10月的两个月间，北京、天津、上海就发生凶杀案99起，强奸案141起，抢劫案616起。“当时主要还是浮在社会上的坏人，他们也是打击的重点。‘严打’初期取得那么大成果也是这个原因。”董仲行说。对于“黑社会”这个说法，公安部内部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样讲太“大”了，应加以限定，即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当时并未公开。
董仲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们认为，黑社会组织的危害性要低于严重暴力犯罪团伙。这一判断来自国外经验。比如在日本，黑社会组织如果不犯罪，警方并不进行打击。何秉松也认可，这一时期只存在少数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在南方，随着边境的开放，港澳黑社会分子开始向内地渗透、吸收成员。到1982年，深圳已查实黑社会组织成员76名。1989年，深圳查获潜入的港澳黑社会组织46个，成员280多人。
港澳黑社会组织的进入，使内地松散的犯罪团伙开始具备完备的组织结构。在深圳查获的一个以青少年为主的团伙，有10条帮规，设“帮主”1人、“护法”2人、“少爷”7人，由“少爷”分别负责7个“堂口”。境外黑社会渗透与境内犯罪团伙，成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源头。1982年，深圳市颁布了《关于取缔黑社会活动的通告》，这是中国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黑社会”这一概念。
首次公布黑社会性质犯罪情况
因为造成治安情势恶化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发展，第一次全国“严打”高压态势下治安情况的基本好转，成了暂时现象。公安部门的公报显示，1987年起，全国刑事犯罪发案数逐年激增，1990年查获犯罪团伙数量和团伙成员，较1986年都增加两倍多。“这种形势加速了犯罪团伙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转变，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1989年和1990年，是这种变化的转折点。”何秉松说。
1990年，中央政法委指出，“犯罪团伙急剧增多，并且愈益向黑社会组织演化”，“较之1983年严打前的流氓团伙，危害性明显升级”。这一年，哈尔滨公安机关查获了“乔四”等三大集团，这也是中国第一批被公众熟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乔四’集团是一个典型。”刘德仁说，过去查犯罪团伙，没有人想到保护伞。“以暴力为主的流氓集团想进一步壮大，就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实力；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后台和保护伞。”查办“乔四”案时，有62名公安民警涉案，其中处级、科级干部各5人。而三大集团中也不过只有47人被处以刑罚。
“乔四”案进一步警告着警匪勾结、涉黑腐败在日后的泛滥
面对日趋严重的团伙犯罪，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犯罪，1992年6月，公安部负责人在谈话中指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犯罪团伙正在向黑社会组织演化的趋势。他们内部组织越来越严密，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实际上已经成为现阶段社会条件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这些团伙犯罪的新特征，已与80年代以暴力犯罪为主的团伙犯罪有很大区别，并成为90年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要特点。当年10月，公安部专门召开了打击团伙犯罪研讨会。据刘德仁回忆，这次会议确定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6个一般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经济实力、寻求保护伞。这些特征，也成为其后若干年中国警方界定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根据。
1996年4月，中央再次开展“严打”。根据后来公布的成果，4个月查获犯罪团伙13万多个，成员67万多人；其中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900多个，成员5000多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布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破获的台湾“四海帮”黑社会组织渗透案。该帮会策划将总部迁到上海，并为此在广州、青岛、厦门等地设立了联络员。
到底有没有“黑社会”
在黑社会性质犯罪日益猖獗的情况下，有关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的争论，始终未息。1995年5月，在公安部“有组织犯罪理论研究小组”成立会上，不同意见者争论激烈。何秉松等人认为，不能排除中国出现典型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犯罪的可能。会后，两方都通过著作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年年底，由辽宁省公安厅、公安部第四所研究合作的课题《国内有组织犯罪及对策研究》出版。
这部书的作者认为，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只存在“黑势力”犯罪。理由是，境外典型黑社会组织敛财的毒品、卖淫、赌博等渠道，在中国不可能公开化，黑社会组织就无法凭借经济实力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境外多党制促使政治派别借助外力，使黑社会组织容易向政治领域渗透。而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体系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此外，中国传统上对非法组织的敏感等，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黑社会组织。而在何秉松一方，由多位法律界专家及中国公安大学有关人士组成的课题组，出版了《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该书预测，2000年以后，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向黑社会犯罪组织转化，并最终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组织。
何秉松警告说，香港、澳门警方都曾一度低估了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性，纵容了黑社会势力的发展，以致造成严重危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最初对猖獗的黑帮活动也进行保密，没有公开揭露和打击。这些都在客观上助长了黑社会势力的发展。
在争议中，公安部刑侦局于1993年成立了有组织犯罪侦查处。现任刑侦局局长的杜航伟就曾在90年代后期担任该处负责人，并督办了张子强跨境黑社会犯罪集团等大案。刘德仁告诉记者，过去不同性质的团伙分归刑侦局的不同处室负责。如贩毒为主的归禁毒处，经济犯罪归涉外和经济犯罪侦查处，暴力犯罪团伙划归刑侦处。后来针对前两种犯罪先后独立组建了禁毒局、经济犯罪侦查局。
有组织犯罪侦查处的成立，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为代表的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条件。在以后的全国性打黑除恶斗争中，各地陆续组建了隶属于刑侦部门的有组织犯罪侦查队。
局部出现“黑金政治”？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年，全国犯罪发案数为367万起，比1999年增加63%。河南商丘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该市公安局长写信，称如果公安局开始打黑，他就在10天内取对方的人头。2000年12月，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70年代以来首次开展大规模全国性打击涉黑犯罪。
“恶势力”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警方在实际斗争中对大量案件概括出来的概念。虽然对“恶势力”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但在警方的讲话中，一般将其认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盟军和后备军。4个月内，全国查获黑社会性质组织695个，公安部挂牌督办109起黑恶案件。令人意外的是，在此期间全国治安情况仍十分严峻，刑事发案率继续上升。
2001年4月，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开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对开展新一轮“严打”提出明确要求。会后，再次开展了以综合整治为目的的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全国治安工作会议，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首次。2002年3月，中央政法委要求深入推进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把打黑除恶作为“严打”的重点。
2006年，中央政法委启动新一轮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并持续至今。而在2000年后，不仅没有进一步确定“黑社会组织”，仍有许多声音支持“否定论”，并且强烈主张公开宣布境内不存在黑社会，制止在媒体过多使用黑社会字样。对于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董仲行觉得，其危害已经远远超过严重暴力犯罪集团。
在第三个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以腐败导致的官匪勾结，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何秉松认为，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政治权力与犯罪势力的勾结，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极少数官员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
“虽然现在这还只是个苗头，但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在下一个十年面临的主要问题。”何秉松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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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31 21: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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